1951年，保守党重新上台后，保持了福利国家的各种特点，随后数年，保守党和工党的观点越来越接近。这无疑证实了人们先前的忧虑：选哪个党实际上都一样。这样，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幻灭感更加强烈。这种情绪在年轻人当中大有突出。因为他们感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在社会上愈来愈袖手旁观，在原则上抱不合作的态度，对国家、教会和社会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们对现状无可奈何地承受，不想再提出创造性的建议。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愤怒的青年”对待现实的态度和创作无题。
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也加深了普遍的怀疑情绪和个人无能为力的感觉。当国家与国家之间采取暴力行动时，一切抗议和道义都失去了意义，显得苍白无力。
在英国本土上，人们不断地对原子武器竞赛提出抗议，最终发展成为在阿尔德麦斯登的首次游行。参加者都以个人名义出现，而不是作为任何政党或政治团体的成员。在他们看来，消极抵抗不失为发泄愤怒的一个合适而切实的方式。这些以及其它一些事件，有助于形成一种舆论的气候，对青年作家的创作发生影响，其作品中浓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就是这些事件的产物和反映。另外，这些青年作家的初步成就显然也得益于此。
断代的真空：对新文学的呼唤“愤怒的青年”的产生也有其文学自身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老一代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W·B·叶芝、弗吉尼亚·伍尔芙和D·H·劳伦斯先后辞世，给英国文学界造成暂时的真空。其他一些二战前后就一直在创作的作家由于对时局认识不清，造成精神上的迷惘，失去了创作导向和充沛的创作才智。这一类作家的代表是奥登。
奥登是二十年代后期就在牛津崭露头角的诗人。他在政治上左倾，这使他在后来的西班牙战争中热情地站在革命派一边。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时，奥登在失望之余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随后，探求成为他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即追求未知的、未经探索的未来。在代表作之一《忧虑的时代》中，他又把探求的主题扩大到包括整个人类。诗中的无休止地进行探索的流浪汉是个象征性的人物。他对上帝的信仰使他从拯救中获得了解放。总之，到五十年代初止，奥登已由当初的热情的革命诗人演变为对人类心灵、命运、未来等重大主题进行探寻的、颇具哲理意味的诗人。
长期以来，人们对乔伊斯、伍尔芙所首创并提倡的“意识流”小说由新奇、喜欢进而厌倦。英国文坛竞有一种观点，认为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和伍尔芙的 《海浪》给英国文学带来了灾难。由于奥登与乔伊斯等的意识流小说所探寻的主题大致相似，所以，他的作品在当时也并不为人所欣赏。以一种新的文学来刺激受“意识流”控制而形成的沉闷局面，已成为英国文学民展的趋势和要求。在此背景下，“愤怒的青年”的产生就是必然的了。
实际上，“愤怒的青年”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倾向都是强烈的反驳。它以轻松、明快和现实主义子法进行创作，与“意识流”小说一味地沉溺到心灵的深渊里去相比，更容易为大众所欣赏和接受。在创作题材上，“愤怒的青年”与前代的作家有很大不同。他们表达因国家的文化不能代表他们的社会阶层和他们自己生活的经历而产生的愤怒和幻灭感。他们都强烈地反对“知识分子”文学，认为它们都是虚伪的赝品；他们嘲笑所有形式的文体探索，认为文体太复杂则会闭塞，与实际生活脱钩。他们与“奥登一代”不同，没有强烈的政治信念，而只是因为英国新的社会体系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个完美、没有阶级、他们能够生活的社会而感到不满和愤怒。
绝望的呐喊，幻灭的呻吟
—— “愤怒的青年”的艺术特征
英国文学是世界文学艺术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日不落帝国”一样，它也曾拥有光辉灿烂、群星闪烁的历史。数百年来，许许多多的英国卓越的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大师们纷纷登上舞台，独领风骚，演出了波澜壮阔的话剧。他们不朽的著作不仅是欧洲，而且是世界文学长廊里的奇葩，莎士比亚的“说不尽的”戏剧创作，十八和十九世纪笛福、菲尔丁、狄更斯、哈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和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以及本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艺，都给当时及后来的欧洲和世界文学艺术的发展以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是人类共同文化的一份绚丽多姿、光彩夺目的宝贵遗产。“愤怒的青年”就是在继承和发扬英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和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和社会应适而生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愤怒的青年”——一个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在英国崛起。这个流派的代表作者是一群年轻人，他们或来自小资产阶级、或出身于工人家庭，大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前线渡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但是，战争的结束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冲突和暴力仍威胁着世界。大英帝国在重要困难和压力下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长期以“老大”自居的英国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国际地位的下降，在外交、家事等方面，处处从属于美国，这种心理失衡是难以承受的。人们在战时憧憬的幸福而美好的新社会并没有实现。因此而产生的幻灭感，对现状无可奈何和个人对命运无能为力的情绪，弥漫整个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趋同，更是激化了这种幻灭情绪。
统治集团对战后年代的种种残酷现实可以视而不见，而只是乞求为自己保存一个安乐窝。年轻一代的反响都截然不同，他们在幻灭和绝望之余，以特有的猛烈势头揭露时代问题，加以抨击。这些对现存的权力机构激烈批判的青年作家们就被称为“愤怒的青年”。不过，他们的抗议往往出于个人的绝望和不满，而且掺杂着某种程度的自我怜悯。他们大多受过大学教育，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社会地位。一方面，他们与原先的家庭环境的感情纽带已经破裂；另一方面，他们的教养与性情又使他们不能在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感到自由自在。因此，他们对顽固坚持阶级差异的社会表示愤怒，对周围的一切都表示不满。他们拒绝接受传统的道德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价值标准使人们看不到自己的潜力，并且阻碍了自我发展。他们还感到，在一个被市场的价值标准和因循守旧的压力所包围的世界中，个人的主动性很少有发挥的余地，这一类作品的主人公极端反对政治，在他们心目中，政党和政治是这可憎的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属于“愤怒的青年”这类文学的小说和剧本，虽然对当前的问题提出了完全幻灭的看法，但由于他们在情感方面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经久不衰。
首先适用文学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的作家是约翰·韦恩。195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发泄“愤怒”的作品《误投尘世》（也译《每况愈下》或《大学后的漂泊》），接着，金斯莱·艾米斯也于1954年发表了《幸运的吉姆》。这两篇作品都被视为“愤怒的青年”的开山之作，1956年，青年剧作家约翰·奥斯本的剧本 《愤怒的回顾》在伦郭皇家宫庭剧院上演时，引起强烈反响。观众甚至将帽子抛向空中，向作者致意。上演后，批评家称誉这个剧本是“力图改变近代许多行之有效的标准”的杰作，是“时髦的骚动”、时代的象征，是戏剧界“近十年中最令人激动的戏剧”。至此，“愤怒的青年”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个流派也实际上宣告形成。此后，这种“愤怒派”文学在英国便形成了一股锐不可挡的潮流，作家、作品纷纷出现，场面红火、壮观。这时的作家作品有约翰·布莱恩的《上层的空位》（也译《向上爬》，1959）、爱伦·西利托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长跑运动员的孤独》、戴维·斯杞利的《运动员生活》、基恩·沃特霍斯的《说谎者比利》、安·杰里考的《我那疯了的妈妈的游戏》 、希拉·德拉尼的《初尝甜蜜》、彼德·沙弗的《五指练习》、伯纳德·科普斯的《斯特普尼·格林的山庄》、阿诺德·威斯克的《鸡汤加大麦》等。
1957年，伦敦一家出版社把8位“愤怒的青年”作家的8篇文章汇集成册，以《宣言》为书名出版。编辑在序言中说：“一群年轻而多方受到压抑的作家突然冒了出来，他们力图改变近代许多行之有效的标准。迄今还没有批评家对他们加以估价，或者客观地把他们联系起来。”《宣言》中收集的8位作家是：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科林·威尔生、约翰·奥斯本、约翰·韦恩、坎纳南·泰南比乐·霍普金斯、林赛·安德生、斯图亚特·霍尔洛德、这些人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作家，就是“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作家了。《宣言》无疑是起了一个把“愤怒的青年”组成一个团体的作用。因此，《宣言》也可以说是“愤怒的青年”的宣言，它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流派达到了自己的鼎盛时期。“愤怒的青年”作家们大多是出身于社会下层并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有一定深度。战后工党开始的新的社会体系虽然给下层带来了一定的经济保障和受教育的机会，但并没有给他们政治上的权利。在社会上，他们也没有影响事态的能力，对国家重大事务做出决定的权利依然属于上层社会，在文化界占据中心地位的也是来自上流社会的一些人士。“愤怒的青年”们对此愤愤不平，他们要求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们蔑视传统文化，并对之进行污蔑和攻击，称之为“腐朽的”、“猥亵的”。其实，对于社会应当如何，他们也没有更好的方案。他们的作品只是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精神状态而已。他们这种怀疑主义倾向使一些批评家认为，他们的愤怒只是出于妒忌的动机。这些作家之所以愤怒地撞击文化宫殿的大门，并不是为了摧毁它，而是为了弄出更大声响，引起更大骚动，以得到进入的许可，并使自己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可以说，这种评论是有道理的。所以，“愤怒的青年”作家们在出了书，成了名后，“愤怒”换来了荣耀的“桂冠”，不满争来了世人的称许，原有的强烈的“愤怒”与不满也就悄悄消失了。到本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文学运动在英国文学界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五十年代，在西班牙、法国、联邦德国以及北欧各国也曾出现过近似于“愤怒的青年”的流派。
关于“愤怒的青年”这一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来自于莱利·阿伦·保罗自传《愤怒的青年》，另一种认为因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而得名，我国评论界一般较倾向于认可后一种观点。“愤怒的青年”这一名称用于当代英国人说，往往指纯粹的外部的表现，指人物的行为。现在有一种倾向，即把作者与塑造的人物在一切细节上等同起来。这种倾向不利于对这些小说家的作品作出清醒的、冷静的、公正的解释。无疑，这些小说家的作品掺杂着自传的成份，但如果把这一点作为判断的唯一依据，那也是不明智的。
有人认为，“愤怒的青年”作家们在作品中表示的仅仅是不满和牢骚而已，并没有多大的愤怒，所以“愤怒的青年”这一名称并不合适。对之名人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对当时的时代和人们表示幻灭的观点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是无可争议的。我们之所以用这一名称作为对这些作家们的集体称呼，因为他们作品的中心人物都代表“愤怒的青年”这一类型。对这种类型的人物的描述尽管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现代小说中流浪汉式的“反英雄”。他们提出的抗议响亮而强烈，但很容易在无法控制的滑稽情况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这些“愤怒的青年”未能对社会的弊病作出理论上的诊断。“愤怒的青年”的文学特征是表现于社会现状的普遍的不满，对社会现有秩序的全面的攻击；塑造不满社会现实，努力跻身于上层社会的“反英雄”人物；背景多是外省，特别多是伦敦北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和乡间；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但也有受“意识流”影响的痕迹；塑造的男性形象均较女性形象坚实、丰满，但表现性行为的放纵比较常见；作品中多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美的艺术境界。
但是，尽管这些受到大肆宣传的“愤怒的青年”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享有持久的声誉，并且与他们的作品一样直截了当，给人以清醒的感觉，但他们并未使文学得到多大进展。他们的作品不乏完整性，表现有力，但未能创造出独特个性。他们把写作的焦点局限于英国社会、英国制度，这样就使小说脱离人类普遍的经验而陷于狭隘的地域性。英国人对等级观念和操纵社会制度的无穷的兴趣产生了这种纯粹以当代英国为背景的文学。这种文学是对社会的批判，但是这个社会仅是一部分读者所熟悉的社会。
无论其成就如何，“愤怒的青年”文学的出现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为五十年代声色黯然的英国文坛带来了希望与新的生机，是一支短暂的富于音响效果的战斗乐曲。为了对这一文学流派有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愤怒的青年”小说家和剧作家。
小说创作：异彩纷呈
1950—1960年是英国文学特别繁荣的年代，小说和戏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开始了一场新的文学运动——“愤怒的青年”运动。相比较而言，小说创作更是对这一文学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