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个乡长的来信
大约是去年秋吧，有一天我忽发奇想，决定对一百位乡长做一次调查。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想为我即将动手的一部长篇小说准备一些材料。当然，我不会为这件事耗费大多的津力，我的时间实在是有限得很，我能做的只是通过一封信请他们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几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我说问题简单只是说这几个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并不复杂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多么好回答。因为我不可能给我那些可敬的乡长们以更多的自由度，这样的话我怕是什么也得不到了。所以我特别强调的是乡长们讲述给我的是真话，不是在大会上讲的那些话，不是在领导面前讲的那些话；不是写进年终总结里的那些话，而是发自他们内心深处的真话、实话。从这个过分的要求上看这可能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调查，因为我好像在十年前就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些人在法官面前都不愿将真话讲出来，在一个作家面前讲真话的可能性可能会更小些。但是我是一个只要做出决定就要付诸实施的人，哪怕明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个错误，错得一塌糊涂，也要错一回再说。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里，我给乡长们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XX乡长：
您好！
我是一名青年作家，现在因为一篇小说的缘故有求于您。请别害怕，我不是拉赞助的广告商，我不要您的一分钱，我只想请您回答我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是：
一、你为什么做乡长？
二、你为了做乡长都做了些什么？
三、你做乡长的信条是什么？
四、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
我知道这是几个尖刻的问题，面对它们您或许会理直气壮，问心无愧，但是您也可能会感到尴尬，感到为难。我恳求您无论多么无愧，多么为难都要回答我，只要您的声音是真实的，无论它多么惨不忍睹、触目惊心、骇人听闻，我都会为您激动，为您欢呼，因为您讲了真话。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会为您保密，用我的人格。
当然，我不是您的领导，没有权利要求您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作为这个问题的发问者，我完全有权利看到您在这几个问题面前的勇气，您是一个勇敢者吗？请回答我！
等待着您的回答。
祝
工作顺利，官运亨通！
张继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为了把这封信准确地寄到每一位乡长的手中，我找到一位在市委组织部工作的朋友，请他为我搞一份乡长的通讯地址和名单。我的朋友答应了我。我的朋友叫李志。李志在答应我的同时要求看看我那封信，我把那封信给了他。他看过信就笑了，说：这封信你最好还是别寄了，你不会有任何收获的。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可能会收到一些信，但你收到的都是假话，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为了升官发财涂脂抹粉专用的牛皮，没有人会把真话讲给你。
我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就做出一副沉思状。
李志最后说：算了吧，别浪费邮票了，邮票涨价了你知道不知道，五角了，一百封就是五十块，与其这样白白地扔出去，倒不如请我喝一顿羊肉汤呢。
我真的请我这位叫李志的朋友到对门一家羊肉馆里喝了一顿羊肉汤。羊肉汤里辣椒油加得多了，很厚很浓的一层，我和李志喝得满脸汗珠滚动爇气腾腾。但是从羊肉馆里一出来我就奔向了邮电局，按照李志给我提供的地址和名单把信一封封地发了出去。唯恐有所遗漏，每寄一封信我都在那张名单上划掉一个名字，后来所有的名字都被我划掉了。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转身而去。
以后，我一直处于一种等待来信的激动中，一天跑三趟邮局，那样子极像一个初恋的小伙子等待女友的情书，弄得邮电局那位专管收发的小姐对我直翻白眼。
大约是一星期之后吧，我真的收到了一封信，接着又收到了一封。这两封信都很简洁，内容也大同小异，一封上面只有三个字：“神经病”。另一封要稍微复杂一点：“都什么时代了，提这几个问题你不觉得太小儿科了吗？”这两封信都没有具名，也没有署地址，说句实话看完了信我闹了个大红脸，活这么大人了从来还没有谁从我身上挑出这么多毛病。我咬了几次牙，但最后还是把这两封信整整齐齐地放在怞屉里了。我安慰自己说，不管内容如何毕竟有人给我回信了，这个开头不错，是个好现象，还有九十八封呢，慢慢地会好起来的。
这样又过了一星期，我又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要委婉多了，信上说：张继同志，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实在不愿回答你的问题，你现在不是在写一部小说吗？我知道现在小说出版相当难，咱作一下交换吧，等你的小说写出来我帮助你出版，需要多少钱我都拿，但请你别让我回答你这四个问题了。信封里还附了一张名片，看得出他是一位真诚的人，至少他不虚伪。他这么认真让我有些感动。当然我也就不会再逼着他回答我的问题了。当然我更不会要他的钱，不过我对这项调查的信心更大了些，因为这封信多多少少涉及到了我提出的那几个问题的皮毛。我有些兴奋。寄希望于下一封信的来临。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我一封信也没有再收到，到这个时候我才不得不对这项调查活动的效果怀疑起来，我想果然如李志说的那样，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叹了口气，苦笑了好几声，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专心去做其它的事情。
我做的那件事是为一家电视台搞一个专题片。这件事做得要比那件事顺利多了，电视台那边也很满意，制作出来后邀我到那里去看一看片子。就在我即将动身的时候，我忽然收到一个邮包。最初我以为那是一本样书，看看邮包上的字却是“华阳市晦阳县平淡乡人民政府”，我不由地一阵激动。说句实话这时候我差不多已经把寄出的那一百封信给忘了。我连忙拆开，果然是寄给我的回信。信写得有些潦草，但是很长，有一百多页吧。刚拿过来的时候我还觉得上面是几页来信，下面是一本先进事迹材料之类的东西，但是我翻了一会儿，中间没有发现间断，它确实是一封很完整的信函，这可能也是我今生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了。我是带着一种阅读世界之最的心情读这封信的，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一种莫明的兴奋之中。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张继同志：
你好！
来信早已收到，之所以现在才给你回信是有原因的。收到你的来信之后我的确很犹豫，应该说犹豫了很久。说句心里话，有好几次我几乎放弃了给你回信的想法，正像你在信中说的那样，你信中提出的那四个问题确实让我感到尴尬，十几年来，我虽然在人们看来每天都在进步着，并且自我感觉也良好，然而，从来没有一次静静地坐在一隅好好回忆，梳理一下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你的这几个问题使我一下子置身于某种境地之中，就像一个爬山的人在一处悬崖峭壁旁蓦然回首，看到一丛丛荆棘，一处处陡坡。我有些胆怯，我怀疑我是一下子飞过来的，现在设若再让我回过头再走一遍的话我真的役了当初的勇气。我觉得那简直不是一条人走的路，走这条路的人应该是神是鬼，是魔是怪。
然而，我毕竟是一个刚刚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人，许多神魔鬼怪们做的事情我也都做过，要如实把它们讲出来，无疑就像把自己的羞处敞开给人看。我在动物园看过猴子，有一次他们就摆出如此行状，那确实是一件让观众也感到无地自容的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犹豫着。现在之所以给你回信不是想以此来证明我是一个勇敢的人，用这个可以称作是自己隐私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勇敢，代价实在太大了点，并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我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现在我已厌倦了官场上的那种生活，我想寻求一种新的活法，因而对以往的所做所为已经不再珍视。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喜欢你的小说。你没想到吧，我还是你的一位爇心读者，你写的《黄坡秋景》、《杀羊》、《村长的玉米》、《集资》什么的，我都读过，并且也向所谓的同僚们推荐过你的作品，你写的乡村、乡村干部以及有关他们的场景和故事很有趣，我都能一一数出来。有一次陪上级领导吃饭的时候我还把你写的一个故事讲给他听了，引得那位领导把饭都喷了出来，非让我找几本你的小说给他看。我也真找了，他也真看了，有一次在县乡两级干部会议上他还即兴念了一段。你在我们这里可成了名人了，不过我们看过了也就看过了，不太在意的，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这也是真话。不过我还是祝愿你写出更多更好的小说，现在你给我写信了，（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查到我的地址，但我肯定我们是有缘分的，要不你怎么会给我来信），你向我提了四个问题，尽管很难回答，但我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回答你。
我是在今年十二月二十日做出这个决定的。之所以能够很准确地记住这个日子，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村干部酒后开摩托车失了手，开到一个妇女身上去了，结果车毁了，人却一点事也没有，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位村干部庆幸不已，请我去吃了一顿。我是喝过酒之后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做出这个决定的。酒是英雄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这个决定做出以后我真想把你请到乡里来，面对面痛快地和你聊一聊。但我又担心在你面前有些事情恐怕讲不出来，也确实有许多讲不出口的事情。后来才下定决心写这封长信。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乡里没有多少实事可干，但闲不住的，总有这样那样鸡毛蒜皮的事来找我，我也总要去我些鸡毛蒜皮的事做，写这样一封长信是不容易的，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你接到这封信的时间可能又要拖延些日子。但它们绝对是真实的，真实得就像我的十根指头一样清晰明了，唯愿我讲的这些能对你即将写出的那篇小说有什么益处。
好了，题外话说得大多了，我该回答你的问题了。你第一个问题好像是问，我为什么当乡长。从我当副乡长那年算起到现在也有六年了吧，六年中一共有两个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第一次好像是在县里召开的一次人代会上，散会了，我当时正和其他几位乡长们往大厅外面走，大约是因为我个子高的缘故吧，市电视台的女记者一眼就看准了我。并且把话筒伸到我的嘴唇前，非要我讲几句。她当时向我提的就是这个问题，面对摄像机的镜头，我记得当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说我当乡长就是为了带领全乡人民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早日奔小康，使平淡乡人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一句话，使平淡乡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五彩缤纷，不再平淡。当时，我讲得理直气壮，那位女记者还为我鼓了一会儿掌，但事后仔细想一想却有些脸红。作为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干乡长不能说没想到这一点，没有哪个乡长希望他的乡民吃苦受罪食粗的穿烂的是不是？关键是它们在我当乡长动机中所占的比重让我实在有点理直气壮不起来。你别笑话我，其实我最初当乡长的动机并不纯是这些，至少不是最主要的。当然，我也无法用一两句话来回答你，那样无异于让我用一块手帕去覆盖一座大山，办不到的。
仔细回忆一下：促使我做乡长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个是因为我祖父。
我是跟我祖父长大的。在我八岁之前父亲和母亲都相继去世了。父亲和母亲的去世和我有直接关系，我觉得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于一九六○年十二月生于我现在任职的这个乡的大刘庄村。今年正好三十六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今年三十六岁的人是不多的，不信你可以在你周围打听一下，寥寥无几，当时，正是全国大饥荒的一九六○年，人连草根都吃不上，女人饿得连月经都没了，哪里还能多出几滴血来生孩子。不瞒你说，我们大刘庄两千多口人，四百五十多户，那一年就生了我一个孩子。这么说不是说我们的家境多么好，而是因为我父亲。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技术员。那时的技术员和现在的知识分子纯属两个概念。我父亲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是在种地上样样津通，并且在牛羊配种、嫁接育秧上都有一套，算得上是个明白人。队里专门让父亲负责地瓜温室的保暖和地瓜育秧。当时村里提了一个口号：“宁愿不要命，也要保住种。”村里虽然每天都有死人抬出去，但满满两温室地瓜却没有人动过。温室的钥匙就在我父亲手里。我父亲是个好父亲，但不是个好社员。他每天无论冒多大风险也要设法弄两块地瓜回去。
那时家里只有我祖父和我母亲。父亲到底弄了多少块地瓜没有人统计过，但全家人却靠着这些地瓜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并且我母亲还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生下了我。就我本人来讲我能够在这一年出生是我的幸运，就我家庭来讲却是一个悲剧。因为我的出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温室里的地瓜。
父亲刚开始还不想承认。
大队长谢旺却指着我说：你没偷地瓜这孩子怎么来的？
父亲哑口无言。他看了我一眼，只好承认了。
父亲在公开游斗之后又被关进了欢城监狱。
父亲是个老实人，脑子里根本没有顽固意识，游斗刚刚开始就悔过自新了，所以在被送进监狱以后就更加追悔莫及。据说在监狱里他为了赎罪，每天只吃六两饭，而节约出来的二两则全部捐给了食堂。父亲吃很少的饭，却做很重的活，终于有一天不堪重负，被一块只有六七十斤重的石头压死了。父亲死了以后，我母亲到监狱里给他收尸。回来后母亲逢人就说父亲死时只有六七十斤，重量仅像一个半大孩子。父亲最重的时候可是一个一百六十多斤的壮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