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还是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厂工会领导,就会那么横行,就会那么让我们感到为难。有种人,你越是忍让,他越要进攻,越是得寸进尺。那时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我父亲觉得也可以挺起腰杆做回人,他决定不再借书给那位姓吴的工会领导。如果那天这位姓吴的工会领导,只是一个人上门借书,父亲的拒绝也许还不会引起太大的愤恨。问题是那天他竟然还带了一个女人上门,这个女人究竟和他是什么关系,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然而有一点不容怀疑,工会领导想向这位女人证明,他和我们家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不仅自己要继续借书,还要让我父亲借书给这位神秘莫测的女人。这女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青年,正借调在机械局的一个什么写作班子里面,她对我父亲很客气,言必称老师。我父亲犹豫了一下,用商量的口吻说:“你们要借书,先把以前借的书,还了再借,怎么样?”工会领导的脸色立刻很难看,他退了一步说:“这次我不借,你只要借给她就行了。”接下来,又说了一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反正那位女士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打起了退堂鼓,后来两人就告辞了。第二天上班,工会领导在厂门口等着我,看见我,气鼓鼓地丢了一句话:“你们家不就是有几本书,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没想到他会这样,无话可说,只有不理他。老实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害怕过他,我只是从内心深处讨厌他。过去所以借书给他,是因为我们家向来没有拒绝人的习惯。我的祖父总是教育我的父亲,永远不要拒绝那些向你求助的人,只要有可能,就不应该轻易拒绝别人。父亲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教导我的,这种家教的直接后果,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屡屡让自己陷入非常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其实拒绝也是一门艺术,一个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的人,永远也别想过上安稳的日子。我没有去找那位工会领导讨饶,也没有去吵架。讨饶和吵架都不是我的擅长。我知道那位工会领导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只要送一包香烟,或是威胁要揍他一顿,他便立刻没有任何原则。事实上,工会领导一职,在我们那个二百号人左右的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里,是个最不起眼的位置。而那个赶时髦办的工人大学,也没多少天就偃旗息鼓。剥夺我上厂工大的权利,也许是这位工会领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干的最成功最有出息的一件事。我的心在流血,总觉得这是对自己很沉重的一个打击,但是事实证明并没有多严重。一个人真要想学习是阻挡不了的。对于我来说,失去同样意味着得到,既然厂里的工人大学没有我的份,我只有继续到夜校去寻找满足。那个时期,我几乎成了夜校专业户,天天晚上都不放弃。从机械制图到古典文学知识,从解析几何到微分积分,从电工基础到机床维修到液压原理,只要时间允许,什么样的课我都上。我的近乎疯狂的好学精神,给车间主任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车间主任是个留着络缌胡子的中年人,他偷偷向我许诺,说一旦有了机会,就调我到车间办公室里去当技术员。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设想,如果不粉碎“四人帮”,不恢复高考制度,像我这样的书呆子会怎么样。我想自己既然那么不安心当刨床操作工,也许真会混到车间办公室里去当个技术员。不管怎么说,我除了好学之外,在车间主任眼里,还是一个听话的大孩子。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在学徒期间就谈恋爱,在停电的时间里喝酒,给车间主任起绰号,上夜班时在车间角落里撒尿。事实上,我比厂里任何一位上工大的青年工人都用功,都勤奋。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渴望读书。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当学生,像海绵一样什么知识都吸收,像向日葵渴望阳光那样渴望学习。根据我当时的处境,只要有可能,我会永远在夜校里读下去。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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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由于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有很多人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社会上,有一大批像我这样削尖了脑袋,有什么书都想读的书呆子。靠推荐才能去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显然不会落到我的头上。我所在的工厂太小了,就算老天爷开眼,有了这样的好事,机会也肯定属于那些比我更具有竞争能力的人。我在厂里没有什么后台,家庭成份仍然还有些问题,在夜校里待的时间越长,我上大学的欲望也就越强,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就好像是爱上了电影上的美人一样。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如何获得工农兵大学名额的传闻,开后门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一提到工农兵大学生,人们就不可避免地怀疑他有来头,怀疑他是公社书记的儿子,或者某某厂长的千金。夜校成了想上大学,却无大学可上的人的福地。不管学了究竟有没有用,对于很多人来说,只要能有机会坐在教室里,重温学生时代的情景就行。学习成了大家的寄托,成了单纯的奋斗目标,代替了很多精神上的东西。我忘不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的动人情景,夜校沸腾了,一时间,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惊呆,激动得都没办法继续上课,人们窃窃私语,对即将来临的高考,做着种种想当然的猜测。上课铃已经响了半天,同学们还是不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围着兼课老师喋喋不休。兼课老师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他不得不停止上课,也显得十分兴奋,和学生共同探讨高考可能会怎么进行,具体会考哪些课程。这位老牌的大学生,甚至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作为过来人,他几乎立刻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所有和高考有关的课程,顿时身价百倍,夜校在转眼间,顺理成章地成为高考补习班。那些和高考无关的课程,开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落,时间是那么的紧迫,事到临头,大家突然发现自己在夜校里,其实学了许多根本没必要学的东西。恢复高考,大家一下子都变得现实起来,突然发现夜校的学习,只是属于带有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货真价实地考进大学,不管白猫黑猫,能考进大学,就是好猫。记得刚恢复高考的那一段时期,除了激动之外,我变得非常浮躁,变得心神不定犹豫不决,我对自己到底是准备考文科,还是考理科,打不定最后的主意。学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只要能上大学,只要能踏进大学的门槛,文科理科本科专科都无所谓,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吃不准,自己究竟考什么把握更大。我参加了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考试,情形十分壮观。当时所有的中学,小学,专科学校,都成为了临时考场。由于是第一次恢复高考,从文革中的老三届,到应届的毕业生,过去的十几年间从中学里走出来的想继续读书的人,都抱着美好的大学梦,浩浩荡荡涌向了考场。人们从知识的沙漠里,一下子看到了知识的绿洲。我记得自己当时因为想上大学,已经有些走火入魔,任何妨碍我考大学的人和事,都被当作仇敌,都被当作是故意刁难。与考试无关的话题,我已经听不进去,与考试无关的活动,能不参加就坚决不参加。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考试题目,上班时精神恍惚,下了班拚命做习题。中学毕业以后,尽管表面上一直还在继续读书学习,但是一旦真正的高考来临,我发现自己平时学的那些鸡零狗碎,对高考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帮助。我不得不临时抱佛脚,背诵那些自己平时不屑一顾的所谓复习材料。随着考期的临近,我终于决定报考文科,这个断然决定,意味着我必须没完没了地死记硬背,必须死记硬背一大堆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东西。没有死记硬背,我肯定进了不了大学的殿堂,也不可能一次次通过大学里的考试,而且后来考上研究生,从这一点说,我是死记硬背的受益者,应该感谢死记硬背,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死记硬背给我带来的伤害,丝毫也不比它能带来的成功逊色。时到今日,我一见到中心思想历史意义以及文学史地位之类的提问,便会产生一种仿佛吃了苍蝇的恶心。我讨厌那些强加于人的标准答案,讨厌那些注明了阿拉伯数字的要点。死记硬背是对一个人想象力的残酷扼杀,是把人变得越来越无知的凶手之一。我所在的那个小工厂,竟然有将近二十个人报名参加高考。厂长很着急,因为这意味着有近二十个年轻人,不肯安心工作。尽管国家规定,凡是报名投考大学的人,都可以有半个月的复习时间,但是厂长以生产任务太重为借口,毫不手软地剥夺了应该属于我们的半个月时间。这一招无异于釜底抽薪,大家本来就觉得时间不够,立刻义愤填膺。胆大的开始混病假,请事假,胆小的只好硬着头皮上班。我忘不了自己一边干活,一边偷偷背书的狼狈情景。牛头刨的刨刀来回削着金属,我守候在刨床旁边,心里一遍遍地默诵考试要点。由于晚上睡得太少,到了吃饭时间,我总是狼吞虎咽,然后抓紧时间,头枕在工具箱上呼呼大睡,车间里男男女女的说笑,那种赤裸裸的荤段子,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妨碍。考试的日期越来越近,我和家里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父亲觉得我的行为像个赌徒,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押在高考上有些莫名其妙。一个人如果为了上大学,结果弄坏了自己的身体,这将得不偿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这个本钱,干什么事都不行。母亲嫌我一点家务事都不做,还没有上大学,就有这么大的架子,真的上了大学,那还了得。我为父母变得唠唠叨叨,感到很烦,很苦闷,越唠叨越敌对,越敌对越要唠叨。那真是一段疯狂的日子,我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与我为敌。我天天看书到深更半夜,废寝忘食,上班想,下班想,骑自行车在路上也想,没出什么事真算幸运。到了休息日,我便骑车去公园,胡乱找一个角落,捧着复习资料,像个机器人一样,嘴里振振有辞,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来来回回兜圈子。书越背越难背,越背越发现有不通的地方,然而越是难背越是不通,越是不得不背。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进入一个怪圈。
2
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就不会认识马路,要不是认识马路,我和苏抑卮教授之间,就不可能建立那么亲密的关系。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意无意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常常说到连锁反应,说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时隔了许多年,我对自己当年能考上大学,仍然感到意外和庆幸。在上大学之前,我一向认为自己运气很差,是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我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家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我成为大家取笑和捉弄的对象,因此心灵深处一直有层抹不了的阴影。我羡慕别人都有兄弟姐妹,有了兄弟姐妹,在父母被关进牛棚的日子里,自己便不至于那么孤立无援。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变得很矛盾,一方面,人的性格绝不会轻易就改变,我仍然有些内向,仍然不善于和同学打交道,另一方面,因为进了大学门,我难免感觉良好,开始有些忘乎所以。就在这时候,我和马路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马路是连接我和苏教授的桥梁,没有他,我的大学生涯,也许就是另一回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学习方向,显然都和马路的引导有关。尽管大家都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尽管大家的学习都很用功,可是马路的实际水平,在班上鹤立鸡群,远远高于其他人。马路是一名来自广东沿海的考生,是老三届,他入学成绩不仅是全班最高分,年龄在班上也最大,比我整整大了十岁,和班上的应届考生相比,马路的岁数大得几乎可以做他们的爹。事实上,他确也已经结过婚了,而且还有了两个小孩,是一儿一女。从一开始,马路就表现出了和大家的截然不一样,他显得过于成熟,与其说是像个学生,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位老师。事实也是如此,马路在一所公社中学,已经教了十年的数学,他虽然考的是文科,他的数学得分是九十八分,这样优异的成绩,在当年报考数学系也绰绰有余。我和马路的关系所以会密切起来,是因为他无意中听说,我竟然去拜访过苏抑卮教授。说老实话,我当时对苏教授的了解,还远不能和马路相比。那时候,苏教授甚至都不和我们在一个系。我对苏教授的第一次拜访,带有非常大的偶然成份,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的拜访完全是因为父亲的意思,而父亲也是糊涂到不知道苏教授的人事关系,其实并不在中文系。苏教授是文科教授中的万金油,他的学问太大了,什么课程都可以教,多少年来,除了中文系,他在外语系待过,在哲学系待过,最后又在历史系退休。据说他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历史系去的,调他的目的,去帮助当时研究欧洲史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文献。他调到那里一年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稍稍受了些冲击,就退休在家养老。那时候他大约六十刚出头。
是马路最初向我说起了苏教授超人的学问,我没想到他会知道那么多的关于苏教授的事。我没想到苏教授是马路心目中的偶像,也没想到他不远千里,所以投考现在这所大学,完全是因为这所名震东南的名牌大学,曾经有过一位大名鼎鼎的苏抑危。苏抑卮应该是传奇中的人物,马路对苏教授的崇拜,就像我们小时候,崇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我忘不了马路谈起苏教授时的神情,他以十分仰慕的口吻说着,眼睛一阵阵地发亮,虽然我根本就没有和马路开玩笑的意思,但是他似乎还心存疑窦,不太相信我真能和苏教授这样的历史性人物发生联系,并且在不久前,竟然去他家拜访过。马路的相貌看上去有几分苍老,表情永远是很认真,他的脸上有好几道竖着的纹路,总让人觉得他内心深处,隐藏着什么了不得的苦难。最有趣的是,多少年来,马路一直以为苏教授早就不在人世,他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说:“你知道,苏抑卮教授竟然还活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总以为他不是死了,就是去了台湾。”说起来也可笑,马路谈起苏教授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然而所有有关苏教授的知识,又都是从当年他所任教的那所公社中学的语文老师那里“贩”来的。这位语文老师是一个旧式的老先生,抗战前毕业于上海某个教会大学。老先生自己的学问十分了得,可是一提到苏抑卮的学问,立刻五体投地赞不绝口。马路对苏教授的崇拜,正是从这位老先生处传染的,那时候,马路借调在公社中学里教数学,对古文却情有独钟,课余常常向老先生请教,老先生一肚子旧学问,正愁没有用武之地,很乐意收马路作为私淑弟子。在那个地处偏僻的南海边,一切就仿佛现代桃花源里的情景,什么都落后,中学生的实际水平,不过和小学生差不多,唯一的好处,是天高皇帝远,和外面世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老先生自得其乐,读旧书,写旧诗,临了,还收了马路这么一位半路出家的学生。谈到学问,老先生言必称苏抑卮如何如何,马路因此一直以为苏抑卮应该是老先生师长一辈的人物。他做梦也没想到苏教授不仅还活着,其实只比他拜师的老先生虚长了两岁。马路决定拜苏教授为师,可能是害怕遭到拒绝,他一定要拉着我一起去见苏教授。他显然觉得有了我,把握会更大一些。马路反复向我说明人生中,投拜名师的重要性。人生中会有许多难得的机遇,对于一个求学的人来说,能遇上名师是最幸运的事情。人生有几难,所谓好人难做,佛门难进,名师难遇。放过好机会也是最大的犯罪。有传闻说苏教授这个人很难亲近,马路不仅决定自己要拜苏教授为师,而且不遗余力地说服我和他一起成为苏门弟子。马路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的学识要比我们高得多,是我们大家都想效仿的榜样。我想自己当时能够被说服,与其说是想向苏教授学,还不如说是为了向马路学。我终于糊里糊涂地答应了马路,完全忘记了自己实际的学习水平。“我们究竟能向苏教授学什么呢?”尽管已经答应了马路,然而我忍不住还是要提这种在马路看来极幼稚的问题。“学什么?”马路充满了感叹,他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我,“他的学问,我们一辈子,不,我们几辈子都不可能学完。”“学不完,干吗还要学呢?”我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