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地球 编者前言
自进入文明状态以来，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思索、展望从来不曾停止过。就某种程度而言，人是凭借着对于未来的希望而获得克服当前艰难困苦的勇气的。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为着美好未来的奋斗史。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危机，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憧憬。20世纪的空前发展，为人类带来了梦想成真的神话，同时也埋下了末日降临的毁灭性因素。尤其在20世纪中期以后，核武器的诞生、爱滋病的出现，等等，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要么走向天堂，要么堕入地狱。
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探首前望，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悲观，其至绝望，也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乐观，甚至欢欣雀跃。然而，悲观与乐观都无济干事，问题是：不论怎样，只要我们在地球上生存一天，我们就应当负起人的责任，显现人的灵性，赋予生存以意义。
本书编选的文章也许会给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以深厚的启迪。这些文章构成了关于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图景，暗示出人类的宿命以及摆脱宿命的可能性。它们的观点、角度不一，有的从哲学、宗教、文化层面审察人类的命运，有的从社会学、经济学、未来学、自然科学的层面审察人类的命运，也有的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但它们的立足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于人的关切，对于未来的关切。
正是由于这种关切，人类才可能有创造的激情、智慧。20世纪摧毁了一切传统的根本，塑造了一种多元化的自由理念，在21世纪，沿着这样的理念，我们会建设一些什么？或者说，我们应以怎样的姿态，怎样的信念进入21世纪，不论个人，还是全人类整体，如果对于此类问题缺乏严肃认真的沉恩，就难以拥有“美好的明天”。
编选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给我们的沉思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思路。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存处境，以及这种处境隐藏着的种种问题－－经济层面的或哲学哲层面的等等，会有一个大致而清晰的体认。
选入本书的文章除梁漱溟的写于20年代以外，其它的均写于50年代－90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时代。对于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东西方的冲突、核武器、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电脑科技、苏联解体等等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均有独到而细致的论述。另外，还有两篇谈论宇宙未来的文章，基本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方位的透视。
诊断地球 人类演化的可能性
约翰·B·S·霍尔丁
英国的生物学家霍尔丁（1892一？）认为“现代是一个非常适合于生存的时代”，但他也认为“纪元前七世纪佛陀与瓦尔达姆时代或纪元前五世纪初期及中期的雅典，十世纪的冰岛，比现代更好”。他从生物学的立场意识到了核子武器对于人类发展的巨大影响，提出了人类演化的可能性之设想。这篇文章是他的长文《HumanEvolution：PastandFuture》的结论部分，在前面他的大量的资料阐述了人类生物演化的轨迹；正是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霍尔丁对于人类命运表达了一个生物学家的独特关怀。
在大多数的人类社会里，最受尊敬的人格典型似将灭种。中世纪，圣德与勇气都受尊敬，但圣人与圣女均固守独身。而有勇气的人则互相杀戮。今天的时代看重财富的积蓄，但积蓄最多的人，常最少孩子。我担心的就是这类人会越来越多。当然，我并不认为实业家比圣人或封建骑士更高贵。一世纪前出生率之差异对某民族遗传因子频率的影响，并非永远持续不变，这与每年两三个月染色体之淘汰分配对蝇虫的影响一样。目前瑞典所显示的趋势已与前大不相同：当地穷人的出生率比富人更低。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只知道阻止少数坏遗传因子的繁殖，而不去促进少数好遗传因子的繁殖呢、答案是：因为目前我们对使人类频率增加的罕贵遗传因子还毫无所知，当然我并不怀疑它的存在。有关人类能力遗传之基础分析还没有完全发展，这尚待遗传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彼此广泛交流、共同计划。在发现这类遗传因子－－那怕只仅仅一次－－之前，就先讨论积极优生学计划，是毫无用处的。
可是，我想先提出一点：在我们想使之普及的遗传因子中，有一种将会停止牙齿的发育。大脑的发达是牙齿极端复杂化的原因。还有鼻子，是人的弱点之一，必需设法改良，鼻子是随脑的发达而缩小的，因此，犬、马打喷嚏是立刻喷出，而人类则需通过曲折的狭路，一世纪之后，也许对于心理构造，我们也能知其变化臻于极微细之地步。
我们即使能行消极优生学，对于积极优生学，却非待知识更增，优生学态度广泛普及之后，无法实施。知识方面，需要有人的染色体图解，这工作我曾经致力过；另一方面还需人类心理结构的分析，因为，人已被判定为具有特别的天分。这种工作，英国的史特尔曼（译注，英国心理学家，主倡二因子说）及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已选出较合标准的人尝试过。只有等待这些实验都完成之后，才能开始着手于知能素质或正常素质的伟大优生学工作。这大概必须靠强制实施杂种制，否则将如蒙古犬的优点一样，无法固定。但，我将再度申明，我一点也不怀疑有许多罕贵遗传因子的存在。
在这方法能够付诸实施之前，我们的子孙仍会以聪明的方法继续进行演化的统制。现在要讨论的是另一面的可能性：在下个世纪中，人类也许会造成一种大规模的自我破坏，就单纯优生学观点而言，原子能战争比任何旧式武器战争更罪大恶极，甚至比细菌战更甚。例如像广岛、长崎的生存者，他们已受到严重感染，其子孙势必显现出各种变态，这种变态有的会出现在第一代，而要经过十几代才能消除。而其他的则为隐性，隐伏几代之后才出现，其恶性影响势将及于千代之后。原子武器纵然杀死百分之九十的文明人，文明仍不会消灭，但其他受到放射能感染的百分之十生存者，他们所生的变态人，也许却会把文明整个毁灭，要恢复将极为困难。
我们希望避免这类的国际战争，也希望避免因少数集团掌握原子武器而引起的内战。这样，和平的世界秩序也许能够维持，演化的进行才会有入关心。当然，演化势必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斯佛尔·莱特根据一项假定（我认为这假定无误）表示说：演化进展速度最快的，是在二十人－－一百人左右的种族集团中，他们几乎与其他集团分离而孤立。这正是整个旧石器时代几个世纪中的人类生活状态。目前，社会型态已随农、工业之进展而变化，演化速度势必缓慢下来。其间，偶因短时间的流行传染病，而产生激烈的淘汰，最后，依赖卫生学的发展才阻止了这种淘汰的进展。
我不知道现在将依凭什么标准来进行淘汰。两世纪以前，大家庭在许多国度中都受到尊敬，任意限制自己家中的子女数目被视为不合时宜，当时的淘汰颇倾向于助长从属社会习惯的遗传因子。今天则认为生一打孩子是变例，我们的淘汰已倾向于变异。
据一般优生学家的见解：大家庭的父亲就遗传学而论，多半是无可指望的，这种看法大概无误。他们在经济上大多一无所成，当然，在经济之成长与长期生物学价值互相认同之前，似乎应重读一下登山宝训或恐龙的历史。上述倾向究竟是否尚有希望，我不得而知，相信任何人也无从得知。
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既欲统制演化，又常选择错误的途径。如果必须从过去的动物群中选取有希望成为理性有能动物之祖先，那么，我是否能从宾西法尼亚系人或第三纪中新世人中获得答案，诚属可疑。我也许会选择像鸵鸟一样以后脚跟站立，以腕代翼的白垩纪爬虫。H·J米勒博士曾提出一个包括广泛使用人工受精的激进人类改良法。如果我是统制世界优生问题的主脑，我不能选择一个只有百分之一正确可能性的方向。米勒博士是才识优于我十倍的遗传学家，他的正确比率也许会达到十分之一，但不会再高过这一基线。关于过去的演化，当前的遗传学，细胞学等所需的知识，比现有文明基础的整体知识要广大得多。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就可获得。可以说，神仍在继续扩展人类选择的范围，因此也给予我们新的义务。演化的过程目前仍然正继续从无意识步向有意识的阶段。但我们还未能获得这项知识。
当前必须立刻着手的工作，就是人类社会的重组，在两三世代中当可完成。在理想与现实中构筑共和国的伟人，还不曾将他们的想法运用到人类社会上。但已由实际担负机能的原理予以完成了。法、俄变革背后所隐藏的伟人虽有不同，但已完成了可与之相比的实验。没有一个社会是完整的，社会变革所耗费的时间单位远比生物进化为小，因此，社会变革的义务比统制演化的义务更急切需要，这两种义务必须并行，或者也可能并行。但我觉得最要命的想法是认为：未来的人类会最适合现代的美国、英国、苏联或中国的社会，甚至适合今日我们所想得出的各种社会。
假如我的推测无误，未来的人类大概是今天认为在肉体、精神、道德上都有缺陷的怪物，一到成年期，他可能会有很优秀的技能，但体力较弱，头部很大，牙齿比我们少，成长也非常缓慢，在五岁以前，大抵不能认字，到四十岁方才逐渐成熟，在这以前，一直学习不断，然后，大概可以活到几个世纪。比我们更理性、缺少本能性，不受性及亲子感情的支配，更极少受一时怒气之左右，或群众本能所统制，其动机依存于教育的比例远比我们为大，在他自己的社会中当是善良市民，但在今日现存的社会里，却会被当作疯人或罪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般知识，大部分个人均已具备我们称为天才的特殊才能。
不过，如果我们被带回到往古洪荒的时代，也许并不会赢得北京原人的尊敬，同理，在这类计划下产生的演化产物，若有一人被带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大概也会认为他是不快乐的人。但实在无须抱持这种悲观的想法，因为我们不可能和“他”见面。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诊断地球 双重危机
赫胥黎（Aledous·Huxley）
这篇文章发表于1950年，时隔这半个世纪，文中的警告相当一部分已成事实，更大的危机出现在人类面前。赫胥黎（1894一1963）这位博学的英国作家，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他是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孙子，他的哥哥是以研究进化论闻名的科学家－－朱里安·赫胥黎。赫胥黎的创作曾被目为“第一次大战后作品最富乐观性的第一人”，但当他沉静地剖析人类的当下生存状态时，他的“乐观”变成了“忧患”；也许，只有产生危机意识，人类才有可能趋向于完善。
人类目前正处于危机时代，这危机存在于两个层次上。即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危机及较低层次的人口、生态学危机。国际会议及报纸上所讨论的是较高层次的危机，导致这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民族集团间的权力竞争，他们都拥有或希望拥有利用战争以破坏对方经济力的广泛手段。至于人口或世界资源等低层次的危机，报纸、电台、或较重要的会议几乎都未加讨论，三大国－－或四大国－－也均未注意及此。这些事项大都委之于没有实际权力的下级委员所组成的健康、粮食问题之类的委员会议。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解决人际关系的矛盾问题上。可是，低层次危机实与政治经济危机同样深刻严重。高层次危机如果不与以宇宙论、生物学为基础而形成的问题共同研究，终究无法解决。忽视这项原则，低层次危机将使政治经济问题逐渐恶化。如果只将精力与注意力集中于政治论与经济论，那么，不但难以解决低层次的问题，甚至根本不可能解决。下面我所要提出的问题，重点在讨论低层次危机的某些层面，而其根底处则在提出：一个目前尚不清楚的事件已如何影响或将如何影响个人的生活、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及民族的行动。
以前曾一度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富裕中的贫困”，意思是说：地球上本来蕴含有丰富的资源，足以供给目前人口或未来增加的人口衣食住之所需，可使人人不虞匮乏，现在人类所以悲惨的原因，实来自完全错误的生产方法及更为错误的分配方式。无论是修正通货、无限制资本主义、配给制度或＊（左亻右系）所想到的有效治疗法都行，只要彻底付诸实施，就能使全人类生活在幸福中，像童话里的王子、公主一样。匮乏与饥谨也将变为富裕，全地球势必成为一个的广大的“糖果之国。”
这种奇迹可由政治、经济的计划予以实现，但从这类高层次的探讨转移到生物、生态学所发生的问题研究时，我们的乐观似乎是太早了一点。我们找到的不是“富裕中的贫困”而是“贫困中的贫困”。世界资源对世界人口而言并不充裕。目前，地球上的人口才不到22．5亿，生产粮食的地区大约有40亿英亩，据营养学家计算，要供给一个人所需的充分粮食，即需有2．5英亩的土地。按这比例来说，纵使生产粮食所用的土地全是肥沃之地－－其实大部分土地都很贫瘠－－也难以保证目前的人口都能有足够的食物。事实上，要保证世界上22．5亿男女老幼都有足够的食物，势必供应比现在多两倍的粮食。但这非一朝一夕所能企臻。前美国公共卫生局长托玛斯·巴兰博士称：“纵使粮食生产能够增加到最大限量，在这数十年内，仍然无法供应最低限量的足够食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人口仍在继续增加－－大约以十年中增加2亿的比率－－这意谓着在粮食供应能够增加两倍之前，要供给的人口已非22．5亿，而是30亿以上了。当然，在这期间内，一切事物、技术都将精进，但粮食不足的问题仍会和今天同样深刻而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