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更积极的斗争。这种积极斗争的一个例子使米特罗欣感到非常愤慨，这就是他
作为基洛夫芭蕾舞团的一个热心崇拜者，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中发现了对叛逃
的芭蕾舞明星鲁道夫·麦列耶夫进行迫害的计划。
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米特罗欣可以从克格勃记录和西方媒体上了解情况，
他的政治观念深受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影响。“我当时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他回
忆道，“但是我现在知道，那时的我并不孤独。”尽管米特罗欣从未想过公开地投
身于人权运动，但《时事实录》的事例与其他地下出版物促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
他要汇编一份秘密材料，来记录苏维埃制度的种种恶劣行径。于是，渐渐地在他的
脑子里产生了要把克格勃在国外的活动作一份个人记录的想法。
1972年6月，当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搬离位于莫斯科鲁比扬卡克格勃总部
（十月革命前曾为全俄保险公司）过于拥挤的办公室，迁人莫斯科东南部的雅瑟涅
沃，距外环公路半英里的一幢新建筑物时，米特罗欣的机会来了。由芬兰设计师设
计的这幢Y字型七层办公大楼的一侧为礼堂和图书馆，另一侧为一所综合医院、体育
馆和游泳池，漫山遍野的白烨树、绿草地，令人赏心悦目。到了夏天，还能看到成
片的小麦和黑麦地。克格勃的其他部门绝大多数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拥挤的环境中
工作，雅瑟涅沃被称为“丛林”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带有一种羡慕而不是轻蔑的
意思。
随后的十年里，不论是在鲁比扬卡还是在雅瑟涅沃的个人办公室中，米特罗欣
单独负责检查和密封了近30万份还没有转移到新总部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馆中的
档案。管理档案期间，从目录的编辑和索引卡的填写中，米特罗欣就能够察觉出哪
些档案是这个或另一个办公室所需要的。除了米特罗欣，几乎没有哪个克格勃官员
能够花这么长的时间阅读、更不用说记录这个国外情报机构的档案了。除克格勃第
一总局档案人员以外，只有最高层官员才享有他这种无限制接触档案的权利，而实
际上这些人连阅读他记录的部分材料的时间都没有。
米特罗欣通常每周的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在他雅瑟涅沃的办公室度过。星
期三，他前往鲁比扬卡处理克格勃第一总局有关S局的绝密档案，S局负责管理特工
克格勃官员与间谍。这些人大多数为苏联国籍，在外国扮作外国居民以便掩护
自己工作。米特罗欣曾经回忆说，每一批档案都是在他的监视下，于星期四早晨放
人密封的集装箱运至雅瑟涅沃，抵达后再由米特罗欣检查一遍。与那些1972年迁入
新总部的部门不同的是该局又继续在鲁比扬卡驻留了十年。
这样一来，米特罗欣发现自己花在处理作为克格勃第一总局最高机密的S局档案
上的时间比处理苏联其他国外情报机关的档案的时间要多得多。在克格勃内部，特
工们保持着一种古怪的神秘仪式。每一位特工在被派驻国外前，都必须宣誓，誓辞
虽然好像有些夸张但也不失庄严：
我万分珍惜党和祖国对我的信任，对把我派往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最前线的决
定充满了强烈的感激之情……作为一名祖国有用的子孙，我宁愿牺牲也不会泄露托
付给我的秘密或致使秘密落入敌对势力之手，因为这将对国家利益造成政治上的损
害。我以我的生命宣誓，我将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苏联人民。
克格勃的档案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常被人称为“大特工”的传奇式的情
报人员在国外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二战以后，克格勃通过外交或其他官方掩护，
在外国国家的首都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情报网，他们在成立“合法情报站”的同时，
还成立了“秘密情报站”，试图再创它在战前的辉煌。
S局的记录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殊成就，克格勃的特工成功地伪装成外国人
的身份，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跨度很大，有哥斯达黎加的大使，有钢琴调音师，甚至
还有纽约州的州长。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克格勃的宣传资料仍把这些特工描述为
秘密情报部门武士精神的最高化身。已退休的英国的克格勃间谍乔治·布莱克1990
年写道：
只有那种有远大理想的人才能从事这一职业，虽然在这儿用“事业”一词可能
更合适。只有成就一番大事的情报部门才能要求它的官员们做出如此的牺牲。据我
所知，这就是为什么，至少说在和平时期，只有苏联的情报部门成立了“秘密情报
站”。
国外情报局延继了克格勃的这一传统。1995年7月，在美国出生的最著名的间谍
莫里斯·科恩死后一个月，叶利钦总统授予他“俄罗斯联邦英雄“的称号。
米特罗欣记录的S局档案展示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特工。克格勃第一总局中除
了那些在整个间谍生涯中一直隐瞒身份、严守职业纪律的忠诚官员外，也有一些人
在苏联宣传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像与西方现实生活的矛盾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S局记
录中有一种更为隐蔽的秘密，上面记录了在苏联的最后25年里，这些特工所从事的
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在华沙条约集团的其他国家中找出并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这种
反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颠覆活动”的卑鄙斗争不但是S局的任务，也是克格勃第一
总局下属其他部门的任务。
1972年，当米特罗欣开始编辑常人接触不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时，他异常
小心。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开始的几个星期，他回到家后每晚都努力回忆档案中
的名字、代号和关键的事件，并把它们记录下来。由于这样太慢也太笨，他放弃了
这种方法，开始用很小的宇在小纸片上做记录，再把纸片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
每天晚上，他从废纸中找出纸条并藏在鞋中偷偷带出雅瑟涅沃。渐渐地，米特罗欣
变得更自信了，因为他确信雅瑟涅沃的保安人员只是偶尔检查一下他们的手提包和
公文包，却从不搜身。几个月以后，他开始把档案抄在一般的公文纸上装，装在夹
克和裤子口袋里，带出办公室。
米特罗欣在抄录第一总局档案的这十二年中，不止一次地被扣留搜查，经历了
无数次九死一生的紧要关头。他时常发现（正如第一总局其他官员们一样）自己被
人跟踪不是七局（负责监视）的人，就是第二总局（负责反间谍）的人。在一
次被跟踪时，他正在逛迪纳莫足球俱乐部体育用品商店。令他惊恐万分的是，他发
现自己正站在两个英国游客身旁，这两个人很可能被监视他的人怀疑成是前来与他
接头的特务。如果被搜查，那么他身上的绝密档案的记录将顷刻间被发现。米特罗
欣迅速走向另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期望令监视他的人相信他的的确确是在逛商店。
当走向自己公寓时，他发现两个人站在位于自己九层公寓的门边，可走到门口时，
这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在第一总局有一条长期生效的规定，那就是第一总局的官员
必须上报诸如此类的可疑事件。然而米特罗欣却没有照办，他惟恐吸引他们的注意
力，促使去调查他曾被看见站在两个英国游人旁边的事实。
米特罗欣每晚回到莫斯科的公寓时，便把记录拿出来藏到褥垫底下。周末，他
把它们带到他亲属的一所离莫斯科三十六公里远的乡间别墅，并尽可能地把它们打
出来，然而记录越来越多，米特罗欣不得不被迫留下其中一些手抄的原稿。他把第
一批打字稿与记录原稿放在一个搅奶桶里藏到地板底下。别墅的地基建得比较高，
给米特罗欣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爬到地板下，用一短把铁锹挖洞。当他往里爬时，经
常与小狗、小猫打照面，挖洞时还经常惊动老鼠，但是他认为这种地方就连盗贼也
不会跟他进来；这也是他经常用来自我解嘲的一个办法。搅奶桶装满了，他又把记
录和打字稿藏到一个用来给衣服消毒的铁桶里。最终，他的档案装满了两个铁箱，
两个铝盒，所有这些，都被埋在别墅的下面。
有一个周末是让米特罗欣感到最不安的时刻，当他到达别墅时发现一个陌生人
藏在阁楼上，他立即回想起几年前的一起事件。那是1971年8月，作家亚历山大·索
尔仁尼琴的一个朋友无意间到他的别墅去拜访，索尔仁尼琴不在，惊动了阁楼上两
名可能在搜查颠覆性手稿的克格勃官员。其他克格勃人员迅速到达出事地点，并痛
打了索尔仁尼琴的这位朋友一顿。事后，安德罗波夫极轻蔑地通知索尔仁尼琴，克
格勃参与这件事的情况纯属杜撰。当米特罗欣到达别墅时，这件事在他脑海中仍记
忆犹新，因为他近来所记录的档案恰恰反映了克格勃计划迫害索尔仁尼琴的详尽细
节和克格勃希望通过西方媒体低毁索尔仁尼琴的名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然而
令他大为欣慰的是，阁楼上那个擅自闯人的人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暑假期间，米特罗欣在奔萨附近另一个亲戚的别墅里从事整理他所抄录的一批
批档案的工作。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身着农民的衣服，并用一个旧帆布袋来运送这
些记录。奔萨位于莫斯科东南630公里处，1918年夏天，这里曾经爆发过第一次农民
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暴动。
20世纪50年代，当索尔仁尼琴开始写作时，他告诉自己，‘他继承了所有追求
真理的现代作家的遗风”：
我写作只是为了确保它不会被忘记，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日后有可能知道它。
我必须把“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版我的书”这个想法从我的头脑中、从我的梦想中
赶出去。
正如米特罗欣把他的第一批手稿藏在搅奶桶里埋到别墅底下一样，索尔仁尼琴
最早期的手稿也用很小的字体写在纸片上，塞进一个空香按酒瓶子埋在院子里。
“反斯大林主义”早期，有一段短暂的宽松时期，索尔仁尼琴描述在古拉格（苏联
内务部劳改局）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才得以出版。这之后，他
为防止克格勃没收他的其他手稿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直到1974年他最终被驱逐
出境，。米特罗欣从没想过拿他自己与诸如布尔加科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文学巨
子相比。但是，像他们一样，他开始积累档案，“以确保真理不会被忘记，子孙后
代日后将会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在感情上对米特罗欣影响最大的是克格勃有关阿
富汗战争的档案。1979年12月28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一位由莫斯科选出的
阿富汗新领导人请求已经入侵阿富汗的苏联红军给予“兄弟般的援助”，并在
喀布尔电台天天播出他的前任，哈菲佐拉·阿明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经‘革
命法庭”审判，被处以死刑。米特罗欣很快就从源源不断涌人档案馆的有关此次战
争的档案中发现，实际上，在喀布尔总统府被假扮成阿富汗士兵的克格勃特种部队
袭击后，阿明是和家人及其随从一起被暗杀的。
有关克格勃在战争期间的大量档案经政治局和苏联统治集团的其他部门传阅后，
交由档案馆中的女职员们整理归档。由于量很大，她们有时一次就要送交多达30份
的档案，让米特罗欣审核批准。这些档案中记录的恐怖事件被小心地对苏联人民隐
瞒了。苏联的媒体也对在成千上万个阿富汗村庄里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彻底清剿
保持缄默，这些村庄现今已荒无人烟，到处残垣断壁。四百万难民背井离乡，一百
万阿富汗人死于战乱，而事后戈尔巴乔夫对此却仅用“错误”一词来不了了之。以
往在战争中阵亡的烈士总是伴着等候在那里的仪仗队与庄严的乐曲回到祖国。而这
一回，在这场战争中阵亡的1．5万名红军士兵的灵枢只是被静静地停放在苏联空军
机场，秘密地举行了葬礼，阵亡战士的亲属仅仅被告知他们的亲人已为“履行他们
的国际义务”而殉职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秘密埋葬在库兹明斯基公墓，正好在米
特罗欣父母坟墓的附近。他们的墓碑上不允许提及有关阿富汗的事。阿富汗战争期
间，米特罗欣第一次从他雅瑟涅沃的一位过于坦率的同事那里听到对苏联政策的公
开批评。一天，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位上校问他，“难道战争没有令你羞于做一名
俄国人吗？”，“你的意思是说羞于做一名苏联人？”米特罗欣脱口而出。
米特罗欣1984年退休后，仍专注于对阿富汗战争的研究。退休后的头一年半时
间，他用来整理他的记录，摘出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材料，并用连续的叙述性语言把
这些材料汇集在了一起。戈尔巴乔夫1985年成为苏共领导人之后，号召“公开性”，
但是米特罗欣认为苏联的体制是绝不会允许公开有关这次战争的真实情况的。于是，
他想方设法要把这些档案记录转移到西方并在那里出版。
1987年5月28日，19岁的西德人马休斯·鲁斯特驾驶单引擎塞斯纳飞机由苏芬边
境进人苏联领空，飞行了450英里竟无人察觉，最后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上。在场的克
里姆林宫保安人员一时还以为鲁斯特是在拍摄电影，在整整一个小时的混乱之后，
他才被带走并关进了克格勃的列弗托沃监狱。这一事件使米特罗欣大受启发，他曾
设想过用克格勃运动俱乐部的微型飞机把他的档案带到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芬兰，但
他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米特罗欣在苏联瓦解之前曾拟定了一系列计划，其中最为切实可行的就是在当
地党委找个负责签发出国旅行许可证的关系，为自己及家人搞到出境许可，然后再
从列宁格勒到黑海敖德萨之间的旅行路线上选定地点，一旦旅行途中到达某个西欧
国家的港口停靠，米特罗欣就能与当局取得联系，并安排将其档案投进莫斯科附近
的一个废弃不用的死信箱里，再由某西方情报机构将其取走。但要想在旅行途中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