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中年情味》（《脂麻通鉴》）
自我感觉比实际能力高出一肩者是可恶的，自我感觉比实际能力低出一头者是可敬的，扬之水可贵而又可憾地属于后者。心或许高于顶，头实在低于踵，仿佛用一枝出水不畅的原珠笔写作，每写一字，即须轻呵笔端；仿佛在一间有婴儿熟睡的小屋里动笔，凡放一言，必要轻压稿纸，唯恐弄出多余的声响。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何妨说”，“又何妨说”，“但如果说”，“或者可以说”，到头来，免不了还要低眉下气地问一声：“恐不致大谬吧”？——真想说一句：大姐，你大胆地往前走。
余纯顺《滴水之恩》（《孤身徒步走西藏》）
君行健，文字自然刚强不息，其势如影随形，如风激浪。一条孤身徒步闪现在雪域高原上的绝代好汉、“醒世男儿”，他的心潮心声，足迹奇迹，又岂止值得瞩目而已。散文从来不应由所谓“美文”独擅其美，它更应成为人类精神的载体，包括壮士的侠肝义胆，赤子的赤诚情怀，行者的精神家园。何况，作者的文字也实在不赖，正应了那句评语：一千个旅行家也走不出一位余纯顺。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余光中散文选集》）
余光中是让人浮想联翩，情不自禁的，最易想到“下凡”之境。他的缺点也许在于过分完美，风格一以贯之而较少变化，一句话，一个天生的文学主义者。语言，无可挑剔，漂亮至极；性情，婀娜多态，繁复丰饶；学养，充沛饱满，素无硬伤；见识，高蹈昂扬，一语可缄众口。此诚非常之人，故当以非常之境责之：化板为熟，神乎其技，君固游刃有余，练熟为生，独辟穷荒，尚待更上一层。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我能否相信自己》）
余华是出色的小说家，对世界有完整的看法。而不写小说或小说写得不出色的其他散文作家，对世界的看法常常是支离破碎的，互相矛盾的，出尔反尔的，心血来潮的。这篇散文表达了余华对自己的可贵质疑，标题所问的是，“我能否相信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借用了艾萨克·辛格的哥哥对弟弟的教导：“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此话使辛格成了小说家，也同样激励着余华作为小说家的自信，但使他时刻警惕不要成为一个空谈家。
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想飞的翅膀》）
余杰入选，当然不是根据他的成就，而只是根据他闹腾出的声响。他好斗但不是斗士，他过早地把自己的角色绑定在绷床上，结果便只能以“蹦极”的方式在文坛颠跳。问题是，那绳子扎得太紧，像一个水手结，他自己完全不具备解开它的能力，他只能由着蹦床的弹性，周而复始地起落不已，亮相之日即出丑之时。可怜的孩子，谁能救救他呢？
余秋雨《酒公墓》（《文化苦旅》）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论，喜爱者有之，憎恶者有之。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散文家，他的文笔和才情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媚俗的矫情和明星的做秀使他失去了丰厚和博大。但在这篇《酒公墓》中，他对这位学逻辑的同乡先贤因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潦倒颓废的悲剧命运的深情惋叹，却是感人至深的，而且切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
辛丰年《两全其美，有得有失》（《如是我闻》）
将该文首段略改数字，稍添数语，即可移评其文其人：文学和音乐他都有兴趣，对于二者的相通又不相同，可以交相为用，也很感兴趣。不仅于杂览之中兴会淋漓俯仰其间，还以此为话题，献上珠玉一盘。说是“无非向大家推销严肃音乐而已”，实则大珠小珠，珠玉激溅，还向读者奉献出了天下罕见的至情文字：用心灵感受音乐，用旋律制作文章。观此一文，有得无失。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书屋〉佳作精选》）
厚积薄发，一气呵成，以大爱写真情，开创了中国散文写母亲的新纪元。
金克木《鸟巢禅师》（《天竺旧事》）
经过五四洗礼的金克木，年轻时游学印度，虽然并非重走法显、玄奘之路，但体现出的是相似的求道精神。他晚年记述旧时行迹，在品味印度文化超然于时间和历史维度之外的永恒精神的同时，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与包容。而这位受到印度人民敬重的住在树上的现代中国和尚，正是这种精神的一个化身。
茅盾《白杨礼赞》（《中学语文教材》）
像挖深井油田那样试图在一花一木中找到莫须有的理想、精神、气节，是中国文学的一道传统招牌菜，其滋味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在一盘麻辣豆腐之上。茅盾先生这篇名文当然也没有成为例外。也许，正因为文人们对讴歌蚂蚁，礼赞白杨过于热衷，才使得中国文化的博物识性之学迟迟得不到发育。不必说，它除了容易滑入滥套之外，还与“虚伪”有着可疑的暧昧关系。
林语堂《所谓名士派与激昂派》（《人生的盛宴》）
林语堂文章不好，文字俊俏，于是便一俊遮百丑了。他属于那种写着写着就忍不住被自己逗乐的类型，妨碍他写作的，不是文思，而是突然萌发的朗读一遍的冲动。所以他成了小品文天才，感兴趣的不是文章的做法，而是言语的说法，最容不得言语无味。比如针对文人的颓唐陋习，他评论道：“什么‘生性疏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毛病在中国文字‘慵’‘疴’诸字太风雅了）。”——括弧里的见识，实有药石之效。
林贤治《夜读遇罗克》（《〈书屋〉佳作精选》）
林贤治视野恢廓，持论正大，文字如激射之箭而无毒镞，议论有板有眼，见识清畅可嘉。作为思想家，他固然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一截夹缠的头发丝待梳，首要的任务便是清理庞杂的思想来源，以使自己不仅在性情上，更在思想上做到空诸依傍，直抒己性，大写己意。他有这个能力，应该也有这个抱负，以他的学理胆识，情性血气，假以时日，必当赐人以狂喜。予姑待之。
杨步伟《杂记赵家》
语言大师赵元任之妻杨步伟，在这本绝妙的小书中，记述了随夫游学欧美的奇妙经历，广泛撷取二十世纪初年游学欧美的众多中国名流的生活趣事，从中不难捕捉当时中国文化融合中西、力图东山再起的雄心。文笔虽业余，然而避免了书生之病，故而爽朗好读、逸趣横生，不失为不可多得的笔记散文的妙品。
杨绛《孟婆茶》（《将饮茶》）
一种吴派太极拳风格的文字，内力浑厚，一招一式皆缓极静极，专注于守，反弹力又极为惊人。虽然近来因家门惨痛而有点情绪失控，笔墨失检，但当其全盛期（也就是十年前罢），实在是雍容高贵，宁静致远，有灼灼之华，无夭夭之态，婉而多讽，曲而有致，收拾停匀，一派大家风范。——杨绛先生提醒我们，文学家也该和政治家一样，实行退休制度，不必战斗到最后一息。
杨朔《荔枝蜜》（《杨朔散文选》）
杨朔的散文是比较老派的，讲究构思布局，追求炼字敲句，然而由于主题先行，意义至上的缘故，这一份可贵的努力，竟没有获得相应的酬报。由于杨朔习惯于在篇末点出的主题总是过于高亢伟大，读者层次不够，只能要么倍感惭愧，要么觉得怪诞，要么干脆直斥之为做作。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
郁达夫《故都的秋》（《大学语文》）
这样深沉的题目，交由这样感性的诗人来做，做得不好才是咄咄怪事。达夫先生既有江南“秋士”之悲，又有朔方豪客之爽，笔尖里遂有一份奇特的磊落水感，时而流动，时而郁滞，时而轻滑，时而磕绊。只是，由于太过寄望在对比中求得意蕴，文气难免由亚热带的滂沱大雨转为副热带高气压带地区的绵绵梅雨，反使元气受损，高明遂降格为聪明。
周作人《三礼赞》（《知堂文集》）
分别是“娼女礼赞”“哑吧礼赞”和“麻醉礼赞”，虽为闻道之语，实属见性之论。庄谐并出，严温交加，“词虽粗鄙，亦有至理存焉”，意纵亢强，亦有低徊之音。知堂之文，原需绕树三匝，知堂之论，每多黄河九曲。至于何处趋缓，何处渐急，恰可留待看官好生揣度，如那只觅枝之鸟。说到引文甚夥，不正是知堂特色？
周泽雄《说狂》（选自《当代眉批》）
周泽雄如同语言的炼金术士，寻常话头，转眼点石成金。文采汪洋恣肆，思致倚马万言，妙语如演连珠，骏逸如春梦无痕。品读此君文章，如入阆苑仙林，中外艺事史迹的弘富宝库被作者挥酒自如地任意驱遣，散文之丰美蕴藉、韵致悠远，堪称一时之选。本文中摩状狂语惊世的天才作家“如一个卓越的将领，总能以奇妙方式率领词语方队抵达真理的要塞”，虽非自况，却正可视为夫子自道。
张爱玲《更衣记》（《私语》）
彗星经天般惊鸿一瞥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是在小说和散文两个领域都取得独树一帜的巨大成就的极少数二十世纪中国大作家之一。《更衣记》在其散文中的地位，恰如《金锁记》在其小说中的地位。她以炉火纯青的独特语言，在这篇散文名作中，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寄以深切的人性感慨和对时尚的绝妙讥讽。
张承志《天道立秋》（《荒芜英雄路》）
张承志斗志高亢，性情矫激，独往独来，攘斥异己，擅长以肝气为文，以肾火燎人，其内在心理图像或有幼稚之处，然发为文章，犹不失为可观。尤其，当他将自己充满神经质的锐敏气质和冰雪敌意，矛头反转，对准自己的灵魂或自然界时，立时便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字风景。他的感性饱满有力，文字如脱壳之稻颗颗射出，思绪（不是思想）如出栏之牛漫向山野。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
语言是生命的存在方式，思想是烈士的复活方式。这部帕斯卡尔风格的思想札记，具有难以言喻的坚忍和光芒--而不是想当然的苦难与愤懑。作者只以“哲学家的语言来说话”，而不是“镖客的语言”，他告诉我们，“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他果然发光了，向我们走来了，穿透时代的铁幕，心灵处子般纯洁，思想哲人般成熟，意志殉道者般坚韧。
张中行《书蠹行述》（《读书》1990年第8期）
张中行冬行春令，老来卖俏，如一锅培养三百年的老汤，甫一出炉，便烫煞人嘴，吓煞人香。老夫也而有听琴之意，老丈也而有叫春之心。其文自顾风前影，其意临去几回头，一波三折，三唱九叹，恨不得把箱底翻转，酒窖踢破。风尘中有风情，老练里含老辣，似直而隐，似隐而彰，似彰而雅，似雅而晦，其文可测，其心难测。
张远山《被愚弄的兔子和被弄愚的乌龟》（《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
深刻的思想往往失之生涩，俏皮的文字往往流于肤浅，张远山是少见的例外。在这出由“睿智”执导的兔子——乌龟滑稽剧中，唯一没有被愚弄——弄愚的，只有幸运的读者。作者的思维如兔子般灵动无羁，思想如乌龟般脚踏实地：我们分明能感受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逻辑力量，却又被脱兔般的思维速度席卷而去。作者展示的并非作为技巧的思维，而是一项人文实验：思维之光可以如何映射社会，烛照世象。
郑逸梅《名片谈往》（《清娱漫笔》）
“博古架”郑逸梅热衷于以“小卖部”的方式销售他的骇人腹笥，虽属小本经营，但绝无假冒伪劣，因而无需声明“如假包换”。一个充满“清娱”笔墨的时代是可怕的，但一个不容此类笔墨插足补白的时代更加可怕。我们的时代当然没那么可怕，只是有点可悲罢了，因为我们发现，随着斯人长去，这样的文字竟也随鹤俱杳，渺不可闻了，仿佛书桌上那盆摇曳多时的文竹瞿然枯灭。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是个典型的哗众取宠者。正如《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是个哗众取宠者。世间自有诲淫诲盗者。批判人性阴暗和文化弊端，若不能指明向上一路，那就等于为天性下贱者开堕落启蒙课。比如《厚黑学》一出，中国人恍然大悟，原来非脸厚心黑就不能恭喜发财，于是竞相厚黑。《丑陋的中国人》一出，中国人也恍然大悟，原来我的丑陋得之光荣的祖传，而且与其他同胞比起来，我简直是个大圣人！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中学语文教材》）
郭沫若（挂名）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
坦率地说，柯灵先生的文字，观赏价值始终大于思想价值。它是可以消夏可供倚枕的。这样的文字在五四前几乎无可称道，在“新文言”可供瞧个新鲜的今天，当然也就物以稀为贵起来。不过，《遥寄张爱玲》是难得的例外，真情贯注，思绵意长，老骥一嘶，声震云天。想到一袭旗袍的张爱玲在国内重新现身，此文功不可没，天下“张迷”爱屋及乌，能不对柯老先生感激涕零？
胡河清《打狗棒法精要》（《胡河清文存》）
文学评论，按传统分类是算不得散文的，除非像胡河清那样写：用心理解，用血验证，追求以理服人，但绝不放弃以情动人，笔下无虚誉，心中有至诚。胡河清文章的“精要”，当然不可能在寥寥千字的“打狗棒法”里尽窥其详，但措其大概，仍有如下心得：思维舒展，情性率直，笔墨空阔，见识新奇，最可见出评家的“玩味”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