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一个首要特征是对“大政府”的敌视，这一特点有几个来源。英国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柏克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嫌恶，他认为国家的过分扩张会变成自由和自主的敌人。美国的保守主义则一直保持着对中央政府的敌意。撒切尔主义利用了这些思想，但它同时还利用了对于国家角色所持的古典自由主义怀疑论，这种怀疑论的基础是关于市场优越性的经济学论证。使国家最小化的理论与把公民社会视作一种社会团结的自生机制的独特观点紧密相关。必须有条件让公民社会的小股力量得到发展；而且，如果它们没有受到国家干预的阻碍，就能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一位作者说道，如果任由公民社会来完成其自我设计的话，它将具有这样的美德：“良好的品格。诚实、义务、自我牺牲、荣誉、服务、自律、宽容、尊重、公正、自强、信任、文明、坚韧、勇气、正直、勤勉、爱国主义、为他人着想、节俭以及崇敬”。这位作者还说，在现代人听来，这些美德犹如“带着远古魔咒的悦耳铃声”——但是，这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已经通过破坏公民社会而压抑了这些美德。
据说，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对公民社会的秩序具有破坏性；但市场则不会如此，因为市场的兴衰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正像公民社会的秩序一样，如果任由市场自行发展，它们将为社会提供最大的好处。市场是“永动机，它们只需要一个法律框架和不干预它的政府，就能提供不间断的增长＂
新自由主义把无拘无束的市场力量与对传统制度——特别是家庭和民族——的维护联系起来。个人的能动性需要在经济领域得到发展，但责任和义务则应当在其他领域中得到维护。传统的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功能性必要条件，传统的民族也一样。其他的家庭类型——比如单亲家庭或同性恋关系——则只会导致社会的衰败。其他任何弱化民族整体性的因素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声明中，仇外主义的情绪溢于言表，他们保留着自己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最严厉的责难。
撒切尔主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或者甚至是对这种现象的积极支持。“社会不平等天然就是错误的或有害的”这一观点，是“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首先，它反对平等主义。平等主义的政策（特别是苏俄所遵循的那些政策）创造出一个单一的社会，而且，这些政策只能借助专制力量来推行。然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政策却又把机会平等看成是值得追求的和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翰·梅杰非常不恰当地模仿马克思的语气去表达自己想要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意图。一个任由市场自由运作的社会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经济不平等，但这并不要紧，只要具备决心和能力的人能够上升到与他们的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就可以了。
对福利国家的反对是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新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正像当初的革命左派把资本主义视为一切罪恶的源泉一样。有一位作者写道：“我们将带着轻蔑的嘲笑来回顾福利国家，正像我们现在会玩笑式地说奴隶制是组织有效率、有动力的生产活动的手段一样。”福利国家“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那么，在福利国家垮掉之后，由谁来提供福利呢？答案是市场引导的经济增长。福利不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的救济，而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而做到这一切的惟一办法就是让市场自己去创造奇迹。这种取向通常伴随着把生态问题当做一个恐怖故事而不予理睬的态度。撒切尔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提议还表示首肯，但新自由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态度通常则是敌视。曾经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被夸大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它是末日审判神话的贩卖者们发明的把戏；现在的证据反倒恰恰表明了人类社会正朝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普遍繁荣的时代迈进。这是一种线性的现代化观念，几乎不考虑经济发展的任何限度。
与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全球化理论，又是一种直接推动着全球化的力量。新自由主义者把那些指导他们参与地方性事务的哲学运用于全球的层面。如果市场能够在不受干预或少受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运作，那么这个世界最终将达到它的最佳状态。但是，正像传统民族观念的维护者一样，新自由主义者采纳了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全球社会仍然是一个由民族一国家组成的社会；在一个民族一国家体系的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为战争作好准备并维持军事实力，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角色的必要因素。正像老派社会民主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是在两极化的秩序中产生的，并且受到使其得以产生的那些条件的限制。
各种原则的对比
新自由主义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毕竟，社会民主正陷入意识形态的混乱之中，而且，如果说五十年以前八人都主张计划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再没有人是计划者了。这是一种相当彻底的逆转，因为至少有那么一个世纪，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驱。
但是，新自由主义也并非就未曾受到过挑战。其实它本身也陷入了某种困境，而我们有必要了解这是为什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两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保守主义总是意味着以一种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姿态来看待社会和经济变迁，这正是柏克在面对法国革命的救世主式主张时所持有的态度。传统的连续性在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传统中包含着过去所累积下来的智慧，并因此提供了一种迈向未来的指南。主张自由市场的哲学则持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它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通过不断解放市场力量而获得的永无止息的经济增长上。
一方面钟情于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应当在家庭和民族认同的边界上冥然而止，在那里，传统必须保持完好无损。但是，再也没有什么比市场力量的“不断革命”更能消解传统的了。市场的动力机制削弱了传统的权威结构并瓦解了地方共同体；新自由主义制造了新的风险和新的不确定性，而它却要求公民们忽视它们。而且，它忽视了市场本身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正是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情抛弃的共生形式。
社会民主主义又如何呢？我们可以分辨出一套被凯恩斯式的福利共识视之为理所当然、而现在都已经相继解体了的社会特性：
。一套社会系统，特别是一种家庭形式：在这种家庭中，丈夫外出工作赚钱，而妻子则操持家务并抚育子女，这一套社会系统使一种确定的充分就业成为可能；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受到失业威胁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愿意从事任何工作，只要工资足以养家糊口；大规模生产在基本的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它有助于为许多劳动力创造稳定（即使不是报酬丰厚）的工作条件；一个精英主义的社会，少数具有公共意识的专家在国家的官僚机构中监控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实施；主要集中在主权领土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因为凯恩斯主义假定了国内经济相对于国际贸易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地位。
老左派所奉行的平等主义在动机上是高尚的，但是，正像它的右派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这种高尚的动机有时会导致修理的结果。比如，社会工程所留下的遗产就是衰败的、罪犯云集的贫民区。被大多数人看成是社会民主政治之核心的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最近的争论
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民主党派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而且，至少从80年代初期开始，它们一直不断地回应着这些问题。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的瓦解更进一步刺激了力图要摆脱过去的迫切愿望。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都纷纷改名换姓并且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而在东欧国家，新的社会民主党派也成立起来。
在英国，摆脱古典社会民主原则的第一次系统化尝试包含在《工党的政策评论》中，这一文件是在1987年10月的年度大会上产生的。在这次大会上组建了七个评论小组，每一个小组专门讨论一个特定的政策领域。工党本来设想使公众也参加这次讨论，但公开会议只有很少的人参加，最后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面对着公众对撒切尔主义的普遍支持，各个政策评论小组一致认为工党应该更加重视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早先提出的扩大工业企业的公有化范围的动议被取消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型管理被明确地放弃了，而对工会的依赖程度也减弱了。生态问题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一直被低调处理并且没有被有效地整合到其余的政策框架之中。
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也经历了类似的改革过程，这些改革大多发生得更早一些，而且有时在意识形态上导致了更加彻底的变化。社会民主政党开始关心一些它们以前并不关心的问题，比如劳动生产率、参与性政策、社区发展，特别是生态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超越了资源分配的舞台，开始强调生产的物质和生活组织以及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的文化环境”。
比如，挪威工党在1986－1988年间发起了一场“自由问题”的讨论，这正好发生在撒切尔主义政府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遍及全国各地的地方性研究小组围绕着六个主题展开了讨论：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平衡；工作日的灵活性；教育机会；环境；住房以及经济民主。支持个人利益的言论不再被视为不正当，而且工党提出要使自己成为一年‘开放的政党”，各种各样的群体都可以通过它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参加1989年“社会主义国际”会议的一位哥伦比亚代表是这样来评论这一政策转向的：“我的政党被称为自由派，但它其实是非常社会主义的。对于这些欧洲人来说，这是与社会主义相近的另一条道路。”
一些主要的西方共产党在80年代开始发生类似的变化。意大利共产党于1991年重新组建为左翼民主党。在此以前，该党已经开始重视社会民主党派所讨论的那些主题。80年代中期，一场关于左、有之分还有什么意义的重要讨论在意大利展开。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社区参与和宪政改革也早已被纳入议事日程。
最有意义的讨论也许发生在德国。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场讨论的目的是回应自由市场哲学的兴起，但是，影响甚大的绿色运动也强烈刺激了对政策变化的需求。经过五年时间的详细讨论，在象征性的1989年产生了一份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基本纲要》。该纲要对生态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抓住70年代末发生的生态思想大突破的重要社会民主党派。在古典社会民主思想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假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一种“以此换彼”的交易关系。而根据生态现代化提出的新论点，环境保护应当被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不是它的对立面。
这份《基本纲要》还认识到“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sm）在发达国家的影响。对这一概念进行的最详尽的研究是由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提供的。据说，在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之后，选民们开始不太关心经济问题而关。已自己的生活质量。《基本纲要》总结道：“富裕的大多数”的观点已经不再体现集体主义和团结的社会民主精神；个人成就和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得到重视。
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59年发表其里程碑式的把〈德·哥德斯伯格声明〉以来，它一直致力于建立“市场秩序”。现在，这一努力方向还伴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进一步退却。“国家所应尽的职责不是一种教条…检验的标准是看私人消费的增加或国家政绩的累进是否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基本纲要》指出了“协调经济活动与社会保障”的需要，并强调“个体性与社会团结不应当是彼此对立的”。它最后总结道：“如果选民中的重要成员对社会民主党的信任不是由于它出色地完成了经济现代化的任务，而是由于它确保了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维系，它就很难赢得多数选。”
政治支持的结构
所有社会民主党派都不得不对政治支持方式的变化作出反应，这表明，前述这些政策转变是非常必要的。由于蓝领工人人数的急剧减少，以往一直作为投票和政治关系之基础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行列这一现象进一步动摇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支持模式。数量可观的少数派群体不再参加投票，而且基本上游离于政治过程之外。过去几年中发展最快的一个群体其实根本就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由非选民组成的无党派团体”。最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代际更替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回应其他变化的结果。
谈到其他的变化，现有的证据表明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从‘侵乏价值”到“后物质王义价值”（post－materialistvalues）的转变；另一种则是价值分布状态的变化，这使得价值的分布已经不再取决于阶级界限或者左翼一右翼之分。尽管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但英格哈特关于价值变迁的论述还是获得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在掌握了许多工业国家的大量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英格哈特指出：随着社会的日趋繁荣，经济成就和经济增长的价值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光彩照人了。自我表现和对有意义的工作的渴望已经取代了经济收入的最大化。这些关注点与一种对待权威的怀疑态度联系在一起，这种态度可能是非政治化的，但从总体上讲，它能够创造出比正统政治所能获致的更大程度的民主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