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指挥德军的冯·包克将军已于12月12日被免职，由利斯特将军接替。勃劳希契
则由于新近这几星期工作过分紧张而弄得身体虚弱，又因军事上的挫折和冬季装备
的不足而受到戈培尔的责备（这是通过戈培尔搞的一次最阴险的诽谤运动来进行的），
所以也恳请准予辞职。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12月19日，希特勒亲自接过了陆军的
指挥权。这一步骤，正如官方后来的通告毫不犹豫地承认的那样，乃是1938年2 月
元首接过国防部长以前执掌的权力后，开始加强其政治和军事领导地位的那项过程
的一部分。从这时候起，就军事行动的指挥而言，这个以前的伍长的“直觉”就是
法律。他以前在将领们面前有过一种自卑感。现在摆脱了这种自卑心理后，希特勒
认为他可以用政治狂热弥补起自己在军事方面所缺乏的正规训练。在接过陆军指挥
权时，他曾向哈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够做一点领导作战的工作”，但是最高统帅
所要做的真正工作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军队”。他认为没有一个将领能把这项
工作做得使他满意，这就是何以他决定亲自接过最高指挥权的原因。在他看来，要
打赢战争，没有什么比士气更重要的了，而象他在战时会议上和在公开演说中煞费
苦心地时常强调的那样：旺盛的士气的19实质，就是使前线的士兵彻底受到国家社
会主义精神的鼓舞。除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外，我们认为思想训练十分重要（他后来
对墨索里尼说），这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在当前战争时期，我们却继续着手来
完成对武装部队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军官无条件地忠于
国家社会主义。因此，武装部队的纳粹化运动是通过两个阶段来完成的：
首先建立所谓“人民军官团”，然后又在最高统帅部内成立了一个“国家社会
主义指导部”，它可以同纳粹党办公
厅紧密合作去“协调”武装部队的政治训练工作。作为走向建立新的人民军官团的
第一步，废除了以前为军官职业所规定的教 育条件，在选拔未来的军官时，又以
“无条件地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战斗的意志”，代替了“家世、教育和经济
地位”等条件。
与此同时，希特勒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鸿沟不断地加深。1942年1 月，希特
勒授权戈培尔在武装部队与宣传部之间的联络官的协助下，起草一份有关陆军总司
令部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的所谓“失败主义倾向”的书猫告，目的在于制订
“适当措施”防止这种倾向。三个月后，希特勒于1942年4 月26日向国会讲话时，
含糊地把这场冬季危机诿过于陆军司令宫，并且断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惶
恐不安，不服从命令或者在执行任务时缺乏责任感”。后来在9 月里，希特勒又一
次大发雷霆，免去了哈尔德的陆军参谋总长职务，因为哈尔德显然主张放弃对列宁
格勒的已经日见减弱的攻势。根据约德尔所述，希特勒的乱发脾气使元首大本营
“最终成为将20领们受难的场所”。在罢免哈尔德以后，希特勒便离开了由作战部
和最高统帅部共同使用的军官俱乐部，同时又与卑躬屈节的作战部长约德尔争吵得
很凶。根据戈培尔所述，到1943年5 月，希特勒对将领们已经觉得“讨厌透顶”，
以致他“简直不想同他们再打交道了”。他显然对他的宣传部长说过，他不能“再
容忍看到这些将领了……。所有的将领都说谎……所有的将领都不忠诚。所有的将
领都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于是，他开始鼓励党卫队，特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发展，
用来抗衡陆军。在哈尔德被撤职以后，元首大本营的日常会议经常邀请一名党卫队
的军官参加。党卫队的将领奉命在前线指挥作战。
希姆莱本人也获准接过了许多纯军事方面的职务：他于1944年2 月负责军事情
报机构以取代谍报局，7 月间（在那次起义失败后），他成了国家军总司令，9 月，
又兼任战俘管理局局长。
第三节 1939—1943年国社党内部权力均势的变化
希特勒维护自己在军队中最高权力的这场斗争，对德国作战行动的统一起着破
坏的作用，可是希特勒自己的亲信中某些人经常想在国社党内部取得权势的尝试几
乎也起着同样破坏的作用。这场发生在纳粹党中坚人物之间的所谓“迪亚多希之战”，
大部分应归咎于希特勒本人，因为他在战前巩固党的权力时，未能在纳粹领袖之间
培植起一种集体的责任感。因为尽管他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完全
掌握了政权，他却没有采取步骤在党的各个机关及社团的领导人中发扬一种真正的
团结协作精神。的确，在他生硬地试图实施一套平衡监督的制度时，他甚至还怂恿
党内不同集团之间展开一定程度的对抗，例如，他建立党卫队来抵制冲锋队，首先
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结果是，尽管对领袖原则的运用字面上说得很好听，纳粹党组
织内部却仍然存在着派性，甚至21在危急的战争年代里，协调的领导一直只不过是
宣传人员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愿望。
1939年9 月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元首的干将”戈林正权势烜赫，他起先担
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是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创始人），后来又担任空军总司
令和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因此希特勒承认了他的地位，
于9 月1 日指定他为合法的继承人。在以后的两年中，戈林在策划占领区的掠夺工
作时，他的话就等于法律。在军事领域里，他在法国沦陷后被晋升为历史上独一无
二的德国元帅，从而使他的卓越地位也获得了承认。在这一阶段，他的确没有什么
潜“第三帝国的真相：这个‘元首领导的国家’处于这样一种混乱状态，它的经济
组织和军事方面的效果在许多方面全显得更加不可理解。一位记者在战时曾称它为
‘独裁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这句话的确击中了要害。”
〔彼得·克莱斯特：《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1939—1945年》（PeterKleist
：
ZwiscbenHitlerundStalin ，1939—1945），波恩，雅典那出版社，1950年版，
第208 页〕德国报刊于1942年1 月12日戈林四十九岁生日那天，曾这样评述他。
关于四年计划，见下文，原著第173 —174 页。
参阅1939年9 月1 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人民观察家报》，1939年9
月2 日；《文件，1939—1946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1 卷，第510 页。
参阅1940年7 月19日希恃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柏林图画晚报》，1940年7
月20日）。如同德国报刊（例如，同上报）指出的那样，德国元帅这一军衔是特地
为戈林设置的。欧根亲王曾经获得德国陆军大元帅的头衔，继任的一些奥利地将领
也获得了同样的军衔。有些德国贵族也具有世袭的德国大元帅头衔，但这不是属于
军衔住质。因此戈林是独一无二的德国元帅。
在的敌手。拿希姆莱来说，他当时还满足于自己所担任的德国党卫队头子和德
国警察总监这双重职务，负责1936年从戈林手上接下来的国内保安工作。至于宣传
部长和首都行政长官戈培尔，他这时还准备尊重戈林的权力，诚然，遇到必要时，
还准备支持戈林的权力。打倒戈林，不论希姆莱或戈培尔都决不可能指望由此直接
得到好处，因为排在戈林后面的希特勒的继承人是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上文已经
提过，根据1933年12月1 日的法令，赫斯成为德国内阁阁员，又根据1934年7 月27
日的一项未公布的法令，他取得了参加有关德国政府所有法律的起草工作的权利。
因此，他成为党和国家之间的主要桥梁，拥有广泛的权力。他没有象他的继承人博
尔曼那样运用自己的权力，那是由于他个性软弱和出名的心神不宁症阻碍了他这样
做。
1941年5 月，赫斯突然逃往苏格兰，这件事使纳粹32党的领导中原来有些不稳
的均势遭到巨大的冲击而垮掉了。副领袖的这次轰动一时的逃亡，使里宾特洛甫
“既紧张又沮丧地”赶往罗马向墨索里尼解释说，赫斯内心并不是一个叛徒，他只
是“他自己的和平主义幻想的牺牲者”。赫斯的逃跑，给了他的助手和元首大本营
的特别
联络官博尔曼高升的机会。博尔曼不象赫斯那样软弱和古怪，是一个坚决、冷
漠、残酷的阴谋家，他早已在阴谋取代他的上司赫斯，博得希特勒的信任。象戈林
作证时所说的那样，博尔曼从这时候起便对希特勒起着“最为决定性的影响”。
希特勒对副领袖的行为感到十分恼火，因此决定，如果他有天回到德国来，就
枪毙他。在赫斯离开后两天，他就任命博尔曼为纳粹党办公厅（副领袖办事处当时
的名称）主任。1941年5 月29日，希特勒颁布了一道法令，授与博尔曼过去赫斯作
为德国部长和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的所有权力。贯彻这项法令的具体指示由博
尔曼本人和德国总理府主任拉默斯拟定。他们在1942年1 月16日发布了一道补充命
令，确认博尔曼有权参加全部立法工作，并规定党和国家的最高机构之间除通过他
以外，不得进行任何联系。现在，博尔曼可以使自己成为党、国家和元首三者之间
的主要桥梁了。在这项工作上，他获得了希特勒本人的十分重要的支持。希特勒这
时坚持说，首先是中央行政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其次是各部部长全必须通过博尔
曼向他呈报公务。同时，他又任命博尔曼为他的正式“秘书”，从而使后者成了元
首大本营里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在希特勒纠集到自己周围的那伙令人惊异的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当中，博尔曼
在多方面都是最一帆风顺的。23他的实力不仅是由于他在元首大本营中窃据要职，
而且是由于他能够集中在德国各地他的党羽手中的那股权力。事实上，在他担任纳
粹党办公厅主任以后的几个月里，德国国内的权力均势出现了剧烈的调整，政府方
面也起了彻底的变化。过去，纳粹党接受了这一原则：国家和党必须完全分开，党
只不过设法去“领导”国家。现在，党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力，往往甚至还在政府内
部享有行政职能。例如，根据1942年3 月26日的一道法令，博尔曼的直属人员——
地方行政长官——有权监督文职人员的升迁事宜。一个月后，他们担负起了在行政
区内指挥劳工征募计划的责任。随后，他们又通过行政区经济管理局接过了对地区
经济机构的监督工作。最后，根据1942年11月16日的一道法令，行政区同防区合而
为一，这使行政长官有权管辖行政区内的全部“民间防卫组织”。
在国家一级上，自从搏尔曼出现以后，就试图把管理权移交给党内的“积极分
子”，并把纳粹党办公厅不合意的那些人（不问是不是老党员）全部清除出去。因
此，1942年1 月，行政长官约瑟夫·瓦格纳被解除了全国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的职
务，由赛斯- 英夸特的门徒汉斯·非施伯克博士接任（和瓦格纳同姓的、慕尼黑-
上巴伐利亚行政长官阿道夫·瓦格纳在六个月后也奉命“长期休假”）。3 月21日，
原来负责在四年计划体制内总管劳动力的国务秘书聚鲁普博士也被免职，由纳粹党
一名出色的“老卫士”，行政长官弗里茨·绍克尔来接替。5 月22日，博尔曼的死
对头，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霄被迫把职务移交给他的国务秘书，党卫队
分队长赫伯特·巴克。这样，纳粹党办公厅在物价管制、劳动力和粮食等重要经济
领域里的权力，仅次于主管四年计划的那个权力极大的机构了。24起初，宣传部长
戈培尔显然对博尔曼和三头政治的其他两个成员拉默斯和凯特尔在元首大本营中的
飞黄腾德国派驻被占领的荷兰的长官，以前是奥地利联邦总理。瓦格纳由于反对党
卫队的种种办法，显然触怒了希特勒。他后来被送进了监狱（参阅沙赫特：《清算
希特勒》，第30页）。
《法令公报》，1942年，第1 部分，第179 页。见下文，原著第227 页。
达雷对博尔曼的态度，从朗格和申克所报道的他与罗森贝格的谈话中便反映出
来了〔见泽尔热·朗格和恩斯特·冯·申克：《种族灭绝犯的画像——摘自前纳粹
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遗留下的回忆录》（SergeLangandErnstvonSchenck ：
PortraiteinesMenschheitsverbrechers —nachdenhinterlassenenMemoirendesehemaligenReichsministers，
AlfredRosenberg ），圣加伦，措利科费尔出版社，1947年版，第301 页〕。沙赫
特（前引书，第27页）叙述，达雷是被“忿怒地免去了部长职位的”。
达觉得不满。据沙赫特说，戈培尔是希特勒政府中唯一真正的“智囊”，他于
1943年3 月曾经试图拉拢戈林去说服希特勒，把“政治领导的职责……”移交“给
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从而“把‘三人委员会’排挤掉‘。戈林在他那方面也很
乐于支持这样一个计划，因为他必然看到，自己也在逐步被”东方来的这三位贤人
“搞得日益失势，这”三位贤人“这时在元首大本营里已经把持着一切了。戈林”
从内心里“憎恨拉默斯，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正企图恢复文官政治。他认为，
凯特尔是”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只不过受博尔曼和拉默斯两人的操纵，”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