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在“麒麟城”。
我连续的、长时间的“敬业”精神，使爸爸感动了。于是我在“麒麟城”有了自己的一间“办公室”。这间屋子在爸爸办公室的对面。屋子里有一组漂亮的塑料家具，有一对皮沙发，还破例放置了一台１４寸的ＳＯＮＹ电视机。皮沙发合并起来足可以组成我睡觉的软床，我已经在等爸爸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享用过这张软床。好几次，我睡到天亮。
“麒麟城”在悄悄地改变着。俄国的法律在改，“麒麟城”也在改。大厅里橘红色的主色调被渐渐地用深绿色代替，博彩用的台案渐渐地加大、增多。我和同学们在暑假里去波罗地海疯玩了二十天后，回到“麒麟城”时终于看见了大厅正中央的“轮盘”。我站在门口端详了好半天，头脑里出现的是在ＶＣＤ上看到的电影中香港澳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连大厅顶上悬挂的工艺灯都像电影里的赌场一样堂皇。
莫斯科《晨报》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二日报道：
第一家由中国投资方独资经营的“卡西诺”开业，该赌城被投资人用极具东方特色的名字“麒麟城”注册……
那是开业时的轰动。我在我的“办公室”的门上贴上了字条，上面写明“此房间非业务部门”，以应酬老是敲错门的来访记者。但还是被别人走漏了我是“公主”的消息，我被两个难缠的年轻记者紧追，我只好拿出《三角函数》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我是中学生”。
我的“办公室”门钥匙放在爸爸那里一把，放在安娜姐那里一把。于是爸爸也躲进我的房间里来，还没等和我说几句话，安娜姐也做贼似的开门进来，看见爸爸坐在我这里，瞪着眼睛板住面孔，终于控制不住开心，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安娜姐对我说：“乖乖，给我们望风吧，望到那些讨厌的记者们离开赌场为止，我们要自由和清静啊！”
我说：“好的，你们可以看电视消遣一会儿啦，我在走廊里多晃几趟。”
我出门反锁上“办公室”，在楼上楼下转。“麒麟城”真的好大，我转了好久，站在二楼的栏杆那里看大厅里的纸醉金迷。有人赢了，服务生送上香槟酒；有人在牌桌上凝神犹豫手中的点数；有人输掉手里的筹码，气急败坏地用表情发泄……一伙年轻的中国人走进大厅，径直走向轮盘，庄家不停地按着铃铛提示下注，几个人危襟正座，摆弄着筹码，举手投足间，分明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做派。我问身边走动的酒吧服务生那些“特酷”的男生是什么人，服务生嘿嘿一笑说，不是什么人，就是电影看多了。
身在异乡的中国人各自有各自解闷儿的方式，赌场，也许很能迎合这个人群。我不知道爸爸是被什么东西启发的敢做这个在中国本土完全不允许做的生意，是不是爸爸也喜好赌，或者爸爸赌的更大。
我没看见过爸爸赌博，甚至没看见过爸爸打麻将牌，我不知道爸爸的手气。我极力回忆在我小的时候和爸爸“猜大小点”，我记忆中好像爸爸和我输的一样多，好像都是妈妈在赢。
我的“办公室”里还有妈妈的照片。因为我时常看看她，心里就觉得安稳。实际上，妈妈给我的印象除了那张黑白照片和那句话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了。我在妈妈去世的时候还太小，小的连自己都记不住自己。
我把妈妈的那句“遗言”写在了妈妈照片的后面，因为妈妈为这句话强调了三次。她病重的时候我有预感她将死去，她说这话的时候是我的预感最强烈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记住了这些，以前妈妈强调过十次百次的话我都同样给忘掉了，唯一的这句话我没忘。
大厅里也有年轻的妈妈领着孩子在餐桌上吃饭，我又去回忆妈妈什么时候牵着我的手散步，但最终还是没有记忆。
晚上九点以后，“麒麟城”真的很热闹。熙熙攘攘的赌徒们毫无忌讳地在大厅里喧闹。我从正门一直看到最里面乐队的低台，没再发现有挎着照相机的记者，我开始往回走，要去告诉爸爸现在已经“安全”。
在我要打开我的“办公室”的一瞬间，我犹豫了。爸爸是和安娜姐单独在里面，我怕再次像在我家那样惊吓了他们。这一刻我心里有点儿堵，我是把妈妈的照片放在电视机上的，而电视机正面正冲着他们可能缠绵的地方，屋里唯一可以亲热的地方怕就是那对儿皮沙发上。那样，妈妈会把笑脸对着他们，当然，妈妈不会闭上眼睛。
我进入对门爸爸的办公室。爸爸的助手伊万在伏案计算着什么。我坐在爸爸老板台旁边的长沙发上，从房门看着我的“办公室”的屋门。门关着，上面还贴着我写的字条。
我心里泛上一阵燥热。这燥热一定带有青春期的特征了，我能觉察出身体里让我闹心的热量不再凝固在胸口，已经往我的腹腔运展。
十年后，我在昆明最繁华的昆都地段租用了一层办公楼，我把自己的办公室装修成两间，大的，留给业务，小的，没几个人进去过，那里和莫斯科“麒麟城”中爸爸给我的“办公室”一模一样，塑料家具，皮沙发，一个小小的SONY电视机。电视机上的照片有些变化，那里有爸爸、妈妈、安娜姐，还有舒拉妈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