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前 言
理查德·福尔克 撰
大卫·雷·格里芬撰写了一部异乎寻常的著作。即使人们只以30％的宽容态度细心阅读它，它也几乎肯定能够改变我们理解方式，即改变我们理解有关处于政府最高发展阶段之上的美国立宪制民主的各种著述的方式。这样看来，这是一部令人不安的著作，因为它描述了一种深刻的、对于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主权国家来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此外，它
还描述了一个开始进行第一场既没有任何边界、也没有任何胜利和失败标志的战争的国家。即使《新珍珠港》得到了它完全应得的、公众和媒体的充分关注，它也会改变一般的公众辩论，并且对人们揭示未来的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的确，一本书具有这种有可能变成一种历史力量的潜能，这是非常罕见的。
《新珍珠港》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在于，它根据最充分的学术超然精神，并通过对最高尚的学者美德——这是一种意愿，即无论证据和原因之路把研究者引向何方，都乐于使自己的探究遵循这种道路——的、具有典范性的展示，探讨了一个最敏感、最富有争议的领域：与9.11悲剧相关的政府官员行为所具有的广阔场景。在这里，它使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具有爆炸性的目标；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对于我们在政府的一些部门的领导权之健全性和世界观的极度怀疑——这些部门对这个国家的行为和命运实施着最强有力的控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领域实施着最强有力的控制：既包括控制一场海外的战争，也包括对国内遏制自由的行为所进行的控制。格里芬以非常卓越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论断，即赞同对整个9.11事件进行全面、不受任何限制、得到充分资助、从符合要求的角度来看非常杰出的调查——既弄清楚它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同时也弄清楚人们为什么没有把国家安全体系的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崩溃，当作最迫切的国家重点问题而加以直接和充分的调查。官方对9.11事件所做的各种说明漏洞太多，根本没有留下任何从表面看来合理连贯的叙述，而且，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犹豫不决，似乎这些令人痛苦难忘的事件的真相已经不值得再讨论了。
根据自己的洞见和对布什政府全球安全政策的许多方面的切实把握，格里芬表明，［viii］正确地理解9.11事件，那怕这种理解为时已晚，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即使一个并不具有一般的开放态度的读者之所以也能够理解格里芬的评价，也是因为一批又一批未经说明的事实，因为那些当权者为了阻碍独立的调查而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努力，以及有关布什政府的那些核心成员在9.11事件之前所制定的、根据一份关于9.11事件的指令做他们现在恰恰正在做的事情的行动计划的证据，都是这种评价的依据。正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人们只要有30％的接受力就可以了——这意味着，布什总统的几乎所有那些最武断和盲目的追随者，都会对本书的基本论断坚信不疑。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本书并不属于“有密谋色彩的理论”类型——正像格里芬本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它至少不属于人们通常在贬义上理解这个术语的时候所表示的那种密谋理论类型。它是通过对美国政府所提供的官方说明，和可资利用的最可靠的消息之间存在的、为数众多的不一致之处的说明，对这种证据进行的、煞费苦心和严肃认真的正视。
当然，人们完全有理由对以下情况感到诧异，即假如从格里芬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国家的人们此前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本世纪最大的故事清楚地讲述出来。媒体界为什么保持麻木不仁的状态？作为政府的监督性分支机构、以保护美国人民为第一要务的国会，就充分发挥其职能而言为什么显得如此被动？为什么在惊人的内幕被曝光之后，一直没有任何坚持原则的公务员从高高在上的位子上引咎辞职？虽然几乎从9.11攻击事件之日起，各地的人们就一直在不断提出各种问题，有关官员串通一气的报道也不断出现——就欧洲而言情况尤其是如此，但是，据我所知，在格里芬之前，没有一个美国人具有这样的耐心、坚毅精神、勇气和才智，从而把这许许多多的零散片段通过一个连贯的说明表达出来。
就公众对国家政权的基本合法性的信任而言，人们在相信有关这种极度不安事件的各种观点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部分困难在于，他们所听到的最多的各种指责性声音，都是既刺耳又不负责任的，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在并不考虑这些关注方式会不会导致有根据的调查的情况下，便把它们当作“妄想狂式的”或者“令人憎恶的”关注方式而拒绝考虑。相形之下，格里芬的探讨方式则是从容镇定的，他的论断也是前后一致和理由充足的，这使他的分析具有不容辩驳的说服力。
但是，就我们对9.11事件的理解而言，还是有一些令人棘手的势力在发挥阻碍作用的。自从9.11事件发生以来，主流媒体一直与政府合作精心制造一种爱国主义狂热［ix］情绪，使人们关于官方对这个国家的领导地位的任何一种怀疑都变成了对国家的不忠。诸如比尔·马厄（Bill Maher）这样的、曾经——即使只是偶然地——对官方报道提出质疑的某些媒体人物，都接到了解聘通知书、被划入另类并使之保持沉默，这表达了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吓任何一个试图发表不同政见的人的信息。对美国国旗的挥舞变成了具有批判性和独立性的思想的替代品；诸如“把我们的观点统一起来”这样的口号，也是被当作扼杀所有各种批判冲动的地毯式轰炸炸弹来使用的。这种把爱国主义等同于毫无保留地接受当前政府各项政策的、遏制思想的做法，一直是为了某些总统幕僚的利益而发挥作用的，这些人一直认为9.11事件并不是一场国家的悲剧，而是——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费尔德在该事件两周年纪念的时候，与吉姆·莱勒（Jim Lehrer）所进行的一次电视访谈中所使用的话来说——“一次貌似灾祸的上帝赐福”。
关于本书前 言
随着这种以爱国为幌子谋取私利的人所祭起的符咒逐渐失去效力，另一种相关的、阻碍我们了解这种真相的动态开始发挥作用——这就是被精神病学家们描述为“否认”的动态。有关伊拉克的占领的各种讨厌的事实，使大多数美国人很难承认这包括一些年轻的美国人伤残和送命在内的整个事件，都是以这个国家的经过选举而出现的领导阶层对事实所作的、蓄意的曲解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他们很难承认这个事件是以下列观点为基础的：萨达姆·侯赛因应当对9.11事件负责。如果令人恐怖的9.11事件从一开始、或者说以前就很可能已经
被有意编织的各种谎言之网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这种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种令人讨厌的事态正在被放大为许多倍。有些人作出这种否认的部分冲动，在于他们竭力希望避免直接面对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镶嵌在控制我们的生活的政府权力结构之中的事实。对于这种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之间使这个国家的良心和意识陷于瘫痪的集体性否认来说，格里芬这部著作是一付非常及时的解毒剂。它至少可以引起一场尽管现在看来为时已晚、但却远胜于根本不进行的辩论。托马斯·杰佛逊很久以前就曾经警告过我们：“自由的代价就是必须永远保持警惕。”
在美国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人们没有任何借口为某种政治清白姿态辩护，包括为毫无保留地接受对我们的政府的充分信赖的做法辩护。归根结底，对公众信念进行操纵的漫长历史毕竟是存在的——就那些有关战争和和平的问题而言，情况尤其是如此。历史学家们正在越来越多地一致认为下列事实都受到了操纵，即、为了证明1898年开始进行的美西战争具有正义性，［x］对有关美国战舰缅因号被炸沉的事实的操纵；、为了证明以前不得人心的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做法具有正义性，对有关日本人攻击珍珠港的事实的操纵；、白宫为了证明把越南战争急剧推进到北越的做法的正义性，对有关1964年东京湾事件的事实的利用和操纵；、还有最近的为了证明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意愿对伊拉克宣战的做法的正义性，把伊拉克描绘成一座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兵工厂的做法。官方对诸如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暗杀肯尼迪总统这样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也尚未经得起客观的学者们所进行的批判性审查。就这些方面而言，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的逐渐丧失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因而根本不仅仅是一种对当今与共和党右派联系在一起的领导人所进行的、具有党派偏见的谴责。不过，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具有根本性的、令人难以忘怀的问题。人们为什么应当把官方有关9.11事件的说明，当作神圣而不容质疑的说明来对待并信以为真，特别是为什么应当按照现状而把这种说明当作全部世界历史上的某些最危险的事件的根本原因来对待呢？
正像格里芬已经表明的那样，即使为了得出所谓官方有关9.11事件的说明完全不值得相信这样的结论，也没有必要赞同所有各种可疑的推论。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官方已经宣布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许多薄弱环节之累积性强烈影响之上的——这些薄弱环节与增强人们的注意力、促成攻击的可能性的几种行动迹象有关，与存在于政府和媒体关于这场攻击的描述和关于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独立证据之间的、特殊的不一致有关，也与政府不愿意和人们所付出并已经逐渐增强的、进行探究的并不完备的努力进行合作有关。本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证明格里芬的下列基本意向是正确的，即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都应当得到有关这个灾难性的日子为什么出现和如何出现的、具有综合性的、可信的、直截了当的说明。今天，走出这样一步，就可以具体展示本·富兰克林迄今为止仍然存在的智慧——当有人问他费城的立宪会议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的时候，他回答说：“只要坚持做下去，它就会成为一个共和国。”
关于本书引 论
一直有人把9.11的攻击与日本人对珍珠港的攻击进行比较。例如，热衷进行调查的记者詹姆斯·班福德就曾经把布什总统的行为描绘成“处于今日珍珠港之中。”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下简称CBS）新闻曾经报道说，在9月11日临上床之前，总统本人曾经在其日记之中写道：“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已经在今天发生了。”
为了论证美国人对9.11事件的反应将会与其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相似，人们经常进行这
样的比较。在总统于2001年9月11日向全体国民发表演讲之后不久，亨利·基辛格就在一篇网上发表的文章之中指出：“政府应当负责进行某种系统的、人们可以希望用来终结对珍珠港的攻击方式的反应，应当负责摧毁对这种攻击负责的体系。” 在这场攻击刚刚结束便发表的一篇重要社论之中，《时代周刊》杂志强烈呼吁说：“这一回，我们再也不要愚蠢和虚夸不实地谈论‘调停’了。ˇˇ这是一个如果不培养狂暴就不可能将其作为耻辱传诸后世的日子。让我们培养狂暴吧。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已经统一起来的、像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出现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愤怒那样的、可以发挥统一作用的愤怒。”
人们通过某些比较指出，9.11的攻击的确激起了某种反应，即呼吁美国运用其军事力量；这种反应与珍珠港事件所引起的反应非常相似。通过引用布什政府即将就任的高级官员在2000年所做出的一个预测，即除非出现“一场新的珍珠港事件”、否则他们所希望的变化就不可能出现 ，澳大利亚新闻记者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写道：“2001年9月11日的攻击就提供了这种‘新珍珠港事件’。” 美国军事战略研究所的一位成员在9.11事件之后指出：“公众对军方行动的支持与其在珍珠港攻击之后所做出的反应非常相似。”
这些对9.11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的比较看来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所有的人实际上都一致承认，9.11事件是近来最重要的事件——无论对于美国人来说、还是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情况都是如此。这次攻击已经为某些人对美国的公民自由进行意味深长的限制提供了基础（就像珍珠港事件导致了美国对那些日裔美籍公民的自由的种种限制那样） 。这些攻击也变成了由美国领导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恐怖主义宣战”的基础——其中既包括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也同样包括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它们是这场战争迄今为止的两个主要阶段。
［xii］此外，布什政府的“对恐怖主义宣战”还被许多人认为是某种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托词。例如，菲利斯·本尼思（Phyllis Bennis）就曾经指出，9.11事件所导致的是“通过某种不受任何挑战的帝国法律，把外交政策强加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当然，也有少数历史学家偶尔指出，美国的领导人很久以来就一直希望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世界的帝国 。但是，绝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都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帝国主义、特别是自从9.11事件以来，已经变得更加明确、更加影响深远、更加傲慢自大了 。实际上，理查德·福尔克已经指出它是一种“全球统治方案” 。虽然在9.11之后曾经涌现出针对美国的善良意志，也出现过乐于接受其下列主张的愿望，即这种攻击使它有理由针对恐怖主义发动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但是，这种善良意志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比以往更加广泛、更加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这种批判的广泛和严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越战期间的美国的批判。然而，美国对所有这些批判的回答就是9.11事件。例如，当欧洲人批评布什政府试图针对伊拉克进行战争的时候，就有几个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制造理由者通过指出欧洲人并没有忍受9.11攻击所造成的痛苦，来说明这种存在于观点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