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比诏令新·伊丁那姆总督说：“伊阿·鲁·巴尼的土地所有权是自古就有
的，因在文书上是让给他的。因此，你应把这块土地给予伊阿·鲁·巴尼。”
在古巴比伦王国，奴隶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他们被看作是奴隶主的私
有财产，可以任意被出卖、转让或抵押，甚至被杀死。例如法典规定“倘彼
（指自由民）损毁奴隶之眼，或折断奴隶之骨，则应赔偿其买价之半。”反
过来，如果奴隶打了主人的脸颊，那么这个奴隶以后就只能用一只耳朵来听
了，因为他的另一只耳朵已被官差割下、留在法官那里了。倘使奴隶因被殴
打、虐待或其它原因致死，肇事者只需向奴隶的主人赔偿三分之一明那的白
银，便可继续过他的逍遥日子。而这笔偿金只能购买一头牛。
奴隶们不堪压迫和剥削，经常逃亡。为此，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凡是帮
助他人奴隶逃亡或隐匿他人奴隶者，都要被处死，甚至理发师事先未告知奴
隶的主人，而将奴隶头上的奴隶标志剃去，也会面临被砍断手指以至被处死
的厄运。
对于土地、果园的租佃，财物、器具的出赁及买卖、借贷、保管、雇佣
等法律关系，法典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当时，土地租佃十分盛行，租金也定
得很高，耕地的地租为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园地为收成的三分之二。
承租土地者耕植谷物，即使“田不生谷”，颗粒无收，其租金也不得减免，
数额得与邻近土地所缴纳的租金相等，理由是承租者“未尽力耕耘”。如果
雷电、暴风雨或洪水毁去承租者的收获物，那么损失仍属归于农人。承租者
如不听出租者的警告，“怠惰不耕”，出租者便可将土地收回，并收缴租金。
交回租地前，承租者还得将其耕好。
为了缓和自由民内部的矛盾，法典对高利贷的利率做了一定限制，规定
法定最高利率：谷物为 33. 3％，银子为 20％。这一规定虽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奴隶主和高利贷者的毫无止境的剥削，具有一定社会意义，但这个
法定利率仍然是很高的，许多偿还不起债的自由民还是无可奈何地沦为了奴
隶。
以男人为中心的思想在古巴比伦依然是根深蒂固的。例如，婚姻是按照
契约来缔结的，没有契约便被认为无效。通过缔约，老岳父得到了一笔出卖
女儿身价的费用和一定数量的聘礼，从今以后，他再也没有教养女儿的权利
及义务了。
女儿嫁到了夫家，日子也不是好过。丈夫是一家之主，可以惩罚妻子和
儿女，可以以妻抵债，甚至可抵婚前丈夫所欠的债务，除非双方在婚前有特
别约定者例外；妻子如果生病或不能生育，丈夫便可堂而皇之的纳妾。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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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不贞，丈夫便可将其扔入水中，甚至妻子被疑为不贞，也要被扔入水中
接受“考验”。
法典尽管条文繁杂，但在处罚时仍带有旧时血亲复仇的浓重色彩。从下
列五花八门的规定中，我们不难管中窥豹：“倘自由民损毁任何自由民之眼，
则应毁其眼。”“倘彼击落自由民之齿，则应击落其齿。”法典甚至还将此
原则加以扩大适用，如：建筑师盖房不坚固导致房屋倒塌压死房主之子，则
应处死建筑师之子；乳母乳死幼儿，则要割去乳母的乳房；医生医瞎了病人
的眼睛，就要被砍掉双手，等等。
对于一些在特定场合下发生的侵犯财产的行为，往往由受害者或有关人
按照法典的规定直接处理，而不必通过法院。但这却并不同于今天的“私了”。
因为古巴比沦人是按法典行事，而“私了”是曲解法律。一个人如果侵入别
人私宅进行盗窃，主人抓住了即可就地处死他。对于在火灾现场借口救火却
趁机打劫者，任何人都可以将其扔入火中烧成焦炭。
在古巴比伦，法庭上审判时所采用的证据，除了证人的证言、证物外，
发誓和“神明裁判”也占着重要地位。如果强盗未能捉到，被劫者只要在神
前发誓来供诉他所损失的一切，那么盗劫发生地点或周围的公社及长老就得
按法典的规定赔偿其损失。特别是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下进行的发誓，更被视
为重要的证据，不仅能免除财产上的责任，还能摆脱严重的刑事惩罚。当时
的人们还经常借助“神明之力”来判断“真相”或考验嫌疑犯。比如，一个
人如果被控犯了巫蛊之罪而不能证实，他就会被人扔入河中。如果他被河水
吞没，就说明这个人确实有罪，已为鬼神所召；倘使这个人没有沉入河中，
却浮漂于水面，就说明这个人是无辜的，因为河水已为他洗刷了清白。
以上所提，只是汉谟拉比法典的一部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其中当
然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苛求古人。
在3700年前的古巴比伦社会，汉谟拉比王能制定出这样一部文字简炼、
内容广泛、涉及到古巴比伦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成文法典，并刻石公布，
这在人类文明史和世界法制史上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突破了过去
奴隶主贵族对习惯法的解释权和司法权的垄断，反击了“刑不可知，则威不
可测”的谬论，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对后世法律制度
的发展也产生重大的影响。据圣经记载，希伯来人最早的法律就是耶和华于
公元前1320年用手指写在两块石板上的。雅典最早的成文法也是模仿古巴比
伦而刻石公布的。
这部公元前1700多年前制定的法典，创立了如罚金、动产、契约、债务、
债权等一系列为后世所沿用的法律名词和术语，其所采取的诬告和伪证反
坐，法官枉法重处等刑罚原则，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汉谟拉比法典》虽然是一部奴隶制法典，但法典还对当时古巴比伦的
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等都做了较全面的
规定，不论任何人皆不得违反、变更或破坏。汉谟拉比王甚至命人在法典结
语中刻道：“我以我的金玉良言铭刻于我的石柱之上……此后千秋万世，国
中之王必须遵从石柱上的正词义言，不得变更我所决定的司法判决和我所确
立的司法裁定，不得破坏我的创制。”在那样一个专权统治的国家，能出现
这样一部多少沾点法制色彩的法典，确实难能可贵。
在古代西南亚奴隶制法的发展史上， 《汉谟拉比法典》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它从以前所有的法律中吸取许多东西，包括了苏美尔——阿卡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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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法典的精华；它有关契约、债权、损害赔偿等方面的规定，是许多早期
立法文献所不能比拟的；而文字简洁，对概念阐述的细密程度，甚至超过欧
洲某些国家早期立法的水平，并对后世的亚述法、赫梯法、波斯法、新巴比
伦法及希伯来法产生重大的影响。它是目前所知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
的、保存至今的成文法典。
几千年过去了，雕刻有法典条文的石柱为何在苏萨城被发现，对后人来
说还是个谜。汉谟拉比王希望能将他的法典镀上神授的荣光，刻石公布，安
放在巴比伦神殿里。百姓随时可到神殿去参阅这些法条，获悉解决纠纷的道
理。也许是在巴比伦沦陷后，这根石柱成为了波斯军的战利品，才被带至波
斯，安放在苏萨神殿上的吧！？
几千年后，直到法国考古队在废墟中挖掘出它，这根石柱方得以重见天
日。法国人兴高采烈地把它运回国，珍藏于巴黎卢浮宫内，成为宫中最珍贵
的历史文物之一。
这大概是汉谟拉比王生前所未能预料到的。但是有一点，这位杰出的古
巴比伦王国的君主一定会肯定：即使时间如白驹过隙，万物似沧海一粟，他
所制定的这部法典的荣光却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毕竟，历史是公正无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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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著名的改革家梭伦
恩格斯曾说：“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
来揭开的。”梭伦其人与其说是位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位改革家，后者更能
体现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
梭伦是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诗人，出生于公元前630年，约
卒于公元前560年。
梭伦出生的时候，虽然他父亲诶克塞克斯提德在雅典仅是中等资财，声
势平常，但却是出自此邦的一个最上等的家族，乃科德罗斯的后裔。诶克塞
克斯提德为人热心，好助人为乐，广设慈善事业，为此到梭伦时已是家道衰
败。本来是有很多朋友可援助梭伦的，但他以取之于人为耻，因为他出身一
个总是帮助别人的家庭。因而，尚在年轻之时，梭伦便外出经商，同时考察
各地的制度、风土、人情，而获取学问和经验。在此期间，他放下了贵族的
骄矜，对下层平民的疾苦有了一定了解，因而同情于他们，这对他日后肩负
起改革的社会重任是大有裨益的。
梭伦是位才华横溢的风云人物，与比亚斯、泰勒斯等人被当时人们传为
“七智者”，在从麦伽拉人手中夺回萨拉米岛的活动中表现出了超人的才能
和胆识。
当时雅典人正与麦伽拉人进行争夺萨拉米岛之战，萨拉米岛濒临雅典的
海岸，是雅典的门户，梭伦认为萨拉米岛是雅典的。但雅典人在几次战争遭
到失败后，已对此厌倦，因而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任何人不许在将来以书
面或口头的方式，提议本邦去争夺萨拉米岛，违者则处死。梭伦不能忍受这
种不光彩的事情。他发现有许多青年人也是如此，而想采取措施发动战争，
但却惧怕这条法律。于是他想出一个主意，既能避开这条法律，又可有效地
发动群众。他装作神志失常，并由家人向全城传出消息，说他傻了。于是他
走到市场上去，当许多人都已聚集在那里时，他跳上传令石，背诵他作的挽
歌，主要是责备雅典人放弃萨拉米岛，并勉励他们为收复它而战。公民们听
了以后，激情高昂，在梭伦的朋友庇西斯特拉图鼓动下，废除了那条法律，
而重新发动战争，并推举梭伦为指挥。
在公元前7世纪，战争爆发了。年轻的梭伦，以智谋夺取了萨拉米岛：
梭伦与庇西斯特拉图乘船到了科利亚斯海角，看到雅典全城的妇女都在那里
举行对墨忒尔神的献祭。他于是派一个可靠的人去萨拉米岛，装作一个叛徒，
告诉麦伽拉人，如果他们想俘获雅典的名媛，就赶快和他一道乘船去科利亚
斯海角。麦伽拉人为之所动，于是便派人乘船前往。梭伦获悉之后，便让妇
女们离开，而派一些没有胡子的年轻人着女装身藏利剑，在海边嬉玩。当船
靠岸后，麦伽拉人争先恐后的跳上岸时，迎接他们的不是女人的媚笑，却是
锋利的宝剑洞穿胸膛后的痛楚。此后，雅典人趁机乘船出发，重占了萨拉米
岛。
这次战役使得梭伦成为一个很有声望的人，在广大平民心目中，他不仅
是一个英雄，更重要的是他已成为一个反对贵族、同情人民的革新人物。后
来，由于他的主张——希腊人必须去援助德尔菲神庙，不许基尔哈人糟蹋神
谕宣示所，应当帮助德尔菲人维护神的荣光，因而博得希腊人敬慕和称颂。
雅典执政官墨伽克里勒斯执政时，发生了库隆渎神案，以此为分水岭，
雅典社会局势由和谐时代转入动荡岁月。当时雅典的阶级关系极为紧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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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古法典出于维护奴隶主阶级贵族的利益，对平民和奴隶采用严酷的刑罚，
甚至对于盗窃蔬菜水果者也要处以死刑。一位雄辩家曾说：“德拉古的法典
不是用墨水写成的，而是用鲜血染红的。”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也要求推翻
贵族统治，掌握城邦的政权，以进一步发展奴隶制经济。
平民、工商业奴隶主迫切要求改革。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在收回萨米拉岛活动中大显身手的梭伦被推
上了历史的前台，公元594年出任执政官，接替了无法胜任此职的菲隆布罗
托斯。奴隶主贵族以梭伦的出身富贵而垂青于他，平民和工商业奴隶主因为
他的经历而寄望于他。
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梭伦，掀起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浪潮。
几乎所有的平民都负了富人的债，为此，他们或是替富人耕种土地，交
纳六分之五的收成；或是以自己人身作债务抵押，在本土成为奴隶；或被卖
到外国；也有不少的人被迫卖掉子女；或因受不了债主的虐待，逃亡到外国。
因此债务奴隶制已成为当时混乱的根源之一。
梭伦一上台后，便颁布了“解负令”。后世的人发现，古代雅典人往往
用吉利和好意的字样，掩盖事物的丑恶，给以文雅可喜的名称。所以他们把
娼妓叫做“伴侣”，把租税叫做“捐献”，把一个城市的驻屯军叫做它的“保
卫军”，而监狱叫做“居室”。所以梭伦把取消债务叫做“解除负担”，似
乎他是第一个采用这种手法的人吧。
梭伦的法令规定现有的债务必须豁免，并且禁止以后任何人放债时，以
债户的人身作为抵押，此外国家赎回因负债而被卖到外邦为奴隶的人。因而
正如梭伦所骄矜地夸耀的，正是他从被抵押的土地上“拔除了到处都竖立着
的债权碑”。
这时发生了一件他生平最可恼的事情。当他正准备废除债务之时，他曾
对有些最亲信的朋友谈过这项改革。可是，他的朋友马上就利用这个机密，
在梭伦的法令颁布之前，先从富人那里借来巨额金钱，买了大量的土地。在
法令公布之后，他们便享用这些财产，并拒绝还债。这件事使梭伦大受责难；
仿佛他不是随别人一起受了骗，而是这一欺骗事件的参与者。但是这种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