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作者：约翰·格雷 马俊峰 杨彩霞 路日丽 译
鸣谢
本书得益于许多人和机构的帮助，没有这些支持和帮助，本书是决然完成不了的。
我所在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同意免除我的教务使我有时间研究伯林的思想，若无这个条
件，我关于伯林的许多思想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所以我首先得感谢他们。这本书是我在
俄亥俄州立草坪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的社会哲学和政策研究中心
花了两个学期时间写成的，在此期间，该中心主任和工作人员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使我
能完成这一工作，因此我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得特别感谢牛津沃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的研究员、伯林著作的编
辑和版权遗嘱执行人之一的亨利·哈德博士（Henry Hardy），他对我的工作所表现的
善意和慷慨，连同他的耐心和博学，都远远超出了礼节性合作的范畴。没有他无私的支
持，我相信本书是不可能以现在这种形式面世的。
本书源于我的出版人——哈珀·考林公司的斯特瓦特·普劳伏特（Stuart Profit）
先生在电话里的提议。没有他的提议，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动手写这本书，因此我非常感
谢他对我的信任和对这项工作的评价。
还有许多人对本书提出过书面的和口头的评论，特别是大卫·康文（David
Conway）、亨利·哈德（Henry Hardy）和史密斯（G.M．Smith），他们对本书初稿写
过详细的书面评论，我对此是十分感激的。我与罗吉尔·浩舍尔和
劳伦·罗马斯基（Loren Lomasky）作过多次讨论，这些讨论使我对一些问题的观点更
加明晰；许多年来与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的交谈在我的思想中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这在本书中都可看得出来。对此，在这里一并予以致谢。
我对伯林的感激和谢忱实在难以用笔墨形容。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一直是在与他
的卓越的谈话中发展起来的，他对我的理智上的巨大恩惠是本书读者或我的其他著作的
读者都明了的；同时，伯林没有能看到这本未经他授权而由我写成的解释和批评性评价
他的思想的著作，这绝对是一件极大的憾事。如果我不是像现在这样熟悉伯林，这本书
就绝不可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这毕竟是我写出的书，而不是他写的书。因此，
本书中难免存在的一切疏漏、偏误和不合适的地方，都由我来承担，而与伯林以及为我
提供过帮助的人们无关。
约翰·格雷
1994年7月于牛津耶稣学院
伯林
导言
如果说写一本研究伯林思想的著作是一个令人胆怯的任务，这种说法并不意味在伯
林著作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恰恰相反，伯林的思想是异常清晰的。虽然伯林的著
作涵括了广泛的领域，涉及到许多作者，但它们并非各自分离以至缺乏共同的主题；与
之相反，伯林的各种著作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本书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所有伯林的著
作都是由一个具有巨大颠覆力的观念贯穿着并使之获得生命力的。我把这个观念叫做价
值多元论，其意思是，许多终极人类价值是客观的但又是不可归约地多样化的；这些多
样的价值是冲突着的，而且经常是不能和谐共存的；有时，即在它们彼此冲突的时候，
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即是说，没有任何合理的尺度能对它们加以比较。本书的大部分篇
幅将用于阐释和评价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在政治哲学上的意义是，所有真正的善和理想
都被实现的这种完美社会的理念不仅是一种乌托邦，而且总是自相矛盾的。就像道德生
活一样，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在敌对的善和恶之间的基本选择，此时理性弃我们于危
难而不顾、我们无论怎么选择都要导致一些损失，有时甚至会出现悲剧。我把伯林的由
价值多元论引致的这种政治观称为“竞争的自由主义”（agonistic liberalism）。
“agon”一词源于希腊语，它有两重含义，既是指对唱比赛中的竞争或竞赛也是指悲剧
中人物的冲突。与我们时代流行的自由主义——即乐观地认为基本的自由、公正或正当
要求是（或必定是）一致的和和谐的——不同，伯林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斯多葛派的和悲
剧的自由主义，它认为在那些具有内在竞争性的价值中存在难以避免的冲突，任何选择
都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由于伯林的自由主义不像历史上的和我们时代的自由主义那
样希望基本的自由和平等是和谐共存的，也不赞同辉格党的历史哲学（这些自由主义就
是与这种历史哲学相联系并以它为基础的），伯林的政治思想就为自由理性传统提供了
富有希望的生机。如我将要指出的，即使在伯林的思想中存在着他的价值多元论以及他
所坚持的人性的历史主义概念与传统自由主义对人类的一般性观点之间的无法消除的矛
盾，情况也仍是如此。伯林思想中的这个矛盾，可以被理解为他一方面受惠于维科和赫
尔德，另一方面又与J．S．穆勒的自由主义有密切关系而导致的；用伯林提出的那种历
史主义观点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把自由主义当作是基于理
性和基本人性的一般要求，或在历史中居于优先地位的某种主张——就可以消解这个矛
盾。我所采取的这个策略在伯林的著作中找不到明确的根据，伯林或许也不同意这种办
法。根据对伯林思想所作的这种维科式的和赫尔德式的解释，伯林的基本思路不是自由
的竞争而是竞争的多元论。
伯林思想的深刻独创性和颠覆性有助于解释那些异常的事实——直到目前为止，对
这种异常的事实仍缺乏专著式的研究。确实，在伯林的理论活动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会
使人感到他的思想的这种独创性和颠覆性。在本书中我必须做很大的省略，尽管这些省
略都有一些可辩护的理由，但由于遗漏了伯林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终究总是一种遗憾。
我没有利用亨利·哈德拥有的伯林关于许多论题的未出版的文献，而只限于使用全部已
出版的资料。对于伯林关于认识论问题和意义理论的早期哲学论文，除了指出它们都反
对实证主义把一切有意义的论述都归结为一种模式的主张，也许这预示了伯林后来对一
元论价值论的攻击，我实在说不出什么东西。除了间接地或附带地涉及到一点外，对伯
林在俄国研究中所做出的许多重要贡献，他在战争期间作为政治观察员所写的一些报告
（这些材料有些曾在《华盛顿通讯》发表），他对音乐的爱好和深刻理解，我都没有予
以论述。我也没有提到他的许多表现友谊的事例，这些必须等到由米歇尔·依格纳铁夫
（Michael Ignatfeff）撰写的伯林传出版后才能为世人所知。对于伯林的个性与他的
谈话（这些谈话在表现想象力的移情作用方面都是十分卓绝的）和思想（他坚信，还有
许多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联系着的现实、正当、价值等）
之间的联系，我也没有做出说明。我只是把关注重点放在他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和体
现这些思想的哲学概念方面，因为在我看来，这样就抓住了伯林最具有意义的理论成就
和他确立的自由思想的特征。
现在我只就与他的思想有关的方面略述一下伯林的生平。伯林于1909年6月6日生于
俄国的里加，像梅纽因（Yehudi Menuhin）一样，他的家族也是查伯德·哈西
德（Chabad Hasidim）的后裔。他的祖父母是本分的哈西德信徒，但他的父母不是。他
在里加长大，讲俄语和德语。他家1915年从里加搬到安得里普，1917年
又搬到彼得格勒，在这里他目睹了1917年二月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然
后在拉脱维亚停留了短暂时期后于1921年到了英国。他的祖父、一个叔叔、一个姑姑和
三个表兄弟于1941年在里加被纳粹杀害。他在圣保罗学校上完中学，在牛津基督圣体学
院受的大学教育。除了有三年时间他先住在纽约后又到华盛顿为英国政府工作，以及
1945年在莫斯科居留了一段时间外，伯林一直生活在牛津。在这里，他一直作为全灵学
院的研究员，1957—1967年担任社会和政治理论研究会主席，1966—1975年担任沃尔夫
森学院的院长，1974－1978年担任英国研究院院长。此后，他在牛津度过了他的大部分
时间，谈话、写作和出版作品。
人们经常把伯林与休谟作对比。这种比较一般并不会形成什么误导，但却遗漏了许
多重要的东西。像休谟一样，伯林后来也放弃了哲学而转向对历史的研究，虽然休谟研
究的是英国历史而伯林研究的是思想史，但他们都是运用其哲学观点于历史研究的典范。
如果伯林与休谟分享着一种深刻的理智上的快乐，一种对思考和写作中表现的清晰透彻
的风格的热爱以及一种对历史的讽刺的爱好，那么伯林自己还有一些为和蔼可亲的休谟
所缺乏的偏好。这种偏好来源于伯林的多元性的继承因素，这些因素不是英国人的而是
俄国人和犹太人的，这就是他对观念和人类生活中悲剧感的偏好。伯林曾经说过（实际
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毫无疑义的吸取都是经由英美哲学
和康德哲学而形成的。然而，在英美哲学那种专业式的枯燥论述与伯林的著作间有一种
深刻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许不单纯是伯林独特的写作风格问题，也不仅表现为伯林对与
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具有一种（通过想象的移情作用）深邃的洞察力，而且还表现在他
对理智生活和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理解上，这些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俄国式的。伯林最主
要的工作，虽然也体现在他力图寻求一种区别于英国经验论的严密而透彻的标准，但更
表现在他对理智的作用（这在英国哲学中是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的理解上，他把理智
看作是一个人与整个人类生活的概念相联系的能力，伯林这种观点的根源仍然扎在俄国
的传统中。使得伯林的著作充满活力的人类生活概念，——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
把它称作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最真实最令人感动的解释”——是一种悲剧性的概
念，这也是一种与任何神义论的观念所抵牾的观念。我认为，伯林这种悲剧思想的根源
则可以追溯到他的犹太人遗传。正是这些分离的多元性文化遗传因素的混合，在伯林的
思想中形成多种观念的微妙缠绕，这些只有借助于扎实的研究才能予以澄清。
伯林
第一章 自由观
孟德斯鸠用“自由”这个词所意谓的东西并不是在他对自由概念
的正式定义（也是通常的定义）——“自由即在于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情的权利”中所能
发现的，只有在他对别的社会和政治观念的评述中才能理解他所持的一般价值尺度。孟
德斯鸠不是那种迷恋某种单一原则、力图根据某种基本道德原则或形而上学范畴安排和
解释任何事物的思想家，他并不认为依据某些形而上学的范畴一切真理必然都能得到系
统的说明。孟德斯鸠不是一个一元论者而是一个多元论者，在他努力转述那些与他自己
以及他的大多数读者所信奉的价值观不相同的文化或观点或价值体系的时候，他的鉴赏
力可说是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伊塞亚·伯林：《孟德斯鸠》
使伯林的所有著作都充满了生气勃勃的活力的自由观念，如同他的整个观念体系一
样，是非常具有独创性的，它对哲学中公认的理性传统的颠覆性作用比通常想象的要大
得多。众所周知，伯林一直告诫人们，“肯定的”自由概念是根据理性的自我决定或自
主性而规定的，他所支持的则是一种对自由的“否定的”规定，即把自由看作是免受别
人强加的约束。相比之下，伯林提出否定的自由概念的理由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理解。没
有人指责伯林否认自由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自主性，因为伯林对思想史上作这样理解的
自由概念多次明确地予以承认，所以不会为人们忽略，但是他的基本思想，即认为在对
自由的这种肯定的理解中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因此也容易经常被滥用，却很少得到人们
的理解。另外，伯林反对人类世界的决定论，特别反对所谓历史不可避免性的观点，已
是思想史上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伯林思想的基石是反对伦理学的一元论主张，他坚持人
类的基本价值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价值经常冲突，很少有和谐的时候，在这些冲突的价
值中至少有一些是不可通约的，即是说对于这些冲突的价值没有一个单一的共同的度量
标准或公准。伯林的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理解，虽然并不是那么明晰。应该说，伯林思
想的这些方面对于英美世界的大部分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来讲是容易认识和
理解的。
本书的论题是，要正确解释和理解伯林的这些观念就得把握它与人类生活概念的一
致性——这些具有独创性和颠覆性的思想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理解——以及它在政治哲
学中的应用，在这种应用中产生了我称之为的“竞争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
在善与恶的竞争和冲突中会导致无法避免的损失——对这一点人们也并未能很好地理解。
如果我的这个意见——伯林的著作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和具有巨大的颠覆性——是
正确的，那么人们可能会合理地提出疑问：为什么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哲学界的广泛认可？
为什么在哲学界伯林的思想虽然不能说是无足轻重但到底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毫
无疑问，部分原因是伯林在二战以后脱离了哲学界，他的这些思想主要是在关于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