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梁惠王曾经表达过他对“寡人之民不加多”的担心。把这些零星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起，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当时存在大量的未垦荒地，同时劳动力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反对战争的思想家墨子的言论证实了这一推测，他指出当时的大国，即万乘之国“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士民者，所不足也”。不过，《战国策》中有与这些相矛盾的记载。据说在魏国，“庐田庑舍，曾无所芻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友于试图对这一矛盾作出解释，他说战国时期各国的人口，特别是包括魏国在内的东方六国的人口，相对于已经开垦的土地而言是太多了，然而对于广大的未垦地区而言，仍然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如果人们在被允许迁徙至能获得新土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之前，不得不生活在人口稠密地区，那么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他所能处置的小块土地。结果就是精耕细作。因此，战国时期中国农业至少在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向精耕细作发展。这是制度约束和技术限制的自然后果，也是人多地少压力的结果。
随着促使农耕精细化的压力的增长，传统的土地休耕变得不再可能，人们转而通过种植豆类作物以恢复土壤肥力。结果大豆成为最普遍的粮食之一。如果《氾胜之书》的内容也反映了战国的情况，应该有40％的耕地种植的都是豆类作物。
轮作制开始取代原来的休耕制。《吕氏春秋》提到在“五耕五耨”、“深耕”后，可以指望“今兹美禾，来兹美麦”。通过各种农作物的轮作，即便土地不进行休耕，其肥力也不会耗尽。
在战国时期，与农业技术变革齐头并进的是社会经济的变革。一些国家以这样或那样方式进行的变法运动，同样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当然是商君，即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通过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建，他使人们从封建体制中解脱了出来，建立了一个由强大的领土国家君主所控制的社会。官府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承认，实际上反映了自由的个体小农在当时的重要性。
秦国农民在服兵役时也是战士，按照军功授予的爵位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其处于介于真正的贵族与旧时从属于封建领主的农奴之间的水平。同时，秦国也是唯一充分地、有组织地利用公田招徕国外劳动力，来促进国内农业发展的国家。商君的主导战略思想，就是要“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把秦国本国的劳动力解放出来应付对外的军事任务，而用国外的劳动力替代他们进行生产。虽然社会地位低于能通过军功提升其地位的秦民，但这些新到秦国的移民仍然是一种新型农民，他们开垦出来的土地不再受到封建采邑的束缚，这些自由小农拥有他们正在耕种的农田。
当秦朝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刻石谕示，这些不再是封建农奴的自由农能够通过“乐其田畴”而致富时，他的声明是有根据的。贺昌群精辟地指出，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朝，这个朝代代表了一场社会革命，它造就了自由的个体小农，而这股新生力量反过来又支持了这一新的政权。汉朝正是从秦朝那里继承了这一小农群体，并将之作为皇朝权力的支柱，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政府解决人口与土地问题的措施 农业和人民
经过七年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最终打败了其主要对手项羽，登基称帝，建立了汉朝。刘邦称帝后不久即下诏军队复员并努力招抚流亡，规定流民回归原籍者“复故爵田宅”，复员的军吏卒亦按军功行田宅。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主要由于减轻田租和节省政府开支，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汉书补注》卷24上，第9－10页）。在此期间，中国人口激增，户口统计制度也更为严密。下面我们将讨论人口增长及其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文帝统治时期（前179－前157年），农业生产水平仍然十分低下，国家的粮食储备也极为有限。因此，汉朝杰出的政治家贾谊曾上书文帝，提醒其注意农民背本趋末（主要是商业）的现象。他认为只有驱民归农，提高粮食产量，才能增加积贮。与贾谊同时代的晁错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指出人民的生计和国家的安全都依赖于兴旺的农业人口。他曾上书建议通过“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来鼓励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从晁错的上书看，当时农民的生活十分贫穷和悲惨。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自耕农家庭，即便在正常年景也是入不敷出。在田里一年四季辛勤忙到头，仍不得不取倍称之息以应付急征暴敛。这种状况迫使政府不得不一再减免田租。到公元前155年，农民只需三十税一，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所负担的最低税率了（《汉书补注》卷24上，第15页）。尽管如此，在汉朝建立仅一个世纪，晁错之后不到两代，自耕农生活贫困的状况再次见诸记载。董仲舒展示了一幅悲惨图景，其中提及部分农民被迫将土地卖给豪民，沦为佃农，不仅见税什五，而且要负担无法逃避的繁重劳役。虽然董仲舒没有给出被迫出卖土地农民的比重，但仅是土地为豪民所掠夺的佃农的出现，即标志着他们与晁错奏疏中描述的农民有根本不同。后者虽然贫穷，毕竟仍然是自己的主人。然而，佃农生活却是相当一部分汉代农民的归宿。
其间，在经历了整整一代的相对安宁时期后，汉帝国人口激增。司马迁曾指出，汉“天下初定……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然而，过了不到100年，到他自己的年代，各个地区的人口已经翻了一番、两番，甚至更多。（《史记会注考证》卷18，第3－4页）
这些粗略的估计，对于勾画汉初100年的人口变化状况并没有太大帮助。所幸的是，我们能找到一些具体实例。《汉书》记载了十九个侯国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初封，及其因为各种原因国除时的人口数。表1列出了这些人口统计数据及年增长率的众数、中位数与平均值。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和价值至少要受两种情况制约。第一，公元前200年的户数可能被低估了；第二，侯国人口的增长除人口的自然增长外，也可能是移民与疆域调整的结果。不过，由于推算人口增长率的数据来源于同一材料，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第二种情况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些侯国实际上在汉代中国的几大区域都有分布，人口密度上的巨大差异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侯国的人口在两三代的时间内全部增长了二到三倍。当然，对于增长率特别高的地区，我们必须考虑到其地域特点。表2给出的另外三个晚些时候的实例，同样有助于证实这种可能的人口增长率的连贯性。
表1列出了十九个侯国的人口增长情况，其时间跨度从46年到110年不等。而表2反映了公元前1世纪人口增长的情况。这全部二十二个实例中，人口年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是1.60％。在表1中，时间跨度的中位数是五十四年，年增长率的中位数是1.6％。表中数据表明，在时间跨度长于中位数（B期间）的九个实例中，七个年增长率低于或等于中位数1.6％。另一方面，在时间跨度短于五十四年（A时期）的九个实例中，六个年增长率大于1.6％。前期的高增长率可能不仅源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而且要归因于政权稳定带来的著籍正常化。较长时期的数据表明，增长率在高峰期后会逐渐趋于一致，表2反映的可能就是和平时期的增长情况。如果人口以每年1％的速度稳定增长，100的人口基数在25年后将达到128，50年后达到164，100年后达到270。可见，在西汉建立后100年间，人口可能翻了一番，而且极可能更多。（图表略）
流民问题，即大批人民居无定所的现象，是人口危机的征兆之一。在西汉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期内，正史仅有9次关于流民的记载（公元前119年，前83年，前71年，前70年，前67年，前52年，前25年，前23年和前17年），私人传记和政论虽然提及了14次，不过其中一部分是地域性的，或者与正史记载的实际是同一事例。除个别事例仅仅提到人口流亡现象本身外，西汉时期关于流民的记载总是与一些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饥荒联系在一起。46另一方面，在东汉时期见诸记载的23次流民运动中，19次被作为重大事件列入了正史（公元76年，76年，93年，94年，100年，100年，102年，103年，106年，108年，110年，115年，127年，131年，139年，146年和153年）。即便将发生在同一年的事例计为一次，在东汉不到200年的时间（公元25年－220年）内仍发生了16次流民运动，而其中只有4次是由饥荒或自然灾害造成的。换句话说，相当一部分人流离失所，在东汉时期已经司空见惯。47考虑到人口增长必须经过两代的时间才能形成势头，不论西汉还是东汉，首次提及流民都是在王朝建立至少半个世纪之后，就不是纯粹的巧合了。
人口增殖导致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更为严重。表3中的人地比率表明当时人均土地占有量是非常低的。这一问题由于人口分布不均而更为复杂化了。一些人口密集地区每平方公里达到数百人，而其他一些地区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人。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包括三辅及位于黄河中下游发达的平原地区的一些郡县。48这种人口密集而农业发达的地区实际上只占整个中国的极小部分。
政府解决人口与土地问题的措施 限田
随着事态发展，到哀帝、平帝统治时期，人们开始将与贫富分化密切相关的土地分配不均，视为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要求限田的呼声越来越高，儒生尤其梦想能够实现平分土地的井田制理想。按照这一制度，每个成年劳动力都可以分得百亩土地，每八家则组成一个劳动单位，共同耕种另外的百亩公田，公田的产出归国家所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归封建领主所有）。50从元帝开始，汉朝的皇帝都接受了全面的儒家教育，儒生也逐渐在朝廷上占据了主导地位。51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儒生第一次力图将他们的主张，至少是部分地付诸实施。公元前7年，哀帝刚刚即位，以博学知名的儒生师丹，便首次建议以古代的井田制为模式重新分配土地。他指出在几代人的时间内，自由放任政策虽然导致了经济的繁荣，但富人也通过兼并穷人扩展了他们的土地，土地分配不均已经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了。要解决这一危机，他认为必须对占有土地的数量采取一定的限制。他的建议后来被提交朝廷讨论。丞相孔光提议个人占地最多不得超过三千亩，并且对个人占有奴婢的数量进行一定限制。但是哀帝非常懦弱。他的同宗兄弟、舅父和宠臣经常能获得大量馈赠，这些赠品除了其他通过各种手段搜刮来的财富外，有时还包括大片的土地。由于限田意味着他们这些既得利益的丧失，丁、傅两族外戚，在宠臣董贤的帮助下，竭力向哀帝施加影响，使哀帝最终将这一提议束之高阁，解决土地集中危机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公元9前，摄政的王莽篡夺了皇位。在他的诸多改制措施中，对我们的研究最重要的一项，是他试图将土地收归国有并恢复古代的井田制。王莽刚登上皇位就颁布诏令，对汉朝的赋税和徭役制度进行了抨击。他似乎的确看到了阻碍汉代农业发展的真正问题。他指出汉代的田租表面上很轻，但汉代农民的实际负担却要沉重得多。除田租外，农民还必须交纳更赋，甚至是军赋，来代替向朝廷、地方政府服徭役和兵役的义务。而且，农民的土地还经常会因各种原因为富人所掠夺。富人可以通过高利贷、政治压力或者其他手段夺取这些土地，然后以地主的身份强迫耕种者交付通常高达产量二分之一的“地租”。王莽的抨击是有根据的。农民只能听任豪强的摆布，这些豪强有时简直可以说是称霸一方。授给贫民的土地，只不过是给这些贪婪的权贵们提供了更多现成的掠食目标。
王莽认为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土地进行平均分配，让土地能够为每个人所耕种，却不归任何人所有。此前的方案只规定了土地占有量的最高限额，虽然温和却缺乏实效，王莽的改革就是被它们激发出来的。由于试图将儒家平分土地的理想与家族成员的和谐共处结合起来，王莽规定那些家中成年男子不足八人，但占有土地超过了九百亩的家庭，必须将多余的土地分给自己的族人与乡邻。但改革的结果却远远谈不上成功。在经过三年的混乱和骚动后，法令转而再次允许土地买卖。私人土地所有权再次获得了法律承认，而且对占有土地的规模也不再有任何限制。
王莽本身是一个儒生，可能是真心想恢复古代平分土地的制度。事实上，他曾明确表示，井田制是古代圣王尧舜施行过的制度，而土地集中问题正是井田制崩溃的结果。王莽也许认为禁止土地买卖是阻止人们出售其土地的有效途径，因为在紧急情况下，贫民经常会不得不出售土地，这些土地甚至可能是政府作为救灾措施刚刚分授予他们的。但是，王莽没有认清农民不得不出卖土地的原因。鼓吹自然经济的贡禹曾经对汉代农民的生活状况有过描述，他说当时的农民除了交纳常规赋税外，还要交纳各种各样的杂税，而且会遭到地方与乡村权势人物的非法剥削。他还补充说，经商可能带来的丰厚利润也会诱导农民离开土地。换句话说，汉代农民之所以入不敷出，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以外的支出太大。不断的剥削榨干了农业资源，直到农民把最后的资源——土地也换成钱财来应付各种索取。只要王莽无法消除地方上的剥削，任何制度上的改革都将无济于事。对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村无产者，即无地农民出现的剥削问题，我们将在第二章做更为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