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父亲是在监狱里活活饿死的。母亲痛不欲生，不久就得了一种民间叫做气迷心邪的疾病，变得疯疯癫癫，哭哭啼啼，有一天到井台上去打水，不慎失足掉到水井里了。
我是跟我祖父长大的，我爱祖父胜过我爱一切人，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这种爱是我从小与祖父相依为命中培养起来的。不怕你笑话，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还跟祖父躺在一个被筒里睡觉。祖父睡觉喜欢赤身裸体，但我从来对他没有一点嫌弃感，时至今日依然如故。祖父是一个本分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好庄户。他有着一米八还要高的个子。扛着锄头和社员们一起往田野里走的时候像鸡群里的仙鹤，比大队长谢旺还要显得高大威武。那时候我第一崇拜的是毛主席，第二个崇拜的就是我祖父。我特别听我祖父的话，不管对与不对。有一年我们那个地方陰雨连绵，所有的坑塘都注满了雨水，祖父怕我玩水，就警告我千万不要到坑塘去洗澡。从那以后我真的没到坑塘里洗过澡，并且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第一次萌发当乡长的念头就是因为祖父的一句话。对了，那时候叫社长，不叫乡长，但意思是一样的，是吧，咱这里别叫他社长了，就叫乡长行不行。那时候我们平淡乡一带刚刚推行移风易俗殡葬改革，人死了以后实行火化，这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祖父和许多社员一样对这件大事无法接受，茶余饭后聚在村头议论纷纷。祖父的嗓门又高又大，俨然是一个领袖。所以，当我的一个本家老爷去世的时候整个家族就公推我祖父到当时的公社找一位姓明的民政助理员讲理。祖父讲得口干舌燥，满嘴白沫，把明助理讲得理屈词穷。明助理在佩服之余给祖父说：你去找社长吧，特殊情况需要社长签字，社长说不烧我就不烧。那位好心的助理员还给我祖父指了指社长的门。祖父在社长屋里还没有把开场白说完就被社长骂了一头唾沫。他老人家当然无功而返。
那天我放学回家时祖父正蹲在一只火盆旁长吁短叹，见我推门进来，他说：咱们家要有人在公社里当社长就好了。
我那会还有点不太明白。说：当个社长有什么好？
祖父说：我死后就不要火化了。
我说：火化很可怕吗？
祖父没有说话，而是顺手在地上抓起一把柴草，丢进火盆里。柴草先是冒出一团淡蓝色的轻烟，接着就升腾起一块红布一样的火苗，然后无声地软塌下去变成灰烬。完了。祖父说：那时候老爷就像这可怜的柴草，不害怕吗？
我那时确实有些害怕，我说：当了社长以后你就可以不火化了吗？
祖父说：社长说不火化就不火化。
我说：那我长大以后就当社长。
祖父惊愕地看着我。
我继续说：我当了社长以后你就不要火化了。
我记得很清楚，祖父那天听了我的话流泪了。他用两只已经有些干巴的手抱着我，一边哭一边说：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虽说那时还没有乡长这一说，但这也算是我第一次冒出当乡长的念头吧。起因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显得很好笑。
那时我最多也就十一二岁吧，毕竟大小了，一般的孩子说过了也就说过了，不会留下什么，但这句话是我说的，而且是我说给我祖父听的，所以有根长一段时间我没忘记这件事，直到上初中了我还想着它。有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是：假如我是……。我写的就是假如我是社长。抒发了自己的抱负，但毕竟懂事多了，我说假如我是社长，就如何带领社员兴修水利，大干快上，如何抓革命促生产力普及大寨县而努力奋斗。我也想到不让祖父下火葬，但我没有写出来，我怕老师和同学们笑话我。
第二个促使我做乡长的原因是一个叫小改的女人。
小改是我一个邻居的女儿。她姓冯，她的父亲叫冯老大，人很胖，是个屠户。冯老大是个不喜欢女孩子的人，他的第一个孩子偏偏就是个女孩，他给取名叫大改，以为改一改就能改出一个儿子来。但第二个孩子偏偏又是个女孩，就给她取名小改。小改比我小一岁，是我一起上学的同学，只是她没有能够上高中，初中毕业就回家了。其实在初中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好了。他们的家境要比我们家好一些，经常送一些小打小闹的吃食给我，比如一把糖块、一个煮熟的鸡蛋、两个苹果什么的。临毕业的时候她还送给我一条围巾，紫红色的，那是一条红得像火一样的围巾。那时候这样红的围巾在学校里还不多见，十分醒目。但是我没围多久就被小改的父亲冯老大要回去了。
那条围巾是小改拆掉了两只线衣的袖子给我织成的。有一天她脱衣服时冯老大发现她两只袖子没了，就追问小改把它们弄到哪去了。追问下去就追到了我的脖子上。冯老大气炸了肺，立逼着小改要回去。小改当然是不会要的。冯老大没法，亲自跑到学校来找我。那时候我正在躁场上做课间躁，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在，冯老大如入无人之境，大喊大叫着跑到我跟前，一把就从我脖子上把围巾拽了下来。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想来都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它对我的刺激是巨大的。说句心里话，我虽然喜欢小改，和她来往，但是还没有达到非要娶她不可的地步。冯老大的这种行径无疑加速了这件事情的进程。那天我回到家就让祖父请媒人到冯老大家去说合。媒人很快就回来告诉我：冯老大说等我考上大学再说。还说那条围巾冯老大还给我留着，什么时候考上学再让小改给我送过来。言外之意是我考不上学，这件事就算了。
冯老大说话是算数的，在我高考落榜的第二天就把他的女儿许给了大队长谢旺的儿子谢士才了。
谢士才的脸蛋长得还可以，只是跛了一只脚，是个瘸子。那时候已经传说他就要顶替他老子做村长了。他呢也经常把头发抹得油光水亮，穿着中山装，干部似地在村里走来走去，显得很场面。但小改却不喜欢他，哭闹了好几次。有一回还跑到河边去跳河。小改跳河那天我也在场，村里许多人也都在，但冯老大却拦着众人不让去救她。冯老大对站在河边的小改说，你跳吧，不嫁谢士才你就跳吧。
村里人骂冯老大不是人。
冯老大说：我不想做人，我只想和村长结亲，谁要拦我我就杀了谁。
冯老大说着还晃了晃手里的杀猪刀。我一气之下迎着刀冲了过去。冯老大用刀顶着我说：我可是多少天没有过刀瘾了，你要想成全我我就不客气了。
这件事僵到最后我也没死，小改也没跳河，只是小改和谢士才订亲了，小改改变了主意。小改后来说她怕冯老大杀了我。当谢士才围着我曾经围过的那条红围巾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时候我的心情复杂透了，我忽然那么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及活法，并且这种愿望强烈得使我不能自持，颤抖不已。正巧那一年的征兵工作刚刚开始，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就报了名。体检时我的身体完全合格，可政审时村里无论如何不能通过，理由是我父亲曾经是个盗窃犯，这时候已经到了八十年代，我父亲那种盗窃已是可有可无的罪名，就是说认真起来的话就是问题，抬抬手松一松什么问题也没有，很明显，这是谢家父子在给我作难。一怒之下我抄起一根扁担把谢家的盆盆罐罐砸了个遍，当天就被抓到派出所去了。当然，我也失去了当兵的机会。
我在派出所里呆了七天。
这是很幸运的七天，名为拘留其实只是为派出所打打水扫扫地而已。派出所就在乡政府大院里，没有事的时候我还可以到乡政府的一些部门走一走，串一串。我看到很多乡干部坐在桌子前很和蔼可亲地喝着茶，看着报，还看到许多平常让村干部村民们敬畏的角色在大院里走走停停说着笑话。有时候我也凑过去说几句，觉得很有意思。等到七天拘留期满了我还真有一点恋恋不舍的感觉，还向派出所长提出来能不能多拘留我几天，弄得所长哭笑不得。
我背着行李从派出所回来，离大刘庄还远呢，就听到喇叭号子里乐声嘹亮，鞭炮声叭叭作响。原来是小改和谢士才结婚呢。村长的儿子结婚，场面自然是很大的，一村子人都出来看爇闹了，几条道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我低着头慢慢地从一排低矮的石头墙根挤过去。或许有人看见我了，但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更没有一个跟我说话的，他们都在看谢士才和小改呢。一种前所未有的耻辱和悲哀，使我一下子空虚起来，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回家的，但是我清晰地记得我走进家门的时候祖父正坐在一张板凳上打瞌睡，看见他我大声说：我要当乡长，我要娶小改。
我的声音很大，祖父被惊醒了，他呓呓怔怔的样子，没有听清我的话。他说：你说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但这句话我记在心里了。
另一个使我迫切想做乡长的原因好像是为了一次坐车。
那时候我已经到乡政府工作了。对了，我是通过一次招干考试进入乡政府的。当时已经是村长的谢士才没少跑到乡政府说我的坏话，但我的成绩太好了，再加上当时的乡长王长水对我的印象不错，才没有出事。不说它了，我这里要说的是那次坐车。
是一九八六年的冬天吧，那时候我在乡政府通讯报道组做宣传工作，说宣传工作是为了好听一点，其实只是向上面写个新闻稿件、广播稿什么的。有一天我写了一篇“平淡乡猪年大做猪文章”的稿子，自我感觉角度抓得挺准，就想亲自送到报社去。正好，听办公室齐秘书说王长水乡长明天要到市里去办事，就想搭车一起去。头天晚上就把这事说好了，我心里挺激动。一九八六年平淡乡通市里的路还没有现在好，交通也不方便。到市里去一趟是不容易的事，再说还可以坐乡长的车去。那时候平淡乡最好的车就是那辆“伏尔加”，是乡长王长水和书记宗知彬的专用卒。侞白色的，刚买来没有多长时间，我还一次没有坐过。所以第二天六点多钟我就骑着自行车从家里赶来了。比司机去得还早。天气很冷，我冻得咝咝哈哈满嘴都是白气。司机赵师傅来了还跟我开了几句玩笑，说我是小孩过年，说我是大闺女上轿，把我的脸都说红了。赵师傅本来就是个爱闹爱笑的人，我没有在意他，并且还扯着水管子帮他刷了一会儿车，然后他打开车门让我上去了。车里很暖和，很温馨。赵师傅还把录音机打开了，音乐的旋律像雾似的在车厢里游来荡去，沁人心脾，置身其中我有一种醉生梦死般的块感。
那一次是我听到的这世界上最好的音乐了，以后我坐过无数次车，包括奥迪、奔驰、皇冠、红旗，这种美好的感觉不再有了。正当我如醉如痴的时候，乡里分管政法的许书记和分管农业的柳副乡长也上了车。他们没有和我说话，只是给赵师傅打了个招呼。昨天晚上我只听说王乡长一个人到市里去的，现在怎么一下多出了两个？果然从他们的闲聊中我才知道他们两个是临时决定到市公园去看人妖表演的。接着他们谈起了人妖，谈起了人妖的性别，服饰，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却在那里坐立不安，不是我感到拘束。不瞒你说，我这人在什么人面前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拘束的时候还真不多见。我是担心这车再多来一个人就坐不下了。果然怕什么来什么，王长水乡长过来了，身后还跟着儿子，他的儿子也就十来岁吧，叫王小高。
王乡长到车前哟了一声，说：坐满了。顿了一下又说，得下来一个，太挤了。
没有人点我的名字，更没有人叫我下去。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卑感却在我的身体里奔腾弥漫，我终于被淹没了。我坐不住了。我知道下车的应该是我，我打开车门，无声地从车上下来了。然后站在那里目送“伏尔加”发动，起步，由慢到快驶出乡政府。
我在乡政府的花坛前站立了许久，我一遍又一遍地想：我是第一个上车的，可下车的却是我。我的眼睛模糊了，有泪水涌上我的眼睑。后来不时地有乡政府上班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有人说：大清早的你为什么流泪？
我说：我的眼里进了沙子。
我只能说我的眼里进了沙子，我能告诉他们我想当乡长吗？我不能！
但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一门心思全力以赴、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向乡长那个位置挺进了。从我的办公室到乡长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多米，很近，不过我知道通向乡长的路是艰苦的、曲折的、漫长的，但我的信心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用一根手指轻轻一点就能弹起多高。我也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的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官场是一架机器，每个官人就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或者是一枚螺丝。也就从这一天起，我成了这架机器上的一枚螺丝，机器在高速旋转，我也在高速旋转。我被某种惯性推柔着，挤压着，也制造着惯性，后来也与这架机器旋转成一部分了。
如果说我的一生是不幸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不幸的开始。
可悲的是，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把做乡长作为我人生奋斗的目标，我只看到了做乡长可能给我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比如祖父可以不再火化，比如小改可以回转头来重新嫁我，比如呼风唤雨，坐小轿车，而忽视了为了做乡长我要付出什么。
我付出了什么？
我几乎付出了我的一切啊！
好了，我该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了。
应该说为了做乡长我做的事情多如牛毛，要想都写出来怕是写它几百页也写不清楚。我想你也未必大事小事都想知道，我觉得你真正感兴趣的，或者对你有用的是我内心深处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我就挑几桩讲给你听听吧。
我说过，那时候我已经在乡里做通讯报道工作了。这是一件给乡党委乡政府当吹鼓手的事情，是一个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角色。但奇怪的是乡里多少年了也没有从通讯报道这个岗位上提拔一个像样的干部，更别说提拔个乡长了。乡里的干部大都是从党政办公室秘书这个位置上提拔起来的，所以当不当秘书对今后当不当乡长至关重要。按照我的计划，我第一步必须拿下的就是秘书这个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