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刚上任的老万为了笼络人心，让底下的人死心塌地的跟他，花了血本请我们到深圳挺有名的广西菜馆“漓江又一轩”吃饭，风卷残云之后又到深南大道最东端的“爱乐月光城”唱歌。
爱乐月光城是深圳档次较高的夜总会，早就听说月光城旁边就是深圳著名的“二奶村”，建筑单体大多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握手楼”，业主由全国56个名民族偶尔还有金发碧眼黑皮肤的年轻女人组成。这些女人大多出身贫寒，到深圳打工太苦太累，于是便妥善经营自己，依靠仅存的姿色大赚其钱。但他们的“老板”并不怎么样，以香港开货柜车的司机为主，文化不高，个子不高，收入不高是这类人群的主要特征。
月光城就坐落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难免让我门外就闻到一股低端暧昧的味道。
（九）
进去之后发现果然暧昧，二楼包间走廊里站着清一色的浓妆艳抹的女人，空气中掺杂着浓烈的各种香水的味道。出于职业习惯，她们很整齐的对我们鞠躬：“老板晚上好。”
我和余胖子在很多地方都有一致性，在此时此刻，比如目光，这也是我和他走得比较近的原因之一。
不过，对于目光，我与他也有不同。余胖子的目光多数是贪婪的，色情的，最可悲的是他看女人的第一眼一定是脸，评价一个女人的美丑他也只会用容貌这个标准。比如我和他走在大街上，他经常会指给我看一些腿把裤子都快要崩破的货色，及其正经的对我说：“哎，快看美女。”
我与他恰恰相反，我更看重女人的身材和气质。至于脸长的怎么样，我倒放到次要的地位，因为再丑的女人也可以经过装修变得冠冕堂皇。比如韩国美女金南珠，当我看到她整容前后的照片，我不得不对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由衷敬佩。
此时此刻，在月光城昏暗的灯光下，女人们都显得及其婀娜，不过这样的女人，不会让我产生占有与保护的欲望。对于余胖子，正合胃口。
我们挑了一个大包间，服务生说最低消费1888，港币人民币通收。我观察了一下老万的脸色，有点强颜欢笑的意思。我真想对他说，让你丫下午吹牛逼。
不过接下来老万还是表现出了领导应有的气质，除了与我们每个人单独碰杯以外，偶尔还自罚几杯，弄得整个场面异常活跃。
夜总会的 “妈咪”很识趣的在包间门口打了三个来回以后敲门进来，问我们一帮“老板”要不要小姐陪一下。
老万的确是个老江湖，磋商了一下价格以后，让“妈咪”马上去带人。
随后他对我们说，深圳有个说法，请人喝花酒是要倒霉的。“不过”，他毅正严辞的说，“今天我犯一次戒，算是慰劳大家，希望各位以后多多支持我的工作。”
后来，同在深圳工作的高中同学春春告诉我说深圳的确是有这个说法（如果朋友你在深圳呆过，也许也曾听说）。而且还声形并茂的给我举了个例子，说那段时间某跨国公司海外部的一个小子请朋友喝完花酒就被车撞了，还说这事儿深圳人都知道，听他吹的神乎其神，我也难免有几分相信。
不过，事实证明老万并没有倒霉，反而越过越滋润。在后来的两年中，这厮的名片上又莫名其妙多了一个总裁助理的头衔，让人不的不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世间的事物总是两面性的。
那晚是我第一次接触如此“堕落”的场景----花红酒绿，男盗女娼。不过，人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是很难用理性招架的，当“妈咪”带了十几个女人站在我们面前搔首弄姿，等待挑选的时候，原则这个东西就像文革时期被遗弃在成都火车站的婴儿，渺小且无助。
我在想，“下水”原来就是这样简单。
（十）
那晚的确“下水”了，我的意思是，精神上已经全面“下水”。老万在走之前曾经对她旁边的那个湖南小姐要求肉体“下水”，不过好像价格问题磋商的不太愉快，最终的结果是那个女人冲到门口转过身来操着湖普对老万说：“没钱就不要出来玩，回家玩自己咯。”
我和余胖子在旁边偷偷的笑，老万有点下不来台，自嘲说：“送给我我都不要，还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
从月光城出来已过零晨，深圳已经渐渐的入眠，只有孤独的路灯为白天打拼的深圳人悄悄的守夜。出租车的收音机里，播放着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是啊，像我们这样一群在深圳流浪的年轻人，除了把悲伤留给自己还能留给谁呢？
上部（一）11-16 6月的长沙
（十一）
由于老万的有力组织，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深圳本地的三甲医院基本被我们一网打尽。我们也初步体验到市场工作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
由于业务需要全国各地展开，我们11个人被公司有机的发配到全国各个大中城市。我和余胖子恰好都被安排在了长沙。
长沙是跟成都极其相似的一个城市，吃的辣和美女多是这两个城市最突出的共同点。我喜欢这样的城市，既养胃又养眼，有利身心。在中国，这样的城市寥寥无几。
在黄花机场下了飞机，我和余胖子急忙赶到市内找了个宾馆下榻。接下来我们需要尽快租到合适的房子建立办事处。
经过两天的折腾，我们在书院路找了一处电梯公寓安家落户。对于为什么选择书院路，余胖子自有一套见解。
“这条路历史悠久，人文气息浓厚，尤其是咱们对面就是湖南师范学校，你知道这个学校有什么来历？”他问。
我摇头。
“这是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 他激情澎湃地说。
“噢，我说呢，怪不得一站在学校门口利马就觉得自己特渺小。”
（十二）
6月的长沙，天气闷热无比，漂亮的女人们早已换上清凉的夏装袒胸露背地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与之对比的是，两个相貌还算端正，但气质相当猥琐的年轻男人精妙点缀其中，相得益彰。
可喜的是，我们的工作进展的相当顺利。大部分长沙的医生跟深圳的医生一样，我们打出的糖衣炮弹，基本弹无虚发，这为我们减掉了不少工作的难度。但生活总是这样，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总会遇到个别“不懂事的”阻拦前进的脚步。例如我们遇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药剂科女主任，任凭我和余胖子怎么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威逼利诱都对我们的产品无动于衷，而且还时不时告诉我们一些她做人的道理。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打破了原来的僵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女主任的男同事（此处强调“男”）的儿子因为感情的事情跳楼，下半身瘫痪住在医院，当这个女主任知道我原来在电台做过谈心聊天的节目后，便吩咐我去开导那个小男生。
那个18岁的小子原来是因为父母不准他与初恋女友交往所以跳楼自杀，没成想角度计算不太准确，空中线路走的也很不理想，于是自由落体在草坪上，摔了个半死不活，下身偏瘫在床。那天我用那种及其伪善的老大哥式的丑陋嘴脸对他进行了1个小时的循循善诱，告诉他早恋不利于男性荷尔蒙分泌以至今后没法成为真正的男人之类的胡编乱造的言论，还告诉他积极向张海迪学习“身残志不残”之类的我自己都不太相信的话。这小子还算单纯，被我骗的晕头转向，还积极跟我探讨人生和理想以及他跟那个女孩子发展到什么程度，她们班有多少“未婚先有子”的少女等等。到最后，他甚至饱含热泪的对我说，他认识我这个大哥真是三生有幸，决定以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看着这小子果真有“招安”的意思，我顺势从病房溜了出来对在外等候的那个药剂科主任说：“拿下了。”
药剂科主任喜出望外，马上冲进去按着那小子脑门一顿狂亲。然后又语重心长的编了一段故事告诉那小子刚才劝他那位大哥（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说我）其实曾经也是个失足青年，可“下山”（就是出狱）以后变得爱党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现在还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工作经常出国考察甚至险些当选深圳十大杰出青年等等。
那小子立刻以那种及其失望的眼神看着我，让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光辉形象瞬间倒塌，搞得我无地自容。
出来以后，药剂科主任踮着脚拍拍我的肩膀，“慈眉善目”的对我说：“不好意思啊，都是为了下一代。”这句话让我立刻产生她跟那孩子的父亲有一腿的错觉。
“看您说哪儿去了，反面教材的作用是无穷的，我现在觉得我特伟大。”我虚伪的自己都难受。一个进步青年的形象就这样被毁了，而且毁在一个40多岁的老女人手上——报应。
不过，装了一把孙子换来了一纸合约还是划算的，至少为我和余胖子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效益。经过那件事情以后药剂科主任对我们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还时不时打个电话嘘寒问暖，着实让我有点感动。
工作就这样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喜忧参半，不温不火。
（十三）
六月底，公司给我们放了一周的假让我们回学校办毕业手续。余胖回北京之前问我英语过四级没有，我说过了大二就过了。他说他没过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学位，我说挺玄的反正川大是拿不到，他郁闷着上了火车，前途未卜。
送完余胖回到家里，拨通了南航的售票电话要了张机票，简单收拾了点东西回到了成都。
6月的成都闷热无比，火红的太阳照射着干涸的地面升起腾腾的热浪。我呼吸着久违了的空气，是那么亲切，这是成都的味道，这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我背着包，缓慢的走出候机楼，一堆人围过来：“要车哇师兄，到哪儿嘛？”可爱的成都话再次响彻我的耳畔。
我拨开人群，看见看见父亲在远处向我招手，我健步如飞的奔向父亲——我回家了。
坐上父亲的车，父亲问我：“怎么样，一切都还顺利？”
“顺利，”我递给他一支芙蓉王。“我还比较适应这份工作。”
“身体呢，怎么样？”父亲点着了烟。
“行吧，长胖了点，你呢最近生意如何？”
“跟原来差不多，挺好的，不用担心，我跟你妈还可以奋斗10年，到时候这个公司还存在你就回来搞吧。”父亲总是重复着这句话。
“嗯。”我点点头。
回到家里，母亲正在做饭，见我回来了立刻停下手中的活对我一顿嘘寒问暖，说我瘦了脸色也不好总的来说我就是一无是处，天下的母亲总是这样。我说我挺好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实际上我还胖了五斤，母亲说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千万别跟社会上的人来往，我说好妈我已经长大了。
(十四)
第二天到了学校，给大学同学乐飞打了个电话，这厮正在跟一个低年级的女生纠缠。挂电话之前对那女的说：“算了吧，我一哥们儿返乡了，我得走了。”女孩儿在电话那头声音嘶哑着求他留下，他断然拒绝，对我说：“哥哥，我马上过来。”
等了一会儿，乐飞骑着个破自行车老远就向我招手。“深青深青”。
等他骑近，我扔了根烟给他。“最近怎么样？”
“哎呦，这怎么话说的，”他看到“芙蓉王”的牌子，“哥哥去了趟深圳的确不一样了，弟弟还能享受这种待遇，你现在是不是有点海归的感觉。”
我给他点着了烟，“海归是海归，不过是从沿海归来。”
“一样一样，性质相同，不是‘海待’就成。”他脸上挂满笑容。
“怎么着，又跟哪家的闺女闹着呢？你说你也是，临走了还给别人留下个抛妻弃子陈世美的印象。”我跟他在校园中散步。
“哥哥，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这女孩儿就一个字儿，赖。我跟你讲追了我好久了轰都轰不走非要跟我好，有点不到黄河死不休的架势。你说我怎么办？”他委屈地说。
“早干嘛去了？刚开始断然拒绝能有这结果？”
“哥哥批评的是，回头我就跟她彻底一刀两断。”他满脸坏笑。
“明年还考研究生吗，不回河南了？”我问他。
“考，回去也没工作，矢志不逾了。”
“挺好，吃顿饭吧，好久没回来了，想尝尝一食堂的回锅肉。”
“行啊，走吧，正好卡里还有点钱。”
吃完饭，系里通知我们到系办去拿毕业证。乐飞搭着我赶到系办的时候办公室人满为患，从人堆中好不容易摸索到了自己的学位证和毕业证，红皮的证书沉甸甸的。每个人都在欣喜若狂的端详自己的照片贴在象征文化的统一规格的纸上。此时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今后的命运却各不相同。
有人突然冒了一句：“原来文凭就是这样啊。”
我心想文凭可不就是这样，如果可以的话，我宁可不要这文凭，一直呆在大学里，永远享受学生时代的美好时光，直到终老。又天真了，我转念一想，总要面对残酷的社会，总要走出第一步，何况，我的第一步走得并不差，我应该继续走下去。
和乐飞拿了文凭出来，想起了余胖，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了。我拨通了余胖的电话，他说他已经拿到了，我问学校怎么没卡你，他说他过了学校四级没过国家四级学校也给学位，我说你那学校也太水了吧，他说英语有个屁用学校这么做是明智之举，我骂了一句傻逼后他说他买好票了明天回长沙。
乐飞问我是谁我说是个土的掉渣的杀猪匠，后来趁人不备混入了文人队伍。然后对乐飞说我准备呆两天就走，让他好自为之。
后两天我陆陆续续见了些朋友和同学，大家交换了一下工作经验和教训，得出了个结论：面对困难和挫折，不应该意志消沉，要向前看。就如你站在阳光下，背对太阳你永远只能看到自己的阴影，转过身去，一切都被你抛弃在后，前方的坦途无限。
这让我受益匪浅。
后来，我回到长沙，带着信念继续投入了工作，与前几个月不同的是，我正式告别了大学，那个我依恋的地方。
（十五）
转眼来到长沙火红的八月。
那年长沙突发洪水，湘江就像一只猛兽肆虐的吞噬着一切。橘子洲头在湘江中央，扮演着最悲凉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