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久即将遭遇到今后无法避免的核分裂问题。这问题的关键在于：核分裂对解决低层危机将有什么帮助。在最近的将来，对遗传学将会有伟大的贡献。我们把种子曝晒于原子炉放射出来的加玛射线上，可以制造出无数史无前例的变种，这些变种大多有害，但其中若干种不仅有生育的可能，而且在经济方面亦颇有助益，例如：制造各种食物要素、在亲种无法忍受的气候条件下仍能成熟的植物、对某类疾病及寄生物具有抵抗力的种子。
就理论而言，核分裂应该可以廉价供应动力以开发那些现阶段过分干燥、寒冷、气候激变及距离普通动力资源过远的土地。但事实上，原子能在目前仍贵得吓人，简直是奢侈品，也许在今后20年内这梦想可以实现－－即动力不用花钱。20年的时间并不算太早，因为到那时，地球必须供应比目前多4亿的人口。另一方面，掌握政权的狂人、狂热分子、理想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等，都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把这种新的动力资源不断地用于侵略、保护或防卫战争等目标上。暂时为了获得不算太大的利益，我们必须冒远较利益为大的风险，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巴斯卡的赌（见巴斯卡沉思录第333节－－译者）。为了实际对付无限之大恶，我们已在极受囿限的善这方面下了赌注。国家主义已根深蒂固深植人心，政治、宗教方面意识形态之不同已与十字军时代一样无法和解，在这样的世界中，带来国际合作与和平之最高希望－－也许是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救济饥民与共同保管地球资源的国际计划。关于这点，世界联邦的支持者也许会提出异议：认为这些计划如无世界政府根本难以实施，政治联合必须列为第一优先，然后才能谈到技术与经济的合作。但不幸的是，目前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联合，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即使愿意联合，也不喜欢联合的手段，因为，政治结合的手段常附带有牺牲，这决非愉快之事。例如，全欧实行了政治联合，那么，以前由关税保护的许多地方工业势必为数过多，将受到政府的抑制，或因必须与效率更高、更接近原料与市场的工业竞争而被消灭。抑制过剩工业将使所有者、统治者与劳动者同样受损，但这仅是政治联合应付的代价之一。遥远未来的最大利益，只有从最近将来许多相当痛苦的牺牲中见出。当然，政治联合也可在军事独裁或环境压迫下强制推行。在正常状态下，要实施民主国家的联合，相当困难。国民大概不会投票赞成将带来变化的政策，因为变化常会扰乱他们的职业与习惯。就原则而论，只有在危机时代，人才会为“将来”（的善）而牺牲“现在”。一切高等宗教，对人而言，在精神上所有瞬间都存有生死问题之危机，因此信徒视“牺牲”为当然之事。但就与此完全不同层次的事实而论，在这人口过剩、土地受侵蚀的地球上，人一生所有的瞬间都可说是危机。让大家相信人与人间的“火星侵略”及对此侵略应采取共同行动并不困难，其直接牺牲也不会太大，在遥远或不大遥远的未来，收获将是具体、明晰且具魅力的。一旦团结起来之后，这对付人口过剩与土壤侵蚀等火星人军队的技术同盟也许会发展为政治与经济的同盟，成为单一政府真正世界联邦的先驱。在这段期间，若纯以政治方式先组成联邦，当然更好。鸡与蛋孰先孰后，并非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尽力两者兼得，而且愈快愈好。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诊断地球 对人类的呼吁
史怀泽（Sehweitzer，Albert）
阿尔贝特·史怀泽（1875－1965）的“敬畏生命”的思想闻名于世，爱因斯坦说“像史怀泽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这位出生于阿尔萨斯（一战前属德国、战后属法国）的欧洲人，得过哲学、神学、医学三大领域的博士，还对音乐有极高的造诣，但他的声誉并不建立在他的才艺之上，而是他对人类苦难的无比同情及其热忱的献身精神。他将生命中的半个世纪贡献给了赤道非洲，贡献给了那里的医疗事业，从1913年建立丛林诊所，直到与世长辞，他一直被视作行动的人道主义的象征。1954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金。这里选录的是他的两篇讲辞，第一篇是1963年8月3日在兰巴雷内的演讲，原名《当今和平之路》，第二篇是1957年在奥斯陆的广播讲话，原名《对人类的呼吁》。
1
如果我们今天要走和平之路的话，那么最自然的出发点就是今年7月25日签署的莫斯科协定。这是和平之路的第一步。
在这一协定中，苏联、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不再在大气层和水中进行核试验。”这就是说，三国政府将不再进一步发展威力巨大的核武器。由于放弃了大规模的核试验，这种发展已不可能。因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核爆炸，才能试验和判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的功能和作用。
由于人类已难以承受由大规模核试验导致的极危险的放射物对大气、大地和水的污染，放弃这种试验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放弃大规模的核试验和大型核武器也使这些大国不再走向经济崩溃的危险道路。由于大规模的毫无意义的核军备的巨大开支压在他们身上，这些大国正处于经济崩溃的境地。成熟的现代核武器，就像最现代化的飞机一样，是技术上的奇迹。与此相应，它们的价格也是相当昂贵的。
由莫斯科协定而来的状况从1958年10月31日起就已存在一段时间了。当时，在日内瓦的国联宫讨论放弃核试验问题的大国专家就试图这么做：在地球上建立180个监测站，每站有30名工作人员，科学家以此确定在任何地方进行的核试验。
因此，苏联、美国和英国决定：不等待这些计划中的监测系统发挥作用就不再进行核实验。不过，他们认为有计划地监控在地球上进行的所有核试验是不可能的。
只是美国要求，由于地下核试验无法被确定，从而不应被禁止。为了能够生产小型的核武器，泰勒和其他美国科学家也要求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
英国和苏联作出了让步，为此苏联声明，他们本身不打算进行地下核试验。
从而，在莫斯科协定之前，人们生活在这么一个阶段中，大气层中的核试验被禁止，而地下核试验则被允许继续进行。这一时期从1958年10月31日持续到1961年9月1日。
从这一天（1961年9月1日）开始，苏联又在大气层中进行大规模的核试验。而且，从那时起他们也决定从事地下核试验。
只有不断进行大规模和最大规模的核试验，才能试制新的，威力巨大的核武器。苏联生产了威力最大的核武器。
通过这种新的试验，大气层、地表和水中的放射物可怕地增加了。
对由于任何一种事件而可能引发核战争的忧虑也增加了。
现在，通过莫斯科协定，我们又走在一条较少危险的道路上，但是，还需要其他的理性协定，核武器给我们带来的威胁才可能被消除。
莫斯科协定是朝霞。如果所有核试验，包括－－会导致地震增加，从而特别可怕的－－地下核试验都停下来，太阳才会上升。
始终令人遗憾的是，大国在莫斯科协定中并未决定停止地下核试验。因为他们未能对此的有效监控形成一致意见，也不能信任对方在不可能全面监控的情况下，对方会遵守停止地下核试验的决定。
我们最迫切的目标在于，销毁大量现存的核武器，只有这样做和平才可能来临。但是，对这种措施，不存在完全足够的监控。如果任何已商定的一切都被遵守，那么这才会成为可能。在销毁现存核武器和由此而带来和平的未来谈判过程中，大国之间必须在遵守协定的可信性方面相互承认和信任。
就其本质而言，值得信赖的担保优于完全控制的担保。后一种担保只能保证发现协定未被遵守。而值得信赖的担保则能确保事实上遵守协定。
没有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不可销毁现有的核武器，使和平成为可能。
但是，这种我们期待的信赖怎样才能成为现实呢？不是各谈判政府之间相互作出的承诺，而是在其人民中间出现一种公众舆论，它要求销毁核武器并保证它的实现。
政府会被持不同政见的人取代。但人民常在。他们的意志是决定性的。
从而，在当代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各国人民对于销毁核武器的公正舆论，核武器就不可能被销毁。
不是所有与此有关的政府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这样的政府，它们有销毁核武器，并由此实现和平的愿望和计划，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其人民中出现一种促进和确保它实现的公众舆论。他们宁愿与一种不确定的公众舆论打交道，因为这种舆论能根据他们的爱好加以控制。控制公众舆论是当代各国政府的主要活动。
当今，为了通过迅速和完全销毁大量核武器而实现持久和平，人们在任何一个有关国家中都不能幻想：没有一种要求和保证它的公众舆论就能销毁核武器。
如果核武器应被销毁的话，各国人民就必须坚持反对核武器的公众舆论。
2
1954年3月1日，美国人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地区的比基尼岛进行了氢弹试验，俄国人在西伯利亚也进行了氢弹试验。对此，人们的解释是，由于核试验，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早先非原子时代情况。如果一种新的大炮射向试验场地，那么爆炸之后事情也就完了。但是，氢弹爆炸的情况则不同，它还留下一些其他东西：在大气层中的无数放射性微粒和射线。这种情况在广岛和长崎及以后不断进行的核试验中已出现，只是由于与氢弹相比，这种原子弹的威力还相对地小，从而几乎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由于放射性射线达到一定程度，就将危及人体，从而人们开始讨论，由至今的氢弹爆炸产生的射线是否意味着这样一种危险，它会随着不断进行的爆炸而增长。
此后三年半的时间，物理学和医学的代表开始探讨这一问题。人们观察射线的来龙去脉，研究它对人体的影响及其过程。根据由此收集的，即使还不够完整的材料，人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判断：产生于至今所进行的核试验的放射性射线具有对人类不可低估的危险，而随着进一步的核试验，这种危险将以最可怕的方式增长。
特别在最近几个月中人们经常作出这种判断。但值得注意的是，公众舆论并没有如其所期待地了解这种意见，个人和各国人民并没受到触动去注意我们所处的危险。人们本应注意到这种危险，人们应听从和理解这种判断。
同那些认为自己有义务以言论作警告者的人一起，我发出呼吁。我的年龄，由我所代表的敬畏生命的观念赋予我的同情心，使我相信，我的提醒能为迫切需要的认识开辟道路。我感谢，奥斯陆的广播电台，帮助我把我相信应说的话传到四面八方。
铀原子爆炸以在铀分裂时的能量释放过程为基础，而在氢原子转变为氦原子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则是氢弹爆炸力的基础。有趣的是，发生在太阳内部不断提供光和热的能量的也正是这一过程。就其种类而言，两种炸弹的效应是一样的。但是，根据一些人的估计，这种最新型的氢弹的威力是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00倍。最近，钴原子弹作为超级原子弹又成为原子弹的新品种，它是一种用钴外壳包围起来的氢弹。其威力要比至今爆炸力最大的氢弹大许多倍。
在核爆炸中，产生出无数放射性微粒。它们与正在衰变的铀混在一起。这一衰变过程快慢不一，在威力最大的元素中衰变很快，在其他元素中则衰变较慢或很慢。威力最大的元素在原子弹爆炸后10秒钟就不再存在。但就在这一瞬间，它就能够杀死好几公里范围之内的人群。只有威力较小的元素能够留存下来。我们现在应与这种元素打交道。尽管它的射线相对小一点，但它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决不能忽视。
这种元素产生的衰变，在爆炸的几小时，几天，几周或几月，或几年以至百万年后，始终存在。随着放射性尘埃云，它们被带入高空。重的微粒较早往地面飘落，轻的则在大气中留存较久，随着雨雪向地面降落。至于需要多长时间，那些由至今的核爆炸带人大气中的放射性微粒才会消失，还不能准确地确定。根据一些人的估计，这至少需要30年或40年。我年少时就有这样的经历，1883年在属于巽他群岛的硫黄列岛发生了爆炸，由此进入空气的尘埃在欧洲的大气中存留了几年之久，以至夕阳的天空特别壮丽。
但是，我们能够断定，大气中的放射性尘埃云随风不断围着地球飘动，而其中一部分或者本身，或者随着雨、雪、雾和露水从四面八方降落到地表、河流和海洋。
原子弹爆炸产生并漂落下降的尘埃是哪种放射性元素呢？它们是通常非放射性元素的值得注意的变种。它们具有与原子量不同的元素的化学性质。从而对它们的描述，就需根据元素的名称列举其原子重量，同一种元素能出现在多种放射性变种中。例如：除了只能存在16天的碘13，还有能储存2亿年的碘129。这些危险的元素是：磷32，钙45，碘131，铁55，铋210，钲32，钵144，锶89，铯137。如果氢弹以钴作外壳的话，还要加上钴60。
特别危险的是这样一些元素，它们的存留期相对地长，而发射的射线也相对地强。其中锶90最为突出。在放射性尘埃中它的量特别大。其次钴60也是特别危险的。由这种元素而增强的大气放射性从外部不能伤害我们，它还没有强到足以渗入我们的皮肤。但是，如果吸人了含有它的空气，放射性元素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有可能喝带有放射性的水和食用带有放射性的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