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似乎也证明了师傅的英明判断。十年以后,我已经离开工厂,正读着研究生,有一次,遇见当年车间里的同事,听他谈起这位一度让我丢魂失魄的青年女磨工,这位已经当了车间主任的同事,十分惊讶我对她的风流韵事,竟然一无所知。他一口气报了一大串名单,其中有好几个男人我都熟悉。他告诉我当年那位神秘的,常常一声不响地女磨工,对于婚外的爱情,有一种病态的嗜好。他不无感叹地说:“她可是来者不拒,真枪真刀,不像我们厂的那些老女人,光是在嘴上耍流氓。”
3
出来开门的是苏教授的夫人李老太太。从隙开的门缝里,我首先看到了一张布满皱纹,满脸不耐烦的老太太的面孔。音乐门铃在我松手之后好半天,还在叮叮咚咚地响着,由于电池不足,那拖长的声音非常古怪。最初的见面,显而易见地让人感到不愉快。李老太太紧绷着脸,不友好地冷眼看着我,我的解释和说明,对她似乎没有任何作用。要是我能知道苏教授老夫妇正在赌气,我身上所有的局促不安也许会荡然无存。经过后来连续十年的弟子生涯,习惯成自然,我已经完全熟悉了李老太太的坏脾气,但是第一次会面,我的确让她弄得非常狼狈。她的神情是根本就不想理睬,当我问起苏教授是不是住在这时,她的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我几乎是从李老太太肥胖的身躯旁边硬挤进去的。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反感。明摆着我的手肘碰到了她的什么地方,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我听见她充满怨气地哼了一声。我回过头,想说声对不起,然而她虎着的脸却让我又把话赶快咽了回去。苏教授的小书房正对着大门,里面灰色而且黯淡。事实上,在一开始,我就从隙开的门缝里,看见苏教授端坐在书房里。听见我的声音,苏教授随手拧开了台灯,嘴里大声招呼着,站了起来。台灯将苏教授细细长长的身影,像打幻灯似的投在迎面的墙壁上。墙壁上的教授像一头巨熊,摇摇晃晃地走出书房。
苏教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高,一种很瘦的高。在我的记忆中,上了年纪又有学问的老人,十有八九都是矮个子。我的祖父就很矮,他的很多充满智慧的老朋友也很矮。我不由地想起南京一家十分有名的中医院,那里面的权威老中医,都是矮得像口本人。苏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看上去并没有怎么老态龙钟。他的打扮很有些滑稽,穿着一件睡衣似的宽大绒线衫,上面绣着虎皮一样的紫色花纹。天气并不太冷,他已经披上了一条长得有些过分的大围巾,脚上是白的棉袜,搭配了一双红颜色的塑料拖鞋。一切都是显得那样的不协调,我发现自己好像正面对着一位电影或话剧舞台上的人物。我向苏教授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硬着头皮自我介绍,然后将祖父的书递给了苏教授。苏教授接过书,带着我往书房里走。在我们走进书房时,三只猫从里面轰的一下窜了出来,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养猫没什么奇怪的,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养三只,而且那三只猫都是成年猫,一只比一只巨大,两只偏黑,一只发黄,肉乎乎的,在房间里匆匆跑过,像出了什么大事一佯。苏教授若无其事地拿起老花眼镜戴上,伏在台灯下,匆匆地翻了翻我祖父的那本书,抬起头来,很平静地说:“噢,这书当年我曾看过。”接下来,是令人尴尬的沉默。苏教授对我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而我又不知道应该找些什么话出来敷衍。也许是我扛着招牌的自我介绍,让苏教授感到有些不快,他的脸上阴沉沉的,让你明显地觉得他有什么不高兴。多少年来,不管我自己是否乐意,别人介绍我时,总喜欢添上注解,说明我是谁谁谁的孙子,谁谁谁的儿子。这种介绍不仅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而且也让我感到别扭,感到不自在。我变得十分敏感,总觉得这种介绍中,隐隐地包含了指责我的不学无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之辈,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好,可是非要同时扮演名人后代的角色,就要吃力得多。
苏教授在很多年前,曾和我祖父共过事,有一度曾经看着我父亲成长,因此,我一旦踏进苏教授所在的这所大学门槛,父亲首先想到的,便是如果我有什么困难,完全可以向苏教授请教。这种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颇有些像想学戏,就去拜梅兰芳为师,想踢足球,就去当贝利或马拉多纳的徒弟,完全是自说自话,完全是想当然。老实说,隔行如隔山,苏教授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和学问,父亲也不清楚。多年来,父亲仗着和苏教授原来就认识,又一直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断断续续地有过几次接触,而苏教授又因为祖父的关系,对他一向很客气,因此父亲只是凭直觉,认定我去麻烦麻烦苏教授,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冒昧。经过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我对苏教授说,今后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会向他请教。苏教授没有接我的碴,我们的谈话简直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究竟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既然尚未形成,苏教授自然也无话可说。时隔很多年,重新回忆往事,我想自己当时一定有许多少年气盛的地方。我毕竟刚刚跨进大学的门槛,在苏教授这样的大师面前,无论我怎么故作谦虚,仍然忍不住小人得志,仿佛“天降斯人于大任”,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就真的寄托在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身上。毫无疑问,我当时显然踌躇满志,一头一脸大有作为的模样。为了摆脱冷场,我开始夸夸其谈,描绘自己今后的打算。书房里就只有一只沙发,苏教授客气地让我坐沙发,结果他自己便只好坐在写字桌前的硬板凳上。对苏教授的第一次拜访,纯属礼节性的。我意识到他对我空洞的宏伟蓝图没有任何兴趣。我和我的书呆子父亲一样,对苏教授根本没什么了解,不过是泛泛地知道他很有学问。作为一个刚进入大学门槛的年轻学子,我对什么叫学问,还弄不清楚,事实是我们之间还不具备对话的资格。在第一次拜访时,我们恐怕都没想到,在以后的十年里,我们的关系会如此密切。这不过是一次偶然的碰撞,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火花,我们似乎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初次见面的一个多小时里,苏教授回忆起和我祖父有过的短暂交往,说了一个关于我父亲小时候的笑话,然后就把话题扯开了。事实上,那天苏教授和我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他说自己可能已经感冒了,说着说着,就接二连三地擤起了鼻涕。在十分钟内,他令人难以相信地连吃了三次药,每吃一种药,都非常认真地向我说明药的名称和用途。多吃药肯定有副作用,年老多病又不能不吃药,他不厌其烦地解释着自己的两难处境,说到后来,像玩杂技一样地向我高举起了他穿着白色棉袜的脚,在半空中摇着晃着,然后告诉我一个秘密,这就是人一旦老了,最先感到的不安,便是火气不足。苏教授说:“你知道人什么地方最怕冷,对了,是脚底心。”
4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读书不仅认真,而且勤奋。在车间里,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埋头干活,但是由于我常常利用吃饭和停电的空隙看书,人们便觉得我不安心于当工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十分做作。其实我当时的读书完全是盲目,因为我的性格内向,是一个羞涩的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小伙子,读书只是我排遣无聊的一种方法。记得那时候什么书都看,除了八小时上班,我的精力都放在了阅读各种不同的书籍上面。我的家庭环境,让我处于一种永远也不会感到书籍匮乏的状态。由于我们家原来的住房,被造反派占用了一间,我不得不住在一间压缩了的书房里面。我的周围放着密密麻麻的书架,书架上放满了,多余的书就堆在地上。事实上,小小的书房里,除了我的那张小钢丝床,其他地方都是书。从高中开始,我的人生经验,差不多都来自于书本。由于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常常要下乡体验生活,我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书呆子气。胡乱看书,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开始没完没了地阅读外国小说。我知道了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知道了海明威,萨特,加缪,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一种叫作黄皮书的内部出版物,无意中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我对这些书所以会入迷,就是因为它们是非法读物。这些书是以“仅供批判”的名目,由国家级的正式出版社内部出版内部发行,它们是毒草,然而正因为是毒草,像鸦片一样诱惑力也就越大。除了小说,我对诗歌也有些发痴,既看古典的唐诗宋词,也看外国人写的现代诗。一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外国诗人的名字,什么洛尔迦,阿赫玛托娃,马雅科夫斯基,巴尔蒙托,我对那些疙里疙瘩翻译过来的句子,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好感,我总是很矫情地默默背颂着勃柳索夫的《致青年诗人》:
脸色苍白目光如烧的青年!我现在给你三个约言。请接受第一:别过现在的生活,只有未来——才是诗人的领域。记住第二条:谁也别同情,自己无限的爱自己。牢守第三条:崇拜艺术,只崇拜它。不加思考,没有目的……
我的兴趣不停地变换着,捞到什么就看什么,越是禁书越想看,越想弄明白为什么不让看。阅读不仅让我不再感到孤独,而且还让我处于自以为是的感觉良好之中。我年纪轻,火气旺,精力过盛,阅读量与日俱增。能读的书实在太多,越读书,越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书可以读。我与当时十分封闭和压抑的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人。老气横秋是免不了的,同时又有些自怨自艾,我觉得自己己经懂了许多事,然而还有许多事仍然一窍不通。我开始很萎琐地偷看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这本厚厚的书籍,是父亲准备下放去农村时买的,后来下放没有成为事实,这书也就被他忘却了。既然我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得到正常的性知识,于是就恰到好处地把这本《赤脚医生手册》,当作了解女人的入门教科书。仅仅是阅读小说上的爱情章节,已经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文学作品中那些生动的色情描写段落,开始让我感到不安。我在这本印数极大的《赤脚医生手册》上,寻找着自从童年时,就困扰我的男女差别的答案。我总是很快地就找到“产科和妇科疾病”这一章。通过这一章,我不仅纸上谈兵地了解了女性内外生殖器的解剖学,而且还无师自通地顺带学习了有关接生小孩的知识。我像研究军事地图一样地琢磨着手册上的插图,对照着带有阿拉伯数字的注解。我忘不了当时的惊奇,在接触这本手册之前,我了解的女人,只是穿开裆裤的小女孩,和断了胳膊的维纳斯。我记得自己曾经一度感到很不高兴,理由是女人如果真像手册上所说的那样,便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我的秘密活动让我感到自卑。虽然从来没有被人揭穿过,但总是有一种犯罪的恐慌。我知道自己这是不学好,是下流,是心中的魔鬼在作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变得很恍榴,社会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仿佛跟我都没什么太大关系。我沉浸在个人的小秘密中,无论是邓小平出山后的整顿,还是后来针对他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甚至包括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都让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局外人。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胡乱翻书,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为了督促自己,我开始没完没了地去夜校上课。我当时还未满岁,是一个失学青年,夜校让我有机会向往着重新去做一个好学生。在读中学的时候,从来没感觉到学习有什么好,可是一旦走上社会,才知道做学生是多么幸福。在我当工人的那个年代里,所有的夜校都是免费的。那个年代,绝对不会一切向钱看。既然我在中学没有好好地上过课,那么为什么不在夜校中得到补偿。我对夜校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是即使在上夜班日子里,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请两个小时假,这种假是法定的,是工厂里对要求上进的青年工人的奖励。因为上了夜校,在应该上夜班的那一周里,我实际上要比别人少上十二小时的班,这样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夜校的生活让我感到充实,让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除了守候在机床旁边,真是有许多东西可以学。当然,还有一个让我对夜校痴迷的原因,是我被排除在了本厂的工人大学之外。这件事,一度使我的自尊心大受伤害,每当我回想起来,心口就感到一阵阵发疼。我所在的那个小工厂,在我进厂第二年,办了一个当时十分流行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这种工人大学半脱产性质,目的是为了提高青年工人的文化技术。条件自然很简陋,在厂里胡乱找一间办公室,请一两个教师来上课。记得消息刚传出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和夜校相比,这毕竟是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一开始报名的人很少,人太少了,就没办法开课。为了促成这件好事,我热心过度地在车间里活动,挨个动员同车间的青工报名。由于平时我和别人接触很少,突如其来的游说收获不小,很多人觉得不妨给我一个面子,反正是占用上班时间。报名之类的事情向来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车间里有好几位青工公开向我许诺,如果我能帮他们写申请书,他们就报名。在短短的数分钟里,我用不同的字体,一气写了四份申请书,分别签上那些青工的名字。结果是车间里所有报名的青工,都录取了,唯一的例外就是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才算恰当,才能准确无误地再现自己曾经有过的沮丧。事实上,那次落选的,在全厂范围里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记得当时人一下子就晕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初的反应,是自己的名字可能被不小心地遗漏。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连教材都买好了,这样的结局实在出乎意外。大家都相信这是个误会,开学那天,我还有些将信将疑,不死心地厚着脸皮去询问,答案是名额已满,我的眼睛不太好,没什么培养前途。不存在任何误会,我是唯一一名被刷掉的青工。工人大学是工会出面办的,由工会的一位姓吴的领导具体负责,他敢做敢当,自说自话地就把我的名字给划掉了。我知道这位姓吴的负责人对我心存疙瘩,但是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如此赤裸裸地和我作对。自从我进厂以后,这个姓吴的工会领导人,就没停止过向我借书。他的借书从来不还,所谓借书,其实就是变相的要书。什么时候都有那种脸皮特别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代里,我的家庭总是十分容易地就成为勒索对象,借钱不还是常事,更何况借书。尽管我所住的房间里,堆满了书,但是我的父亲对自己的藏书,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样吝啬。一而再再而三的有借无还,老实巴交的父亲开始感到忍无可忍,他很气愤我这个儿子和他一样没出息,一样的软弱可欺,为什么就不能堂而皇之地予以拒绝,为什么不能义正词严地说一个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