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专卖。铁也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管子设想：每根针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加价的收入就可等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税；一把剪刀加六钱，五把剪刀的收入也等于一个人的人口税；如果一个铁制耜农具加价十钱，则三个耜的收入等于一个的人口税。以此相论，管仲认为，专卖利益胜于课税。
粮食、材木官营。管仲认为五谷不仅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在社会经济中，还占着支配地位。所以，管仲主张国家应通过征税、预购等方式掌握大量的谷物，借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对于山林出产的木材，包括薪炭林和建筑用材林，管仲也主张由国家控制，因为山林薮泽是国有的。通过定期开放，限制采用，征收税收，从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国家控制对外贸易。管子认为：有效地控制对外贸易，不仅是获取高利，抑制豪商乘时牟利兼并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本国财物不致外流的重要方法，为了壮大本国经济实力，管仲对食盐、黄金、谷物等重要物品，主张由国家控制，造成独占，等这些物价上涨后，然后抛售出去，坐取几倍的厚利。
为了保证专卖政策的推行，国家下令禁止随意开采国家资源。对违禁者，规定了很重的惩罚措施，有处以列刑的。
春秋时期的专卖政策，以齐国管仲施行最彻底、最有效。他通过推行“官山海”的政策，即设官管理山海及其他重要物资，使国家掌握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使财政收入有了稳定、可靠的来源；同时，国家掌握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粮食和盐、铁，不仅打击了富商大贾投机兼并活动，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为齐国加强军备、称霸诸侯奠定了物资基础。
总之，春秋时期的各国变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直接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但是，统治者承认土地私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井田制的开始崩溃，意味着在奴隶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财政发展史上看，春秋时期的税收制度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土地征税和对工商业征税已经分开；国家对重要物质资源的控制，以及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合法权益的措施逐渐施行，这都说明，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正在形成，以及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合法权益的措施逐渐施行，这都说明，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正在形成
第四节 奴隶社会的赋税管理
一、财税机构
据史籍记载，适应国家职能的需要，夏代就开始设官分职，“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国家建立后，国家机构相应产生，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只是这时的国家不大，机构不完善，所以设官不多，一般是行政官兼理财政。发展到西周时期，分工渐细，职责才较明确。
周代负责国家财政包括赋税征管工作的主要是地官司徒。大司徒总掌均平土地、区别各地产物、划分土地等级、制定赋税征收办法。小司徒协助大司徒职掌全国土地和户口，确定各地赋税数量。地官司徒的属官，据《周礼》记载有如下部门：
载师：掌任土之法。即区分不同土地，如园廛、郊甸、漆林之类。按照土地的肥瘠和利用情况，分成等级，制定赋税。
闾师掌国中及四郊的人民、六畜之数，根据民力所能负担和国家全年的需要情况，按照组织征调。
县师：掌对所管辖的邦国、都鄙、稍甸、郊里等地区的夫家人民、田 、车辇等进行检查，辨析各类数字的准确或错漏。
遂师：根据国家对各遂(郊外地区)的政策法令，按照登记各家人口的变化，六畜、车辇的增减，征收赋税，调发劳役。
廛人：征敛市肆的 布、总布、质布、罚布，而交于泉府；凡屠宰者，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市场的滞销货物，敛而入于膳府。即主宰各种财物的征收。
(ｙ鷠)人、角人、羽人、委人、司葛等，分掌山泽之赋。
司关：掌关门货贿出入之征。
此外，有内府、仓人、廪人主管国库及粮食的收支；司会、司书主管会计。
二、赋税征收原则
据《史记》记述，从禹开始，就制定了一些征收赋税的基本政策、方针，这就是“相地宜所有以贡”。禹分全国为九区，按土质分全国土地为九等，根据土地肥瘠和运输等条件定九等赋，组织各种征收。这就是古籍所说的：“因田制赋，任土作贡，分田定税，什一而赋。”从夏朝到春秋时期的赋税征收，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原则。
三、税收征收管理制度
(一)贡、赋制度
西周时期，邦国财用由冢宰(宰相)总负责，大宰、小宰分掌邦国财用制度。据《周礼》记载：大宰掌邦国六典，协助国王治理国家，包括万民之职责，赋税的征收制度、国家开支制度、人民的贡纳制度的制定，以及年终审定收支、赏罚官吏。小宰则是协助大宰办理有关贡赋收入和财政支出事宜，以及根据户籍征发徭役、核定市场物价等事。周代赋税的征收制度，据记载有九贡、九赋。
1九贡和万民之贡。九贡是指邦国之贡，如前所述。万民之贡，包括三农贡九谷，园圃贡草木，虞衡贡山泽之材，薮牧养蕃鸟兽以贡，百工饬化材，贡器物，商贾阜通货贿以贡，嫔妇贡布绵；臣妾聚敛疏材，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万民之贡，实按万民之职，即按人民从事工、农、牧等不同职业，规定缴纳不同的物品。此外，除按规定献纳外，人民还要负担额外的献纳。
2九赋也是经常的九种收入来源，其中邦中之赋，四郊之赋，邦甸之赋，家削之赋，邦会之赋和邦都之赋，属于田赋范围；关市之赋、山泽之赋和币余之赋，是对工商业及其它生产门类的征收。
此外，还有罚课制度，如不努力从事生产为国家创造财富者，要给以各种经济的乃至行政的处罚。
(二)会计制度
我国财政(赋税)的会计统计，相传始于夏禹：“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会计，就是通过簿籍考核赋税的收入来源及去向。虽然在奴隶社会时期，不可能形成，分门别类的现代会计统计工作，但当时天官属官的司会、司书之职，即是专司会计统计的官。司会、司书根据各有关部门的赋税收入记录，按月汇总，报给宰相或国王。国王再把以考核官吏的成绩，以决定升降。可见，古代赋税收入任务完成的好坏，是同官吏职务的升降连在一起的。后世税收部门的统计工作，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第二章 战国秦汉时期的赋税
第一节 概 论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概况
占国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各国经济的发展，要求迅速打破多舅并存、并卡林立，窒息经济的局面面。这时，奴隶和平民、新兴地主阶级都参加了这个斗争的行列，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同奴隶主贵族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长期兼并战争，中原地区只剩下秦、楚、燕、齐、韩、赵、魏七个大国，地主阶级先后在各国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生产力突破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春秋末期开始，冶铁业开始发展，战国中期以后到秦汉时期，铁制工具已相当普遍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之中，根据考古挖掘的材料看，地域遍及辽宁、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南等省，以及更远的地方。品种包括犁、锄、镰等农具，斤、锯、斧、锛、凿、刀、锤等
手工工具。过去的木石农具工具为铁农具和铁制工具所代替，这就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农业上，由于铁农具有普遍使用，牛耕的普及，耕作技术的进步，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各类水利灌溉工程的大量兴建，深耕、施肥的结果，使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得到了很大增加，为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战国时期，据统计，在魏国，一百亩土地在正常年景下，能收粟一百五十石，如是大丰收年可收三百石甚至到六百石。秦汉时期，由于农事技术的进步，水利的发达，农业生产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全国垦田达到八百二十七万顷。在手工业生产上，随着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细密，铁工具的广泛使用，手工业生产提高了；而手工业生产的进步，表现在冶铸业、纺织业、制陶业、煮盐业等工业生产的发展。西汉时期，不仅铁器种类、数量和质量上较战国有了重大进步，其他如丝织、漆器、煮盐、制陶、造船、造车、酿造等行业，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上也大大超过前代。春秋时期，官府控制山林川泽，“工商食官”，到战国时，已有很大变化，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建立，手工业奴隶逐渐被解放出来，成为个体手工业者；民营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战国时的猗顿、孔氏、赵卓氏、郭纵等，私人经营冶铁、煮盐业，都富致千金，可比王者。秦汉的工商经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官营手工业作坊有的拥有工人数千名(如纺织业)，每年开支以十万计；豪强如蜀卓氏、程郑、刁间等，雇用大批奴隶和平民进行生产，家财累计以万万计。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分工的细密，突破了奴隶主经济的桎梏，促进了商业交换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各国开始大量铸造各种钱币，以满足交换的需要；而过去的城邑，也逐渐成了交换的中心。西汉首都长安，有户八万，有口二十四万六千；长安城周围六十五里，有九市、十六桥、十二门，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番禺(广州)等，是当时的主要都会。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也发达起来了，陆路从河西走廓可通中亚、西亚，海路通过番禺同海外发生联系。总之，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造成了秦汉国家的富裕和强盛。
从政治上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作出新的改变。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各诸侯国割据称霸的局面。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国内各地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而经济的繁荣，又巩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但是，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造成了他垮台的条件。为了完成和巩固秦王朝的统一，秦始皇横征暴敛，破坏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最后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秦王朝二世百亡。西汉王朝是在战争之后，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整治这种残败的局面，刘邦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和继续削弱贵族割据势力的措施。对内轻徭、薄赋、缓刑；对外同匈奴和亲，同南越避免用兵。到汉武帝初，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经过汉武帝五十多年的统治和开发经营，从经济到政治等多方面的改革，封建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西汉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是官僚贵族、商人、地主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民，国家财政也加重了对农民的征收，在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压迫下，不少农民盆困破产，至卖妻鬻子。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爆发农民起义。西汉末年如此，东汉末年也是如此。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东汉政权最后归于灭亡。
二、封建社会赋税的性质、作用和战国秦汉时期税收的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从战国、秦汉一直到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雅片战争爆发为止，有约二千年的历史。为了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地主阶级就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封建国家。农民不仅要受地主的剥削，还要向地主阶级国家缴纳繁多的赋税，无偿从事沉重的徭役(劳役和军役)要受地主的剥削，还要向地主阶级国家缴纳繁多的赋税，无偿从事沉重的徭役(劳役和军役)
国家的性质决定国家赋税的性质。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保证封建国家职能的实现，必须不断强化财政税收机关，开辟税源，增加税种税目，提高税率，即加强对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财政剥削，可见，封建国家的赋税，是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权益，实现封建国家职能服务的一种分配手段。但这种分配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是对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一种超经济剥削。
封建国家的赋税，有如下几个作用：
(一)维护地主阶级的权益，巩固地主阶级政权。马克思指出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庭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从战国、秦汉直到清末，国家政权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而封建国家的财政来源，主要来自农民和其它劳动者缴纳的赋税和提供的劳役，其中主要承担者是农民。以汉朝为例，据记载，元帝时，国家财政和王室财政一年的收入为八十多亿钱，这都是从农民身上征收来的。如果没有这项收入来源，不用说象汉武帝那样连年对外用兵，就连汉王室一年耗费所需的四十多亿钱，也无从筹措，国家政权连一天也维持不了。
(二)促进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作为封建国家，它既要镇压农民的反抗，同时，也要保证封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因为这是它借以生存在和延续的经济基础。所以，封建国家必须把一部分资财用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特别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更是如此。如汉高祖即位之初，常用群臣探讨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并据此确定，实行统治的国策。他针对汉初的情况，采取了很多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鼓励诸侯子留居关中；奖励军功，按等给田宅，军卒吏赐爵；招还流亡人口，释放因饥饿而自卖为奴的人为平民；减轻田租，十五税一；宽简刑政，与民休息。由于这些措施适应了当时人民的要求，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使西汉社会秩序迅速稳定，被破坏的社会经济也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