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读到这里你可以看出我开始耍心眼了，用一句官话讲，就是要搞陰谋诡计了。
在我没有想做乡长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动过脑子。我吃有的吃，喝有的喝，人家上班我上班，人家下班我下班，悠哉悠哉，干嘛费那些脑子。
现在不行了，只要把眼睛睁开，心里的那根弦就会不由地一紧，仿佛那根弦的一端就系在自己眼皮上似的，你说紧张不紧张。
那时候秘书老齐已经四十多岁了，瘦瘦的，像个账房先生，他已经干了四年秘书了，听说他在没干秘书之前腰板整天挺得直直的，当了秘书以后腰就整天弯着了。还听说他下一步可能竞选副乡长。有一段时间我和他关系保持得很密切，经常和他套些近乎。逢年过节乡里搞个什么活动我还帮着他弄弄简报、出出黑板专栏什么的。有一天搞简报搞晚了和他一起吃饭，他喝得多了点，向我吐了几句真话，说他当副乡长以后就把秘书这个位子让给我，我很激动，说：谢谢齐秘书，不过不知道王乡长那里怎么样？
齐秘书说：你不要问了，王乡长是个爱才的人，你只要多写几篇稿子就行了。
我说好，然后真地趴在那里认认真真地写起新闻稿子来。
说是写，其实是编。平淡乡弹丸之地哪有那么多新闻，但为了让领导高兴每天都要挖空心思编上几条。我给自己订下了任务，每天写十篇新闻稿。并且将这任务写在一张纸上，郑重其事地贴在书桌对面的一面墙上。完不成任务就不让自己睡觉。有一次写了九篇之后怎么也编不出第十篇来，愣是憋了一夜没有睡觉。
但是写得多并不等于刊用得多。那时候和现在一样，各行各业已经很流行不正之风了。报社也不能例外，不给他们搞一搞关系，就不采用你的稿件。而这类事情又是不好给领导明说的，给他们说了他们可能会说你没本事没能力，拉不出屎怨茅厕，说不定还会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得不偿失，想来想去还是自己解决吧。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老婆还在家里种地呢。我就让她种了一亩芝麻，二亩绿豆。感谢老天爷，那一年的芝麻和绿豆都获得了大丰收，一共收获了二百多斤芝麻，近千斤绿豆，隔一个星期我都要以看望老师的名义，偷偷摸摸地给报社的编辑和记者送上十斤绿豆，或者二斤香油。就这样我的一亩芝麻和二亩绿豆差不多都送给了报社。日子久了，我一到报社去他们看我的眼光都显得很芝麻，很绿豆，好像我是个粮食贩子似的。
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几分投入就有几分收获，这一年我在市报上的用稿量全市第一，市报给了我个一等奖，还给我们乡评了一个先进集体。领奖的时候是王长水乡长和我一起去的，回来的路上王乡长表扬了我一通。趁着他高兴，我提出调整一下工作的想法。
王乡长问我：想到哪里去？
我说：最好能够做党政办公室秘书。
王乡长说：我回去和宗书记商量一下。
宗书记是当时的乡党委书记，他是个外地人，没大实权，但人事上的事还多是他拿主意。但商量的结果却很出我意外。宗书记说我在通讯报道上有特长，换了别人怕是不能胜任，让我继续干下去。按照宗书记的逻辑我胜任通讯报道就应该在通讯报道上干一辈子了，这不是鞭打快牛吗？王乡长对我表示理解，他说宗书记是党委一把手，他是政府一把手，有些事情得商量着来。最后他透露给我一个信息：宗书记不久可能要调出。这个信息使我很振奋，我决定在王乡长身上赌一把。
如果说我给报社的编辑记者送芝麻油、送绿豆是耍小聪明的话，那么，这个决定就是我要干坏事了。宗书记是个老革命，身上还留着几块弹片呢，他已在平淡乡干了多年。但由于平淡乡的干部一直排外，他总是提不起来，怪可怜的。再说他对吹吹唬唬的事情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对虚假的报道宣传嗤之以鼻，不重用我也有他的道理。所以在这种时候在他身上下绊子，我总有点于心不忍。可是我犹豫了很久，又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出人头地的办法，最后还是做了。我一方面胡编了几条罪状向县里写了几封告宗书记的匿名信，另一方面接二连三地给王乡长个人写了几篇新闻稿件。宗书记对我很有意见，在会上点了我几次名。王乡长自然很袒护我，听说有一次还和宗书记吵了起来。好在不久宗书记真的调走了，王乡长当着乡长兼着书记，权利一下子大了。我如愿以偿做了秘书。
不管怎么说，我这是遇到了王长水这个好人，这步棋走得还挺顺的，但接下去却显得难多了，甚至有几次差一点丢得一干二净，回家种地。
我当了秘书以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其实井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比如你干好工作未必能得到提拔，我通讯报道干好了没有得到重用就是一个好例子。还有你得到一个好位置并不意味着你今后就会在官场上一帆风顺，齐秘书也是一个例子。他没能竞选副乡长，而是被调到津神文明办公室当主任去了。秘书这个位子也不是好干的地方，稍不留意就可能功亏一篑，一败涂地。为此，我平常说话办事举手投足都小心翼翼，唯恐有什么闪失，而且腰也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以前我还笑话齐秘书呢，现在没用几天我就成了齐秘书第二。
为了早日登上乡长的宝座，我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和近期远期目标。我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和乡主要领导搞好关系。那时候乡里最大的官就是王长水，他曾经拉过我一把，如果按帮照派划分的话我应该是他的人。在日常工作中，我总是对他有一种很明显的倾向，有些事情他也不避讳我，我也就很容易知道他的一些嗜好，并且把它们都一条条地记在了本子上。比如，他喜欢吸烟，嘴上一天到晚不闲着，我做办公室秘书的正好管着乡政府的日常支出呢，就隔三差五地给他送上一条，他喜欢吃猪耳朵，我几乎每天都安排伙房的大师傅给他炒一盘，弄得有一段时间大师傅在全乡都买不到猪耳朵了。
王长水乡长还有一个嗜好，反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我说出来也无妨。他喜欢贪点小便宜，家里大事小事日常花销都要弄一张发票让我给报一报，有一天连老婆买卫生巾的发票也拿来了，我只好跑到医院给他换成了医药费才好歹走了账。
说句心里话你别看王长水当着乡长兼着书记，并且对我有知遇之恩，其实在有些事上我还真有点看不起他。不过看不起归看不起，选拔任用干部的权都在他手里，我还得事事敬着他，买他的好处。有一次他们家的一只狮子狗走丢了，他老婆爱狗如命，急得跑到乡政府里来闹他，他就让乡政府里的几个小青年骑着车子四乡八镇地给他找狗，这事不轮不类，好说不好听，我本来想以工作忙为借口装一装糊涂过去算了，没想到财政所长李彦清、农技站长王再生都去找了。他们两个是乡政府里将来最有实力和我争夺副乡长的人。这是摆在秃子头上的事，是挂在眼皮上的事，我可不能在这事上输了。我不光自己积极找狗，而且还发动妻子去帮忙。
当时，我妻子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我之所以让她帮我找狗无非是为我壮一下声势，在乡长面前好好表现一下。不料那狗偏偏被我妻子碰上了。我妻子大约是想为我表现得更好一点，竟然不知深浅地追了起来，结果三拐两跳狗没有抓到，肚里的孩子丢掉了。
这件事情虽然和王乡长加深了感情，但其实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因为它使我在平淡乡落了一个笑话。这件事过了没几天就有人编了一首骂我的歌谣，我也给你说说吧，这首歌谣是这样写的。
王大乡长狮子狗
三月十八离家走
秘书老婆李芙蓉
紧紧抱住狮狗腚
小狗翻山又越岭
芙蓉驾雾又腾空
本想出兵立狗功
谁料反把孩子扔
这首歌谣现在还有人记得，只是我在乡里镇着他们不敢唱罢了，我真担心有一天这歌会被哪个游手好闲的文人搜集了，写进野史里去，那可就有点遗臭万年了。
我还帮助王长水搜集过不少“反动言论”。
起初，这件事情我并不想干，我总觉得做这种事情的是小人，就像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点头哈腰摇首摆尾之流，我祖父不是这样的人，我父亲也不是这样的人，我做这样的人了，买在不好向祖宗交待。我想不通，我不想做。
但王长水乡长却把它当作一项工作任务交给了我。我刚刚露出一点犹豫之色，他就哼了一声。
我就不敢犹豫了。
我自小胆子就大，我一个人敢走夜路。下雨天雷声正紧的时候敢跑到雨地里仰着脸看龙，谢士才父子为难我时我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家砸了个稀巴烂。可是乡长哼了一声，我就不敢犹豫了，人这东西真是怪。人这东西有时还不如一头牛呢。牛吃着主人的草料，不愿干活的时候，还敢仰一仰脖子，把肩上的轭头掀掉，偷一会儿懒，人却不敢。比如我吧，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干起了搜集“反动言论”的勾当，并且以我的聪明才智一干就干出名堂，走火入魔了。所谓反动言论就是有关王长水乡长的坏话。每搜集到一条，我都根据情况进行反映，比如跟我关系不错的我就隐瞒不报。平常对我有些看法的我就添枝加叶，夸大其辞，确实使不少人吃了苦头。可笑的是有些人吃了苦头还不知怎么回事。比如水利站的孙站长，按说我们是一个姓的人，五百年前是一家，说什么我也得顾及一点，可是有一天他愣说他的孙是孙悟空的孙，我的孙是孙子的孙，这不是骂我吗？我就编了他一条坏话，讲给王乡长听，没用多长时间就把他从水利站调去搞计划生育去了。
应该说我成了乡长的红人。但是也有不少人骂我。我就收到过不少匿名信，骂我是狗的有，骂我是儿子的有，骂我是孙子的也有。刚开始的时候接到这样的信我很气愤，还把它们拿给王长水看。王长水说：你看看官场中的人哪个不想做狗，不做狗哪能做人。就拿我来说吧，我今天吆五喝六的像个人样了，可是你知道在此之前我做过多少年狗吗？做了狗中狗，方为人上人，要想做人先做狗吧，并且做一只凶狗。
这段话对我震动很大。刚开始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但是当我一旦想通了想透了，就觉得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
好了，我该讲讲我是如何与我的两个竞争对手争夺副乡长的了。其实乡政府里想当乡长的并非我一个人，多了，我想别说我，就是传达室的老头甚至院子里的水龙头也想。这从王长水乡长的一次重感冒就可以看出来。王长水那次因感冒住院，乡政府的人几乎都提着礼品去探视了，医院外面排着长队。事后王乡长说我以后可不能得病了，再得几次病乡政府还不得停班？我实事求是他说：其实大家都巴不得你一天病一回呢，这样大家都有了表现的机会。我分析了一下，乡政府里能与我竞争副乡长的只有两个人，其它的人不足为虑，这两个人一个是农技站长王再生，另一个是财政所长李彦清。王再生是从农业大学分配来的大学生，农业技术上很有一套，他搞的粮食、棉花、油菜三作物套种和玉米育种配种使平淡乡百姓人均增收二三百元，口碑很好。再加上王再生口才好，人年轻，脑子灵，竟选副乡长的呼声很高。凭心而论，这样的人才如果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是平淡乡百姓的福气。我也觉得他干乡长比我干称职。但是我绝不能因为他干比我称职就不跟他争了，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再说我们即将争夺的不是一把青菜一筐萝卜，而是乡长。
王再生是个很谨慎的人，他很少在说话办事上授人以柄，所以要在小节上打败他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只能在一些重大的失误上找出他的漏洞。
不久机会就来了，有一天王再生向王乡长建议在全乡范围内发展一百个蔬菜大棚。蔬菜大棚就是利用冬季阳光种植蔬菜的技术，我们这个地区叫这种东西为白色革命。这个革命有一定的风险性，王乡长听了以后有些犹豫，我却极力劝他同意王再生的建议，并且暗示王乡长他可以趁机做一笔塑料薄膜生意。那时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做一做生意已经很时髦了，谁没有发几笔外财简直是白做了一回干部，和同僚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也会遭笑话的。我接着又给王乡长算了一笔账，说，你到临沂批发市场去批发农膜，然后以比市场上零售价格偏低一点的价格卖给群众，你既服务了群众方便了群众，一个大棚又可挣它一百来块，一百个大棚就是一万块啊。
王长水乡长被我算得果然动了心，就让我代他到临沂去了一趟。说句心里话，我当时之所以劝说王乡长支持王再生的建议是想让王再生背上一个危险的包袱。我让王乡长做农膜生意也不纯粹是想帮王长水挣一万块钱，而是想通过王长水之手把最差的农膜交给王再生，增加一点这项工作的风险性。我到临沂批发市场原计划是买最差的农膜的，但是一位好心的批发商告诉我说。这种农膜有微毒，能抑制蔬菜生长，弄不好还会衍生出疾病，建议我买好一点的。世界上还有有毒的农膜，我心里一阵激动，但是就在我下定决心要买它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平淡乡的百姓。我这不是拿平淡乡百姓的生命财产开玩笑吗？一百多个蔬菜大棚如果都得了病，损失就是一百多万呀。我想起平常为了花一分钱都要算计半天的乡亲，想起我的邻居和亲戚，想起他们因为大棚造成的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我下不了手了，我几乎放弃了我那个恶毒的计划。但是又有些不甘心，我思忖着，犹豫着，却最终也无法战胜自己。
当然，我最后还是做出决定了。
你一定猜不出来我是利用什么方式做出决定的。我把这件难而又难的事情最后交给了一枚五分钱的硬币。我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抛着硬币。我说如果是国徽的话，我就买有毒的农膜，如果是数字的活我就不买有毒的农膜。我第一次抛的是数字，我心里一下子像堵着一块东西似的，本来说好是一次定乾坤的。但我还想再来一次，我赌咒发誓说假如这一次还是数字的话，我就把最好的农膜买回去，甚至我还许诺说回去以后我也不与王再生争夺乡长了，我又抛了一次，结果还是数字，那时我感觉像一下子由山上跌进谷底似的，两眼黑黑的，我连站也站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