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春节期间，影片《创业》公开放映，可是放映后第二天就被禁止。江青和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压制了几个月，到4月上旬，罗列了十条罪名，不让《创业》公开发行。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胡乔木曾经找李季谈过一次话。李季是诗人、作家，又长期在石油系统，要他写信反映关于《创业》的不同意见。后来车季同志病了，住进了医院，熊复和王子野约李季谈，记录整理了一封信，想由李季同意之后签名发出。胡乔木看了不满意，也就算了。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就说过是秘密串联，捉刀代笔。
在此过程中，《创业》编剧张天民写了一封申诉信，一式两份，通过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走两个途径上送，一封交王海容送毛主席，另一封交胡乔木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写下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个事情批了江青，惹恼了江青。江青后来当面斥责张天民：“告也娘的刁状。”张春桥竭力抵消毛席批评的分量，说：主席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准确的，“此片无大错”，没有大错，还有小错、中错呀！
转送《海霞》主创人员给毛主席的信
《创业》批示传达以后，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文艺界奔走相告，精神为之振奋，“四人帮”狼狈不堪，等于抄了文化部的家。在这个期间，我同《海霞》摄制组接触，胡乔木知道后，给我讲，在这个形势底下，你要找《海霞》导演，让他们向中央写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声、惠宏安同志谈了几次，后来谢铁骊同志来我家一次。当时精神有些紧张，车停得很远，然后走过来。他诉说一番《海霞》受刁难的苦处，对文化部、“四人帮”的作法深为不满。我主要是传述了上面关于文艺调整们信息，还说，你们的争论我没有发言权，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段话，以及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论述，你们觉得你们是按毛主席思想办事的，你们就写信，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作法与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们就不要写信。
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信，是7月25日，由我交给胡乔木，胡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小平交给毛主席。7月29日毛主席就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专门召集政治局同志看《海霞》，一共到了八个政治局委员。江青称病没到，张春桥也没有到。大家认为影片的所谓毛病也只是看法不同，建议可以发行。这样《海霞》也通过发行了。江青就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政治局审看电影。
转送周海婴、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
也是这个时候，周海婴要求出版鲁迅的书信集，要求重新出般鲁迅全集，要求对鲁迅的著作深入研究。给毛主席写了信，经胡乔木送给了主席，主席同意了。
历史小说《李自成》在“文革”前出了第一卷，“文革”开始后，姚雪垠在武汉受到批判，写作停顿下来了。这时，他听说毛主席有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他一个条件，把《李自成》完成。也是胡乔木把信转给了毛主席，解决了《李自成》的写作和出版问题。作者姚雪垠调到了北京。
转送冼星海夫人给毛主席的信
在音乐界，恰好1975年是冼星海去世30周年，聂耳去世40周年，音乐界想组织一次音乐会，纪念这两位音乐家。冼夫人钱韵玲向毛主席写信提出这个建议。这封信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陈莲代为起草，预先同于光远、胡乔木通过气。信寄到中南海后立即经过邓小平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即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委员。照说主席批准了，就应该没事了，但"四人帮"还是刁难。一个是会议的横标，不能写"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只能够写聂耳、冼星海逝世多少周年音乐会。音乐界认为"人民音乐家"是过去毛主席的题词，一定要写上"人民音乐家"这五个大字，"四人帮"就是不同意。另外一个是演出地点，计划在民族文化宫演出一二场以外，到首都体育馆演出一次。计划进到国务院，也被张春桥卡住了。这就更引起音乐界的愤怒。李德伦找到我，我建议他向胡乔木反映。胡乔木接了李德伦的电话，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们搞。李德伦找到我，说想请周总理、邓大姐他们来看演出。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建议由他请周总理、邓大姐他们来看演出。邓大姐给李德伦他们回了一个电话，说周总理身体不好，从电视上看你们演出。
抄转李春光的大字报给毛主席
在过时，我的侄子邓启元告诉我音乐学院出了一张轰动全院的大字报，那就是李春光的大字报。大字报尖锐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写大字报的李春光是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员。当时，这张大字报还是有点力量的。我让他第二天抄下来。没想到大字报下面已经堆了一地煤，把下半截盖起来了。我问启元认识李春光吗，他说认识，我就让启元到他家里，不讲别的，只讲你的大宇报很好，我看不到全文了，你给我看看，让我抄一份。把大字报抄来以后，我就在前面加了一段对李春光这个人的简要介绍，上班时就把大字报抄件和写的那段话一起给大家看了一下。大家都称赞这张大字报写得好，散会后，胡乔木就把大字报带走了。后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这些事情都证明了一条，政研室的成立，是适应了当时的需要。邓小平要我们或支持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不仅同毛主席当时的文艺政策合拍，而且也确实得到毛主席的认可或支持。这是非常清楚的。毛主席需要调整文艺政策，而我们又能进行，是执行他的指示。所以我们干得很欢。
除了转信以外，也翻了下报纸，六七月收集“四人帮”借批经验主义影射周总理的文章。也收了一些报纸上对军委扩大会议反映的文章。这些都转给邓小平了。邓看后说，他们的意思是清楚的。
我们还到版本图书馆，查了一下“文革”期间出版的书籍。详细情况，记不清楚了，记得连各种小册子在内，共出一、两万种。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包括重版书)不到20种。搞学问的不让写文章，写了也不让出。学术领域确实是一片沙漠。
“四人帮”这时老实了一段。主要是邓小平主特工作，不是说批了他们几个月吗，姚文元到上海去了，王洪文也到上海去了。临离开北京时甩下一句话，说十年以后再见。过引起邓小平高度警惕。邓小平说，是啊，按年龄来说，他们有优势。王洪文那时才四十几岁，邓已七十多了。邓小平后来说，老同志中在酝酿，怎么样从中青年中间培养几个人。华国锋到大寨作报告，这恐怕也是步骤之一。
围绕评《水浒》的斗争
到8月中旬，"四人帮"借评《水浒》又发起攻势了：
8月13日，主席作了评《水浒》的谈话。当时，主席两只眼睛都是白内障，在他身边读书的北大中文系数员芦荻向他请教关于《水浒》评论的问题，主席就发了些议论。芦荻作了记录整理。8月14日，主席批示正式印发。经整理正式印发的这篇谈话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主席同意鲁迅的话。这些议论就是把鲁迅说过的话的意思说得更明确点就是了。把鲁迅的话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照，可以看出毛主席确实是就书论书，发表感想，不是针对什么具体的东西借题发挥。当时把这个指示利用成那个样子，很微妙。
据邓小平同志给我们说，他看了这个指示以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是对古典文艺的看法问题，用不着议论了，用不着传达了。邓就没有在政治局传达。他给我们讲，也是就他的理解，说话时顺便讲了这个问题。无非是讲明现实意义，对国外来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国内来讲是反修防修，因为都讲投降，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毛主席发这样一段议论，"四人帮"就如获至宝。据后来揭发的材料，姚文元收到这篇谈话以后连夜与信(中间只隔三个钟电)，说这段指示如何如何重要，要进行宣传，并提出了怎么样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宣传的打算。主席很快批示同意，首先在《人民日报》发文章，然后在其它报刊发文草。"四人帮"就利用主席关于《水浒》的议论，说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篡夺领导权，然后把聚义厅变成忠义堂。用此来影射周总理、邓小平。
8月中旬，评《水浒》的文章陆续出来。9月中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在山西昔阳开，小平同志去了，在开幕式上有一篇讲话。结束时在北京开，华国锋作了总结报告，报告稿子是胡乔木帮助修改定稿的。这边开学大寨会议，那边(也在大寨)江青反攻倒算，一个内容就是大讲评《水浒》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一个内容是为他们压制、扼杀《创业》、《海霞》翻案，大骂张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状"。完全是泼妇的口吻。而且要求把她的讲话录音，发给大寨会议和全国。华国锋比较坚定，但他也不好办，就把江青的要求报告了主席，请毛主席指示。主席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报告不要印。邓小平把江青在大寨讲《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听了很生气，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大寨，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上边没有多少人信她的。这是对邓小平、华国锋的一种支持，对江青来讲，起了一种抑制的作用吧。
后来，江青讲，她去大寨之前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还把南宋一个姓张的人离开杭州的一首词，叫人抄给她。意思好像是要鼓起你的劲头来坚持你的爱国立场。记得有这个说法，不知是不是江青自己编的，我记不清。芦荻到主席那里，好像有个任务，到那里讲解毛主席圈的几首词。
从《水浒》的批示和学大寨会议来看，主席对江青的支持比原来减弱，天平有些倾斜。姚文元摸到什么气候，大做文章，做得过分以后，老人家又不满意。从过一段可以看出这么一点苗头。江青在那时能和邓小平面对面的争，她总是还带一点“秘本”去吧，要不她也不敢那么样，她那时一肚子气，后来不是讲斗争她好几个月吗！
宋平(他当时在甘肃任省委书记)告诉我，他从甘肃到北京，参加有不少省委书记出席的会，就有不同的反映。有些人意识到了邓小平与江青两人的争论。对他们的话有的只传达邓小平的话，而不传达江青的话，有的是两个人的活都传达，有的是传江青的而不传达邓小平的。在此之前，毛主席支持邓小平是明朗的，而在此之后却发生了一个变化。从传达会议的不同反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会议上表扬了两个省，一是河北打水井打得好，一个是广西农业搞得比较好，发展地方工业支援农业机械化。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三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以后做的几件事
3 代管学部
政研室成立时，邓小平就说，政研室不但要管上面这些事，而且要代管学部。即代表国务院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他想把学部组织起来，为当时的中央作些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我们七个人中，分工胡绳联系学部。
联系学部的两件事
现在看来，当时联系学部起了作用的是两件事情。
一件，组织了学部党组，由胡乔木给国务院报告以后调了几个人进去。党组书记是林修德，副书记是刘仰峤、宋一平，党组成员吴亮平、吴善甫、王仲方。有没有刘导生我记不清了。
另一件，请示国务院，准备办一个杂志叫《思想战线》，批准了。胡乔木给党组专门开了一次会，谈这个杂志怎么办，现在还有那个谈话记录，也出了一些题目，提出先组织哪些文章。
《水浒》批示发表以后，政研室也组织了评《水浒》的文章，准备在《思想战线》上发表。胡乔木说，不仅要讲小说，而月还要讲历史，讲中国和外国的农民战争的经验。当时是作为重头文章搞的，改了多少攻。为了写这篇文章，把郑必坚临时借调来，由他负责起草稿子。改了两三次，没有定稿，也没有用。
胡乔木在关于办《思想战线》的讲话中，重点非常明确，这个杂志要全面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并且说，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目前报刊上安定团结没有得到反映，把经济搞上去也没有得到反映，而这个杂志就应该全面反映各项指示、各条战线。“四人帮”当然很警惕，这个刊物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他们的写作队伍面临挑战，面临劲敌。他们在内部作酝酿，准备这个杂志的文章出来一篇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