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前代皇家血缘来决定,则春秋时代的杞国、宋国,同时并存；周王朝也不得不成为僭伪.而明王朝的李槃,更认为北周帝国的藩属萧岿（南梁帝国八任帝）是篡贼.一六六一年,清王朝入主中国已十八年,明王朝残余政权皇帝朱由崧（十八任）、朱聿键（十九任）、朱由榔（二十任）,尚在人间,而且仍使用他们的年号（弘光、隆武、永历）,这种情形下,谁是正统?谁是僭伪?如果以前代旧都来决定,则汉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胡夏、北魏,所拥有的土地,全是五帝三王首都所在.金帝国辖下的人民,都是汉、唐留下来的人民.这种情形下,谁是正统?谁是僭伪?
如果以后代王朝为主来决定,晋王朝既是正统,晋王朝的母体曹魏,为什么就不是正统?有人认为蜀汉和晋都是正统,可是,晋王朝政权是从曹魏那里夺取,难道变成从蜀汉那里夺取?唐是正统,唐的前代隋王朝随着也成了正统,可是隋王朝的母体北周,北周帝国的母体北魏,为什么又不是正统?有人说陈帝国是正统,又说隋王朝是正统,隋岂是因灭了陈帝国才建立政权的?这种情形,谁是正统?谁是僭伪?如果以汉人为主体来决定,爱国心切,又有民族大义,但仍陷在"统"的迷魂阵中.数千年来,都无法用它来厘定一切.后唐帝国、后晋帝国、后汉帝国的皇帝,不过沙陀民族的三个小部落,窃据巴掌般大小的土地,大家却厚着脸皮说他们是正统.自宋王朝之后,直到明王朝,百余年间,黄帝子孙,没有尺寸土地,而史学家所谓的正统,却仍然存在.这种情形,谁是正统?谁是僭伪?坚持"正统"理论的学者,不能自圆其说.
正统论所以兴起,原因有二:
其一,当时的臣属,对本国存有私心.司马光所指:"南宋、北魏以来,各国有各国的史书,互相排斥.南方人诟骂北方人‘索虏’,北方人诟骂南方人‘岛夷’.后梁帝国取代唐王朝,中国四分五裂.李存勖进入汴京,把朱全忠比做后羿、王莽,把后梁当权的年代和年号,全部抹杀.这都是偏激的自私心理,不是公正的通论."诚是真理.自古以来,关于正统的争执,莫过于曹魏跟蜀汉.坚持"首都说"的,认为曹魏帝国是正统,坚持"血缘说"的,认为蜀汉是正统.陈寿坚持曹魏是正统,习凿齿坚持蜀汉是正统.因为陈寿生在晋王朝,而习凿齿生在晋帝国.晋王朝首都是前代王朝首都,假定不采纳"首都说",晋王朝就是僭伪,陈寿所以称曹魏是正统,目的在于证实晋是正统.习凿齿时,晋王朝南渡,假如不用"血缘说",而用"首都说",则汉赵、后赵、前秦、后秦成了正统,晋帝国反而成了僭伪；习凿齿所以肯定蜀汉是正统,目的在于肯定晋帝国是正统.
之后,司马光主张曹魏是正统,而朱熹主张蜀汉是正统.因为司马光生在宋王朝,朱熹生在宋帝国.宋王朝篡夺后周,建都故都汴京,跟晋篡夺曹魏,建都洛阳,同一模式.司马光采"首都说",把曹魏当做正统,也正是使宋王朝居于正统.宋王朝南渡后,跟晋王朝犯了同一毛病,朱熹采"血缘说",把蜀汉当做正统,也正是使宋帝国成为正统.总而言之,都是为了当时头顶上君王的利益,贡献才智.清王朝在偏远异域崛起,入主中国,跟辽帝国、金帝国、元王朝,完全雷同.所以,一六四五年,清政府讨论历代帝王祭祀问题时,教育部（礼部）上书说:"宋王朝曾向辽帝国进贡,宋帝国皇帝曾向金帝国皇帝称侄,对辽、金君王的祭祀,似不应遗漏."几几乎认为辽、金是正统,宋是僭伪.由此可以说明,数千年来喋喋不休的讨论"正统""不正统","僭伪""不僭伪",都是当时的主子跟主子的奴才因缘附会,为了保护一个家族的私有财产干出的勾当.想不到时过境迁之后,作史的人仍在那里慷他人之慨,在鸡虫之间争辩,真不知道哪里来的精神.
其二,由于浅陋的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不了解经典的本意,奴性发作,并企图煽动别人的奴性发作.这批头脑腐败的学者,认为帝王者,至为神圣,一个国家,连一个时辰都不可以没有神圣,而又不可以同时有两个神圣.当大家都不是神圣的时候,在一群"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寇""夷狄"之中,必须找出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把他当做木偶一样祝贺说:"他就是神圣."当这类神圣太多的时候,则必须在其中再找出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膜拜说:"他可是真神圣."其他的则仍是"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寇 ""夷狄".
最奇异的还是,同一个人,甲史书称他是"匪",乙史书则称他是"贤".甚至在同一书中,今天称他"匪",明天则称他"贤".神圣就是神圣,乱贼就是乱贼,匪就是匪,贤就是贤.何以一人之身,同时并兼两种人格.谚云:"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才是坚持"正统论"的唯一标准.如完颜亮（金帝国四任帝）,《宋史》称他是"贼"是"虏"是"仇"；《金史》则变成了某祖某皇帝,两书都是中国史学家写的,又都列为"正史".而"诸葛入寇""丞相出师"（《三国志》）的矛盾,更不多论.像朱全忠（后梁帝国一任帝）、朱棣（明王朝三任帝）,开始时称他们叛徒盗匪,忽然之间,却成了某祖某皇帝.而曹丕、司马炎,从称名道姓,一会工夫称"公",接着称"王",接着称"帝",也不必多论.
然而,我不能不为匈奴单于挛鞮冒顿、突厥可汗阿史那咄苾之徒悲哀,也不能不为西汉王朝七国之乱的七国、晋王朝八王之乱的八王,以及刘安、朱宸濠之徒悲哀.我不能不为上官桀、董卓、桓温、苏峻、侯景、安禄山、朱泚、吴三桂之徒悲哀.我不能不为陈胜、吴广、新市变民、平林变民、铜马变民、赤眉变民、黄巾变民集团首领,以及窦建德、王世充、黄巢、张士诚、陈友谅、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哀.假使他们的运气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坐上帝王宝座,成了"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就不愁后世没有博学多才、正言谠论,倡导天经地义的史学家,不尊奉惟谨.胆敢"腹诽"（参考前一一七年）,罪状就是"大不敬".胆敢批评,罪状就是"大不道".这不是过激之言,试想一想,朱元璋（明王朝一任帝）的品格,怎比得上窦建德?萧衍（南梁帝国一任帝）的才干,怎比得上王莽（新王朝一任帝）?赵匡胤（宋王朝一任帝）的武功,怎比得上项羽（西楚王国一任王）?李存勖（后唐帝国一任帝）的强大,怎比得上挛鞮冒顿（匈奴汗国二任单于）?杨坚（隋王朝一任帝）传国的长久,怎比得上李元昊（西夏帝国一任帝）?朱全忠（后梁帝国一任帝）拥有土地之广,怎比得上洪秀全（太平天国一任帝）?可是那些比不上人的角色,在数千年历史上,居然成了神圣.我没有办法解释,只好解释为:"幸与不幸!"于是,历史也者,一场赌博,一场儿戏,鬼怪之域,势利之窝.用这种标准写历史,怎么不驱逐天下人都去当禽兽?而腐烂了的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仍大声嚷嚷:"正统也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伦,国之本,民之防."我不得不深恶痛绝这批人毒害天下,如此之甚.
不讨论"正统"则罢,一定要讨论"正统",我认为,自从周王朝之后,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正统.第一、蛮夷不能当正统,则元、后唐、后晋、后汉、北魏、北齐、北周、辽、金,一定摒弃.第二、篡夺不能当正统,则曹魏、晋、南宋、南齐、南梁、陈、北齐、北周、隋、后周、宋、唐,也一定摒弃.第三、盗匪不能当正统,则后梁、明、西汉、东汉,也一定摒弃.然则,谁才是正统?回答是:正统应以国家为主体,不应以君王为主体；应以人民为主体,不应以一人一家为主体,抛开国家而只看君王,抛弃人民而只看一人一家,就没有"统",更没有"正统".一定要确定正统的话,则应该效法英国、日本等君主立宪之国,用宪法决定帝王继承的法则.当新君即位之时,把遵守宪法的誓言,向人民宣布,而人民也接受他的誓言.这样,才不违背"多数人民产生君王"的大义,才算是"正统".
问题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何处有此?竟然有人整天在讨论统不统,正不正,我不得不怜悯他们的愚蠢,而厌恶他们的荒妄.盼望以后能出现优良的史学家,在中国人民盛衰、强弱、主奴这三方面,加以留意.
*梁启超《论纪年》曰:
有人问我:"你之驳斥‘正统论’,言之已尽.然而,传统史学家之讨论正统,用意并不一定都像你所说的那样.因为,只要有历史,必定有纪年；而纪年,必定要用帝王们的年号.因而不得不选择一个当主干,而把其他的当畸形旁支,司马光已说得十分详细."我回答说:"假定如此的话,我便跟你讨论‘纪年’."
凡是记号,目的在使人节省脑力.所以记号必须简单,不可繁杂.当各国没有交通之前,各自记各自的年,不可能不谋而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等到各国既已相通,交涉事件日益增多,而各国之年,因记号不同,遂互不相符,不但使人脑筋辛劳,且处理事务十分不便.孔丘作《春秋》,首先指出:"封国国君不可以改变年号."在于使一万种并于一种,使繁杂归于简单,含有深刻意义.
然而,一个地区之中,同时有数种纪年,固然造成困扰.就是一百年岁之内,纪年的记号不断变更,造成困扰的程度,同等严重.为什么?前一种是横的复杂,后一种是纵的复杂.中国史学家却坚持用帝王的年号纪年,岂不是认为帝王是一国最庞大的动物?问题是,帝王在位最长的,没有超过六十年（清王朝四任帝玄烨在位六十一年【梁启超计算有误,事实上在位六十二年】,在中国数千年中,独一无二）.时间最短的,有的五年,有的三年,有的两年,有的一年,甚至半年.而且,古代君王在位期间,有的能改十数次年号,乱七八糟 ,难以追究.根据《齐氏纪元编》所载年号,"正统""僭伪"加在一起,不下一千余个.单单以史学家所谓的"正统"年号,自前一四○年起,直到今天十九世纪末叶,二千年间,共有三百一十六个.现在,不妨在这三百一十六个年号里,随意找出一个,询问各位学者,恐怕学问再大的人,我敢确定他不知道该年号的时间位置.于是乎,强记年号,遂成为史学家或读者一项重要的课题,把精力用到这上面,实在浪费.
我们读西洋历史,看他们说几千几百年,或者说几世纪,一眼就可看出距离今天多少年.有人在翻译时把它改成中国年号,说"唐某号某年""宋某号某年",则茫茫然不知道它指的什么（把西文书译成中文书,改用中国年号,最没有道理.不但混乱难记,也违背"名从主人"原则.如果叙述中国历史而用西历,荒谬更不待言）?中国人熟悉中国人的符号,超过熟悉外国人的符号.可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符号,竟感到难如登天,原因何在?在于一个极为简单,一个极为复杂.只要对此了解,则用帝王年号纪年的方法,必然的不能长久存在于今天文明世界.
西方人用耶稣纪元,也不过是一千四百年以后的事.古代巴比伦人,用拿玻纳莎王作纪元（前七四七年）.希腊人开始时,用执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年作纪元,以后改用和灵大祭作纪元（前七六七年）.罗马人用罗马城初建之年作纪元（前七五三年）.回教国家用教祖穆罕默德避难之年作纪元（六二二年）.犹太人用《旧约·创世记》开天辟地作纪元（前三七六一年）.自耶稣创教后,教会用耶稣钉死十字架之年作纪元.到第六世纪,罗马一位教士,倡议改用耶稣降生之年作纪元,而今,世界采用的超过一半.这是西洋纪年符号逐渐改进,由繁到简的历程.主要的是:除非是生在极端野蛮时代,绝对没有以帝王年号作为纪年的事——当然有例外,只有中国、朝鲜、日本诸国而已.
有人问:"那么,中国当用什么纪年?"回答是:从前,上海强学会刚开办时,大书:"孔丘卒后二四七三年."当时会中一二伧俗之辈,吓得伸舌流汗,脸色铁青,惊恐说:"这是不奉本朝（清）正朔（年号）,崇奉耶稣!"却不知道这是司马迁的创见.《史记·老子列传》大书:"孔丘卒后二七五年."而其余各国各世家,都写"孔丘卒后",此司马迁开万世纪元的发明.近来经过学者讨论,认为当纪念生日,不应纪念死日.用孔丘卒年,不如用孔丘生年,而今用此纪年的,已有数家报社.见识开阔的人著书,也往往采用,势将传播天下.
用孔丘生日作为纪元,有四项特点:
符号简单,记忆容易,其一.不必阿附祸国的民贼,争夺"正""闰",其二.孔丘是中国至圣,用作纪年,使人产生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油然而兴,其三.中国历史事迹,在孔丘之后,才开始增多,所以使用方便.在孔丘之前,则仿效"西历公元前",作"孔丘公元前".好在史迹不多,不足为病,其四.有此四项优点,则孔丘纪元,足可以推行百世而不动摇.有人认为中国人是黄帝子孙,打算用黄帝纪元.有人认为孔丘托古改制,打算用伊祁放勋（尧）纪元.有人认为中国在姒文命时正式开辟,打算用姒文命（禹）纪元.有人认为中国统一于秦王朝,打算用秦王朝作为纪年.凡此等等,全都在事理上难以解释,在公义上有所欠缺,不值得一一辩驳.所以,用孔丘生日作为纪元,以后史学家应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