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背景，并能认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决策的各种因素。本
卷各章经常使用“精英”一词，用来指帮助最高统治者建国或进行统治的群
体。对精英的民族构成、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等的分析，在各章
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的叙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脉络清晰，而且容易解
释各次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萧启庆教授撰写的第 6
章。
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卷在辽、西夏、金三章都辟专节加
以讨论。尽管第4—7章所述元朝历史中都涉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本卷还是
专设了两章讨论元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人口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
尽管资料有限，作者还是尽可能地对10—14世纪人口的发展做出了估计。这
方面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当然，还大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与《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相同，作者很注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且
在“书目介绍”中，分别介绍了所写章节的主要史料来源和主要研究成果。
“书目介绍”和所附“书目”，对中国读者了解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会有很
大的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卷各章成稿的时间差距较大，只有少数作者吸
收了本世纪90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数作者使用的是较早的研究成果。特别应
该指出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国辽、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进步，研究成
果很多，但是在本卷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尽管本卷主编在导言中专门谈到了语言问题，特别指出应该注意各种文
字资料的使用，但是本卷所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资料并不充分，尤其是
西夏史部分，对西夏文资料的应用显然较少；辽、金时期的历史，亦有类似
的问题。做的比较好的是蒙古国和元朝的历史，作者注意到了从波斯文、阿
拉伯文、藏文文献及欧洲文献中寻找相关资料。国内考古学家近年来对辽、
西夏、金、元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
的文物。本卷编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资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叙
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资料明显薄弱，对社会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卷的重
视显然不够，几乎没有专门的论述，这可以说是一个缺憾。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做了以下技术处理：
（一）书目重排
原书书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和检索，我们将所
有西文和日文书目仍按原书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汉文译名。中文书目则从
原书书目中摘出，分编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古籍和史料，按成书时间先后
排列；第二部分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笔画排列。各书目录给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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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二）注释化简
原书注释所引书目，大多注明了著作出版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
刊物等。为减少重复翻译，我们在注释所引书目前均加上该书目的编号，保
留作者、篇名、卷号和页码等，删去了著作出版的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
所载刊物。根据所加书目编号，读者可以从书目中查到这些内容。书目介绍
的注释，则保留著作出版的时间和地点。
（三）对原书明显错误之处的处理
本卷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有的可能是印刷错误，如年代错误、数字错误
和所引书的卷数、页码错误等；有的则是史实理解错误。对这些明显的错误，
在翻译中，我们都进行了处理。原书中明显的印刷错误，尤其是数字印刷错
误，经反复核对后，由译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译者注。对翻译过程中发现的
明显史实错误，仍按原文译出，附译者注加以说明。
（四）译名
本卷作者大量使用China和Chinese，这是西方学者的习惯用法，有时
指中国和中国人，更多则指中原或专指汉人、汉族，所以必须在翻译中加以
仔细斟酌，选择合适的译法。本卷作者用“满洲”指今天的东北地区，“蒙
古”主要指现在蒙古国的地区，即中国古代常说的“漠北地区”，在翻译中
一般改为东北地区和漠北。本卷作者习惯使用“夏国”或“夏”的称呼，为
避免引起歧义，一律译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卷中均称为××汗，译文
完全照译。其他译名，采用《剑桥中国史》中文译本的通例。
本书的翻译，是从1996年1月开始的，翻译的分工如下：
第六卷序言、图表：史卫民
导言：马晓光
第一章：刘晓、史卫民
第二章：吴玉贵
第三章：定宜庄
第四章：刘晓、陈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卫民
第七章：王湘云
第八章：王湘云
第九章：王湘云
书目介绍：史卫民
书目：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
审校：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石晓
地图：马晓光、史卫民
制图：朱力雅
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萧启庆教授，他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书目中的许多翻
译疑难问题，还审改了第6章的译稿。陈学霖、陶晋生、陈得芝、杨讷、刘
迎胜、耿昇、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李玠奭、堤一昭等先生亦帮助我们订
正了大量的书目译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因为涉及的内容复杂，并包含了各种文字
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已经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各卷中翻译难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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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一本。我们虽然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
解决，留下了少数疑点，并且很可能出现不少翻译错误，希望批评指正。《剑
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
我们希望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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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构成本卷论题的四个政权，通常受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消极对待，
它们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大转弯处的阻碍。每一个政权都由一个非汉族人的统
治集团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它们都统治过一个包括众多汉
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汉族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这
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
秩序观提出了挑战。
然而，这些政权显然都取得了成功。契丹人的辽朝比汉、唐以外任何一
个先前的中国王朝存在的时间都长。907年唐朝覆亡后的一个多世纪内，位
于今陕西北部和甘肃境内的党项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们在晚唐时获得的地区
性权力，并进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了两个
多世纪。在契丹政权崩溃两个多世纪以后，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学家勉强承
认了辽的正统王朝地位，但却否认西夏具有这种资格。而在我们看来，它几
乎同样具有这种资格。这两个政权都是长期存在的稳固的政权，坚定地植根
于部分地由汉人栖息达千年之久的地区内，都面对着一个敌对的汉人政权宋
王朝而长存；后者在人口数量上以20比1超过它们，其经济资源更是占有压
倒的优势。这两个国家都通过战争而使宋停战，迫使宋承认了它们的存在以
及作为独立政权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为条件获取了大量财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个一向作为中国人世界的遥
远边疆的地方出现，先是征服了辽，接着用强力控制了宋的整个中国北方地
区。契丹人和党项人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包括汉人在内的多种族的边疆政
权，尽管汉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数并肯定是国家大量财富的生产者，但他们并
不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而金帝国却拥有急剧膨胀的3000—4000万的汉族
人口。与契丹人和党项人相比，女真人政权极有必要去适应传统的政权方式。
它也是一个更货真价实地声称是宋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国家——另一个中
国。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几个王朝完全不同。说到辽，它在中国的版图，至少
在其初期，不过是一个其政治中心始终位于它家乡草原的政权所进行的近于
附带性扩张的产物。女真人保持了他们在东北地区的部落领地，但很快他们
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连其首都也建在中国的中国王朝。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
金，占据了中国北方，而这不过是他们那意图征服世界的军事力量所进行的
急速扩张的一部分，这一意图导致他们控制了从匈牙利和波兰边境直到日本
海的欧亚大陆。蒙古人关于“天下”的概念，远远超过了汉、唐、宋以及任
何其他中国政权所能梦想到的范围。一时间，中国不过成了一个大得多的政
治秩序中的一部分。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这整个国家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
下时，蒙古人的帝国也随之破裂成若干相互对立的汗国，但是中国——此时
是整个中国，其人口超过1亿——仍然仅是一个更大的帝国的一部分。与前
几个政权不同的是，当中国的元政权崩溃时，蒙古人仅仅是撤回到了他们草
原上的家乡，在几个世纪内依然是一股较强的力量。
这些政权的每一个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
一个也都在展示适应性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他们在几个世纪内控制了
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举例来说，北京一带就被他们牢牢地掌握了达四个多
世纪；而甘肃的西部地区，则是在外族人统治了六个世纪之后，才在明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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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皇帝时由汉人恢复了控制。此外，整个中国北方也被非汉人统治了两个
多世纪。
尽管中国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断扩大，还是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
度来看看这些政权，把它们视为一个更为漫长的反向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一
进程中，中国式的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那些汉人控制范围
以外的政权和那些传统上非中国地区的政权所采纳与适应。这一发展可以追
溯到高句丽，追溯到新罗和百济的高丽王朝，追溯到7世纪以后统一的新罗
以及7—8世纪的日本。作为一个稳固的东北国家的辽，是直接承自于辽东的
渤海（719—926年）的；在契丹人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对渤海的征服可能是
比在937年获得中原的十六州更为重要的步骤。渤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
有五京，有一个构造精巧的汉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书面汉语的精英，
1
有一种在唐帝国的边疆出现并繁荣了两个世纪的发达的文化。一个多少与此
②
类似的南诏政权自8世纪初建立，它占据了现今的云南。这两个具有强烈独
立性的唐的“附属政权”，表现出大体一致的政治发展——非汉人对中国制
度的适应——这是把邻近的人民纳入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体系的重大步骤的一
个方面。
这种发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丽，还有越南
——它于10世纪初最终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并以中国模式建立了一个独立
③
的国家——这些民族有的在中国的地方行政管辖下生活了几个世纪，当他们
最终挣脱控制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时，都继续采用了熟悉的管理方式。在另
一端，日本、渤海和南诏占据着从未被中国王朝有效统治过的地区，但它们
的民族也熟悉中国及其制度，当它们自身形成独立国家时，也效仿熟悉的中
国模式。这各种不同的适应就出现在一个正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中。
1 ①关于渤海的出现，见[512]崔瑞德、费正清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40—443 页。
② 关于南诏，见[23]查尔斯·巴库斯：《南诏王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界》。
③ 见[495]基思·W.泰勒： 《越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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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的力量平衡
传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在涉及异族时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之于用恒久不
变的理论去硬套不断变化着的现实。古老的“五服论”观念幻想着这样一个
世界：中国，更确切些说是中国的王朝，在这个世界上受命于天去统治人类，
它是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惟一合法的拥有者，这个权力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
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它周围的民族，都是“番人”，他们并没有充分参与中
国文化，应该在五服模式内心甘情愿地服从皇帝，做他的臣属；他们的国家
应该是处于皇帝的道德权威之下而又在他的实际控制和他的文官直接管辖的
范围之外的一种周边地带。这一模式无视多少个世纪以来与外部世界的交
往，坚持作为世界的象征，就像中国的上流人物所想象的那样。建立在截然
划分中国人与番人的想象中的世界基础上的这些看法的残渣浮沫，在本卷所
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后的几个世纪内，继续在侵蚀着中国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
基础。
这个理论在遥远的过去或许具有某种合理性，那时中国的周边被那些文
化发展水平较低、其政治组织结构松散而又不够完整的民族所环绕。但是到
了唐代，这种情况最终发生了变化。在隋朝时期，中国还只有朝鲜半岛北部
和东北地区东南部的高句丽这样一个邻居可以马马虎虎宣称为“国”，因为
它主要为定居人口并具有稳定的制度。其他所有从云南直到河北边境的边疆
民族都是部落民，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过着半游牧生活，没有任何常设的大规
模的政府机构，尽管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