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要分析人的概念就得认识这些范畴到底是什么，这时我们就认识到它们只是一些范
畴，就是说，它们本身并不是主体（人）在科学假设中用它们所规定所指代的那种实
在。”这里，伯林追随汉普郡和斯特劳逊这些哲学家，认
为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通过类似于康德的那种先验的演绎推论来说明人类的一些基本范
畴。按照伯林的看法，正是这些范畴，而不是关于人的动机或兴趣的直接观点，给出了
人性观念的大部分内容。
在伯林这里，人性并不意味着任何不变的人类感情或需要，相反的，伯林把选择能
力和对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看作是人类存在的构成要素，看作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
特征；这种选择活动在人们的行为和性质中导入了不确定性的因素，除非排除了这种选
择能力否则不能消除人类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如果这种选择能力在人性中导入了一部分
不确定性，如果人们对人类需要的理解随着时间而变化并由于这种变化而改变了人们的
需要，那么，就只能在这种带有着各种不定性和追求种种新奇性的潜能的选择能力中，
而不是在那种假定是永久不变的一般需要中，发现人的最突出的特征。确实，正是人类
的选择能力和通过选择活动为自己创造了多样的本性，具体体现为包含着一些不可通约
的和理性无法比较的善和恶的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总括
这些思想，伯林指出：“必须在一些绝对的要求之间进行选择就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无
法避免的特点”。“很显然，伯林相信，他所提出的这种人类选择能力的思想是独特的
和创造性的，也是与决定论的真理决然冲突的。
人类的这种选择能力支持着伯林的自由概念，伯林把这种自由叫做“基本自由”
（康德将之称为“任意”），并认为它构成了“否定的自由”和“肯定的自由”的共同
基础。在这里，伯林的意思是，否定的自由——在经验主义传统中，通常把它理解为在
一个人根据自己实际的或潜在的愿望进行活动时没有受到别人的干涉——以在两者不可
兼得只能从中择一的情势下的选择能力为先决条件。动物在干它想干的某件事情时也会
由于它天性中的某种强制因素而受到阻碍，或受到（人的）有意识的阻碍，但除非动物
能够设想这种只能在不可兼得的两者中择一的情势并进行某种有意义的选择，就不能说
它具有或缺乏伯林所意味的这种否定的自由。所以，否定的自由不是霍布斯的那种“免
受妨碍的动机”，也不是边沁设想的那种不受阻碍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对伯林的批评中，就把否定的自由与上述情况当
作是一回事。否定的自由就是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势下的选择或不受别人妨碍的选择权
利。动物不具有这种自由，至少在关于动物能力的传统看法的意义上说动物不具有这种
自由，就是对于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势下进行活动但是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势也没有理
解自己的选择权的人来说，比如《勇敢的新世界》中的大多数居民，他们也是不具有这
种自由的。这就是说，伯林的“基本自由”的概念作为一种有效的选择权并不是经验主
义所理解的那种根据自己实际或潜在的愿望进行活动而不受别人干涉的自由概念。按照
伯林的意见，如果一个人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愿望，也不能评价这些愿望或考虑这些愿
望，他必然缺乏这种基本自由。如果这个人缺乏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势下进行选择的能
力，他也不具备否定的自由；他甚至不配享受这种否定的自由。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伯林所理解的这种否定的自由以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势下的选择
能力为前提，它与肯定的自由就具有共同的基础。与否定的自由是免于别人干涉的自由
不同，肯定的自由是自主的自由，是理性地控制自己生活的自由。如同否定的自由一样，
随着选择能力的减小或削弱，肯定的自由也被减小或削弱了，不过是在不同的方面被减
小或削弱。一个人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势下的选择可能受到其他的妨碍而不能按自己的
意愿去行动，这可能是由于某种否定的因素，比如缺乏知识、金钱或别的资源，也可能
是由于这个人自身的某种因素使他不能如实地认识或理解这种选择情势，或者，虽然如
实地认识了这种选择情势但却不能进行选择。像恐惧或神经质的压抑这种条件就可能终
止一个人的选择自由，甚至使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处境，或者一个人被某种荒谬的
但又十分强烈的焦虑所控制以至无法进行选择活动。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人的选择能力
就从他自身内部被破坏或遭到损坏。一个人可能拥有相当的否定的自由，然而，由于他
缺乏在两者只能择一的情势下的选择能力（并不是别人剥夺了他的这种能力），因此他
就处于极端的肯定的不自由状态。这两种形式的不自由，即否定的不自由和肯定的不自
由的共同之处，就是选择能力的受到限制或遭到剥夺。
这里必须指出，对于伯林的观点有一些普遍的误解，这是应该予以消除的。伯林并
没有追随五十年代牛津语言哲学的传统，对自由这个词提出语言学分析、语义学分析或
概念的分析。他的哲学方法论观点使他根本就反对那种认为通过对词的用法的分析能够
解决哲学难题的看法；在伯林看来，哲学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在论证存在
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但它们既不是经验的也不是形式的这个论题的时候，伯林曾对他的
观点作过经典的表述，他写道：“显然，在对价值概念的分析中所出现的不同意见，不
是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语言用法上的歧义性，而是具有着深刻的根源，因为对于一些概
念，比如说正义、公平或自由，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基督教徒和机械决定论者，黑格
尔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浪漫的非理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理解就是根本不
同的。同样显然的是，这些差别，至少从直接印象上说，既不是逻辑的差别也不是经验
的差别，而常常是不可调和的哲学之间的差别。”伯林在《政治理论还能继续存在吗？》
这篇具有创新性的论文中提出的这个论断，使他的哲学方法论不仅与实证主义者而且与
语言哲学家如奥斯汀（J．L·Austin）区别了开来。伯林还有一些其他的论述，这些都
表明，在伯林看来，老是关注词的意义的哲学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伯林的意思并不是说自由只是“否定的自由”，即一个人在实际的和可能的选择活
动中不受别人的干涉，也不是说只有否定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或只有否定的自由才
是有价值的自由。他的意思是，这两种自由——也可以说，按照罗尔斯的说法，这两个
概念——指的是同一件事情。伯林强调指出：“肯定的自由和否定的自由都是完全正确
的概念”，“肯定的自由……是公平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他早期的观点
中，他就相信，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并不是彼此排斥的，即只能用否定的自由或者只
能用肯定的自由来说明同一件事情”。然而，他继续说道：“肯定的自由概念和否定的
自由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并不总是按照逻辑规范的步骤沿着背道而驰的方向进行，直到
最后出现彼此间的直接冲突”。“相应地，按照伯林的观点，否定的不自由和肯定的不
自由也具有相同的基础，这就是选择能力的削弱。这两个概念都体现了有效的自由概念，
或者，换句话说，体现了康德所说的“任意”即基本自由的不同方面或不同维度。从历
史的观点看，这两种自由的观念都得到了如此程度的发展，以至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价值、
不同的善或不同的条件；这些价值不仅是不同的，事实上它们还经常是相互竞争的。
由于伯林坚持这是两种有区别的经常冲突的自由概念，这就拆穿了下述的批评的虚
假性：有人批评说，伯林是根据人们谈话中对自由这个词的概念分析才区分出肯定的自
由和否定的自由的，因此肯定的自由和否定的自由的区别只是语义学上的区别。迈克卡
伦就持这种观点，在他看来，自由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所以无论是肯
定的自由概念还是否定的自由概念都能适合这种关系；而费恩伯格则把自
由看作是一个四位一体的概念，并指出存在四种对行动的强制因素：外在的，内在的，
肯定的和否定的。伯林明确反对迈克卡伦的观点，认为自由的基本含义只能是二分体的
而不是三位一体的，因为一个人可以希望不要任何强制但同时却没有实际采取任何具体
的行动；所以，迈克卡伦为了分析对自由的用法而提出的规范的先验图式——主体a是
自由的是因为他排除了强制力量大实施了行动C——就没有抓住自由观念的最基本的根
据即拒绝任何别的强加的约束。伯林更反对费恩伯格四位一体的先验图式，认为它太冗
长太浮泛，以至把一些并非是导致不自由的因素如头痛和残废都当作是对自由的限制。
换句话说，费恩伯格图式的问题在于它把对人的行为有限制作用的任何善和恶都纳入到
对自由用法的分析中。这是一个太过随意的图式，同时也违反了比斯浩坡·巴特勒
的那个样子，它们的结果将是其会是的那个样子，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被欺骗呢？”
费恩伯格的图式连同他的分析的实际结果，就是把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价值的自由给消
解了。
伯林曾经指出：“自由的基本含义就是免受束缚、免受限制和免受他人的奴役，其
他的含义都是这个含义的扩展或比喻。”伯林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只有这种自由的含
义才符合日常语言对自由一词的用法，而是说只有在两者不可兼得情势下进行的选择为
他人所限定时才能发现最基本的不自由。伯林之所以坚执这种观点，部分原因就是他所
关注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或政治自由，而不是那种在服从上帝意志的人们或服从绝
对命令的人们中发现的自由，或者是斯多葛主义的与自然的秩序理性的秩序相一致的自
由。更为重要的是，伯林反对理性主义和一元论的理论前提和哲学史上把肯定的自由观
与这种前提联系起来的观点。在伯林看来，自由，即使是肯定的自由，也总是意味着选
择，而不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没有哪一种自由观比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的那种
自由现更与伯林的自由现不相容了。然而，从伯林的立场看，即使是斯宾诺莎的自由概
念，即把自由看作是个人对必然性的认识，也胜过后来肯定的自由概念比如黑格尔的自
由概念，因为斯宾诺莎把肯定的自由看作是个人性的自我决定，而不是群体的自治。当
肯定的自由被当作是一种和谐的自治社会之时，它也就被从一种真正的自由概念转化为
假概念，一种冒充为自由的别的价值的变体，对肯定的自由的报应就来到了。根据伯林
的观点，在德国唯心主义者如费希特和黑格尔那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必须承认，伯林的观点在这里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因为肯定的自由的概念作为个人
的理性的自我指导与作为协调的群体的自我决定，二者牢固地结合在自由概念中，本杰
明·康斯坦特（Benjamin Constant）在他的论文《古代和现代的自由》中指出这种自
由概念是古希腊就确立的，伯林自己也表示过他因参考过这篇论文而感谢康斯坦特。那
么这似乎就意味着，在肯定的自由中合并了个人自我指导和群体自治，这种令人困扰的
特征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即在古希腊人的自由观中就存在了。因此对伯林来说，很难再
坚持说后来的把肯定的自由概念理解为群体自治是对先前的自由概念的误用，只有把它
当作是个人的自我决定才更加合理。要使论辩的基础更牢固一些，就只能说古代人的自
由观或自由的肯定意义也包含群体自治的意思，但否定的自由概念是现代才特有的。
这其中仍有一些困难，虽然否定的自由概念似乎是现代所特有的，但并不是只有自
由主义者才坚持这种自由概念。霍布斯和边沁是否定的自由观的最坚定的代表，可他们
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而许多自由主义者，如康德和穆勒，又坚持把肯定的自由概念理解
为自主性。伯林也承认，康德的个人自由概念是一种理性的自主性的观点，而事实上，
穆勒的自由观也与此相似，他的《论自由》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讲法定的强制限制了
否定的自由，而是认为来自公共舆论的侵害性的“道德强迫”约束了个人自主性。这两
个自由思想家的例子证明，在自由主义与否定的自由观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
伯林自己的自由主义中，是根据对否定的自由的价值的看法确立了这种联系的，与霍布
斯和边沁首先把它看作是满足需要的一种手段的思想不同，伯林把否定的自由看作是通
过做出的选择实现自我创造的一种条件。换句话说，正是伯林对否定的自由的价值的解
释，才使之被确信为现代特有的自由观的内容。然而，如果说否定的自由现在自由主义
传统中具有独特的或基础的地位，这并不是伯林的看法，这种观点在历史研究中是站不
住脚的。相反，伯林的观点是，自由主义传统本身就是复杂的具有多元论的特征，它提
供了许多自由的概念。但是否定的自由观是最能得到辩护的观点，而且与涉及到多样性
和信仰自由的自由主义最为契合。就此而言，可以说它一点也不依赖与肯定的自由观相
联系的理性主义和一元论。
在伯林关于这两种自由观历史发展的看法中所出现的明显困难，为理解他反对把肯
定的自由作为最恰当的自由概念的基本理由提供了一条线索。伯林认为，这种把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