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特定国家进行的社会调查证实了态度变化的事实，并确认了左一右之分尚不足以阐明这种变化。例如，约翰·布伦德尔和布里安·格斯卓克发现在英国存在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可以分为四类，他们分别将之称为保守主义、自由论、社会主义和威权主义。对经济自由（自由市场）的信念与对个人自由的信念，用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权衡。
“保守主义”的立场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一个保守主义者会赞成市场自由，但希望国家对诸如家庭、毒品和堕胎这样的问题实施强烈的控制。“自由论者”赞成个人主义并主张在所有方面都减少国家的干预。“社会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针锋相对：它们希望国家更多地干预经济生活，但对市场缺乏信任，并且对政府在伦理问题上的作用持有戒心。“威权主义者”则希望国家插手所有的领域，既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道德领域。其余不能归入这些类别的人则保持着更加模糊不清的政治观点。
根据调查得来的数据，在英国有大约1／3的人属于上述定义中的保守主义者，将近20％的人属于自由论者，18％的人属于社会主义者，13％的人属于威权主义者，而30％的人则属于其余的阵营或者不属于任何阵营。1997年大选之前，除保守主义者以外的上述所有群体都把经过托尼·布莱尔重整后的工党奉为首选。在那些打算投保守党一票的人们当中，84％的人来自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论者这两个阵营。调查结果还表明：在不同年龄的人之间存在政治取向上的明显差异，这一点也验证了英格哈特的论点：在16一24岁的人口中，只有18％的人属于保守主义者，而在55岁以上的人口中，保守主义者的人数超过55％。在15—24岁的人口之中，72％的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国家没有权利干涉任何类型的性行为，只要这种行为是在一致同意的成年人之间发生的”；而在55岁以上的人口之中，同意这一说法的人只有36％。
在把这些结果与美国的研究作了对比之后，民意调查专家罗伯特·伍斯特总结道：再用左派和右派的标签来概括今天的工党和保守党，其实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20年中，对两个政党同时发生影响的那些事件已经使昨天的语义学在描述今天的两党情况时显得含混不清。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今天的美国和J党统治下的英国的相关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一致性，这一点确实有些令人吃惊，因为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大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比较的范围扩展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就会发现政治吸引力和政治支持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中，选票都不再是按阶级分界线来划分的了，而且已经从左一右两极格局转变到一种更加复杂的图景。以往把选民划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那一条经济轴线已经不是那么明显，而自由论与威权主义、“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对立则日趋尖锐。此外，某些更加偶然的因素时C如领导风格）现在也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样一种局面中，存在着各种政治支持的两难困境，但同时也存在着新的达成共识（。onsensus七uilding）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即使是在瑞典，这个曾经在投票上受阶级地位影响最明显的国家之一，可预期的来自特定阶级的票数也已经从1967年的53％下降到了1985年的34％。舆论对选票的可预期的影响力在此期间则稳步上升。瑞典的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是受阶级地位影响最小的群体。
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
这些变化并没有把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地位排斥到边缘。到1998年中期，社会民主党派或中一左（。entre－left）联盟已经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以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执掌了政权，它们在东欧诸国的影响也日渐提高。
尽管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社会民主党至今仍未创造出一种新的、前后一贯的政治观点。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在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少在某些观点上是与共产主义者相一致的——尽管他们把自己确定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既然共产主义在西方已经土崩瓦解、而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衰落，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遍及全欧洲的政策讨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社会民主主义，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一位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要》起草的人士以一种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方式说道：
着手进行政策评论的决定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作出的：我们已经很难清晰地描绘出世界和社会的变化。社会民主党本身也发现自己正处在这种两难困境之中。它知道，在这个变迁的时代，重新定位是非常必要的，但各种变化本身却使得重新定位变得异常困难。科学没有为这个时代提供一种诊断。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很难产生共同的理解。
面对这种情景，我们怎样来描述“第三条道路”呢？这一语词似乎早在本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而且在20年代就已经在右翼群体中流行。但是，使用这一词汇的最主要群体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战后时代的早期，各社会民主党非常明显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的独特道路。当“社会主义者国际”于1951年重新创立时，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立场。大约二十年之后，正像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和其他人的用法那样，这个词汇主要被用来表示市场社会主义。80年代末期，当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开始经常性地提到“第三条道路”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政治纲领上的一次重大更新，这可以算作这一术语的最近版本。
当“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最近从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市莱尔的口中说出时，大多数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和美英两国的老左翼批评家都对此反应冷淡。批评家们把这种伪装的第三条道路看成是一种回过炉的新自由主义。他们看到美国的经济极具活力，但同时也看到那里的不平等程度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克林顿承诺要“在适当的时候终止福利”，这似乎体现了某些新自由主义保守分子的态度。而布莱尔的批评者则指出，当布莱尔和新工党上台之后，他们仍然坚持着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策。
在下文中，我的目的不是评价这些观察性结论是否允当，而是考察关于“社会民主之未来”的讨论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我的叙述中，“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 全球化
＊ 个人主义
＊ 左和右
＊ 政治的行动主体
＊ 生态问题
＊ “第三条道路”政治
回想过去10－15年中，关于“社会民主之未来”的讨论已经展现出了问题和困难的纷繁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本身又表明了政策领域里的难题是多么明显。然而，除非我们对这些问题哪怕只是作出！临时性的回答，否则便不可能为社会民主政策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在这里，我将集中探讨五种根本性的两难困境，它们正集中在目前的各种争论之中。我将针对每一种困境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我不得不请求读者的原谅。由于它们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而这里的篇幅有限，我只能提供概括性的回答；而且，我也不会在此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来说服对某个特定问题抱有疑虑的人。这五种两难困境是：全球化——它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个人主义——现代社会在何种意义上变得越来越个人比（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趋势的话）？（器和右翼——当我们宣称这种区分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政治机构——政治是否已经偏离了正统的民主机制？生态问题——怎样把对生态问题的考虑整合到社会民主政治之中？
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字眼儿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仅仅在十年以前，不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都很少使用这个术语。而现在，这一术语已经从无人使用变为无所不在；如果不提到它，任何政治演说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商业手册都是不受欢迎的。它的新近流行不论在学术圈还是在社会民主党派的文献中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正确地指出：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了大多数政治讨论和经济论辩的核心问题。
关于全球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争论当中：对这一术语应当作何理解？它是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及它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等等。这里，产生了两种极其矛盾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与彼此分歧的政治立场相联系的观点。有人说，全球化多半只是一种神话、或者至多也就是一些长久以来的趋势的某种延续罢了。无需惊讶，这种姿态对于那些希望维护旧式社会民主主义的各个方面的人当然具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者们的一项发明。一旦我们透过这层伪装来看问题，我们就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过去的那些主张。与此相反，政策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全球化过程不只确实存在，而且其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就像商业巨子大前沿一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民族一国家已经成为某种“虚构”，政治家们在这里也已经丧失了一切有效的权力。
按照一般的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经济全球化。而且，从其根源上看，它涉及到跨越全世界的各种联系。保尔·赫斯特和格拉姆·汤普森（GranhamTh皿pso）在他们讨论这一话题的著作中是这样说的：“有人宣称，真正的全球化经济已经产生、或正处于产生的进程当中，其中，相互独立的民族经济和因之出现的对民族经济的国内战略管理正越来越没有意义。”——他们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大多数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例如，欧盟国家主要还是在它们彼此之间进行贸易。欧盟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水平在过去的这30年中只发生了边际增长。相比之下，美国倒是变得更加开放了，它在这30年内的出口额增长了一倍，但这样的发展尚远远达不到建立起“全面全球化的经济”。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内部以及在它们相互之间所展开的贸易，不过是使我们回到了19世纪晚期。赫斯特和汤普森说道，在那个时代，正像今天一样，存在着自由贸易经济。
上面这后一种观点实际上非常容易受到质疑。即使当前的时期只是对上个世纪的重现，那也同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在战后时代的情形大有区别。民族经济之间在那时比在今天联系更为紧密。在1950年，贸易商品的出口额只占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而1911年已经达到了12％；在1970年又再次达到上升12个百分点的水平，至1997年又上升到17％。此外，现在贸易商品（包括多种形式的服务）的范围，已经比上一个世纪有了极大的扩展。参与到共同贸易协定中来的国家也大量地增加了。
最重要的变化是日益在实时交易的基础之上进行运转的世界金融市场的作用的扩大。货币兑换交易中的日周转额已逾万亿元。在过去的15年当中，与贸易有关的金融交易的比例已经上升了5倍。“分离资金”（isconnectedcapi－tal，由社会机构进行管理的资金）与其他形式的资金相比，从全世界范围来统计，自1970年起增长了1，100个百分点。以1996年7月计，单是那些本部设在美国的机构的投资者们就掌握了11．1万亿美元的资产。私有化养老基金、或为了替养老金计划募资而发行的债券，都是这一巨额资金中的基本组成部分。1995年，美国的各种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捐赠在机构资产净值中已达3，310亿美元。
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而且，它不仅只是过去年代的趋势的某种延续或者回复。在许多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的同时，在金融市场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全面全球化的经济”。不过，如果只是将全球化的观念应用于字面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并且视其为仅仅是、或者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过程，那么，对全球化这一观念就会产生误解。全球化，正如我在下面将阐明的那样，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一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举例来说，我们个人的饮食习惯，对食品供应者来说是会产生直接后果的，而后者很可能居住在世界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