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与时代潮流 - 中国崛起策副篇一
Liu Tao, December 16, 2006 · Filed under China Rises
keywords: 中国崛起策, 大国崛起, 时代
最近央视播出的系列政论《大国崛起》引起了全球华人的关注, 不仅国内的知名学者纷纷出面评论, 网上热评如潮, 就连海外的中国人也纷纷讨论《大国崛起》一片。鉴于大家对本片的讨论已经非常深入和充分了, 我只想从一个侧面来谈谈看完本片后的感受。
我觉得本片表现出的内涵和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大国崛起》体现了一种认知层次上的巨大进步。首先，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一些原因, 我们对世界历史的一些认识是比较模糊和片面的, 西方自13、14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和工业化的历史我们大多是从负面角度去解读的, 比如说殖民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的罪恶等等。《大国崛起》一片没有忽略这些史实，但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平面的层次上，而是肯定了地理大发现和探索世界的精神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这是认知层次的一大进步。大国崛起的第一集中当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结束后18位幸存者在教堂里悼念死去的勇士，电视片里用了这么一句话：“18盏烛光是那么微弱，但它照亮的却是人类文明的进程。”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观者的心。其二，正如许多评论和观察指出的一样，《大国崛起》中体现了中国和平崛起后中国人的自信和一种大国的气度。我们过去一谈到近代史时认知就基本停留在列强如何侵略和欺负中国这一个范围内，而忽略了去探索中国为什么落后，特别是忽略了细致地去研究为什么西方诸强和日本一步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强国。往事不可忘，因其可为后事之师。牢记中华民族悲惨的历史经验是必须的，但是一个拥有世界抱负、要成为世界强国的民族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每天沉浸在过去历史的苦痛中，而应该在新时代树立大国的雄心和信心，树立起大国的气度，勇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这才是正道。其三，我们过去对中国近代的落后大多是从中国科学、技术和军事落后于西方，满清王朝的腐败等比较平面浅显的角度去反省的。而《大国崛起》中体现的认知层次上的飞跃进步是真正认识到制度落后也是一个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崛起不仅是外部力量的展示和国力的雄壮，更在于内部拥有良好的制度。我想，许多观众都会对英国崛起的那两集印象特别深刻，不光是英国工业革命让人惊叹，更重要的在于英国是历史上第一个限定君主王权、界定政府权限、尊重民权和建立议会的国家。英国更是历史上第一个渐进改革的典范，通过兵不血刃的手段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大国崛起》充分肯定了英国建立良好的防止政府滥用权利的机制是英国崛起的重要原因，并提到：“在几百年的时间当中，王权和民权之间的这种斗争啊，是英国政治史发展的一个主线。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抗争之中，英国走出了中世纪，走进了现代世界”，“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标志着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在这个岛国永远地结束了”，“但是英国，这个地处边缘的小国，却在历史性的转变中抢占了先机，已经率先到达现代文明的入口处，即将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世界的中心。在下两个世纪里，它将傲视全球。”笔者看到这几段时，内心的激动之情是难以言表的，这清楚表明了我们已经认识到建立良好的制度、尊重公民的权利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通过央视的《大国崛起》和现代媒体宣扬这些进步理念，让亿万普通民众受到了理性民主思想和民权思想的洗礼，这已经胜过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文章，等于是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启蒙思想教育。壮哉，《大国崛起》！其四，《大国崛起》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有志于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和成功经验的豪情壮志，更体现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了解西方国家通过全方位的制度建设（民主制度、公民权制度、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科技创新制度、环保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成为世界强国的历程，但是也不盲目崇拜其中的某一部分，比如不会片面地认为采取西方的民主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制度建设是综合的、全方位的、立体的，而不能采取泛民主的简化方式，而且中国的内部体制改革也应当遵循循序渐进和理性和谐的原则。相较于1980年代的政论片，今天《大国崛起》的视角更加多元、立体和全面，更加与时俱进，更加高屋建翎，视野也更加开阔宏伟，也更加理性。学习西方，却不盲目崇拜西方；推崇民主，却不盲目迷信民主；既学习又创新，既吸收又结合中国国情，今天中国人认识世界真的是更加理性平和了，这就是大国气度！
如果《大国崛起》能代表中国学界的一种共识，能代表中国政治家的观点，能代表越来越多普通中国人的观点，那我们就能发现其中所蕴涵的深意和时代潮流。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那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时代潮流呢？我想是否可以归结为，中国的民族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重新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力量是时代潮流；内部健全体制，尊重普通公民权利，关心弱势群体，建立福利国家，也是时代潮流；和平、理性、温和地在宪政体制范围内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界定政府权限，防止滥用权力，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和法治国家也是时代潮流。《大国崛起》一片的出现本身就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和政界认知层次的巨大进步，反映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大国抱负，反映出中国人强国之梦的民族雄心，一个不想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是不会如此渴望、如此孜孜不倦地去了解世界各大国兴衰的历史的，一个没有强烈上进心的民族是不会以如此博大的胸怀去细致地了解和研究世界的。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干的水手，安逸的生活显不出时代的伟大，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急剧上升的时代，我们就如同站在一个壮丽的历史舞台上，而中国崛起和复兴的大戏正在缓缓拉开序幕，能不能把这出戏演得精彩和成功，重现中华民族的盛世辉煌，完全依靠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而这其中，建立良好的和健全的政治制度，将是我们成功之关键。制度者，不因人兴，不因人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保障，是为万世开太平的根本基础。制度良好则中国强大，制度不健全则中国难以稳定，《大国崛起》反映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稳步启动了。
中国崛起策副篇二：1949 - 1976，新中国的二十七年
Liu Tao, April 21, 2007 · Filed under China 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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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相当有分歧的，持有肯定态度立场的和持有否定态度立场的国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列出非常多的例子。肯定者认为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在极其落后贫困的条件下依靠自主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两弹一星，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让中国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里走出了独立的道路，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否定者则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他们认为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与世界主流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不仅没有取得实质制度上的进步，反而走向了倒退；一场场惨烈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批判大会带来的政治迫害让中国知识分子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非常苦闷的时期，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祸让中国知识界和精英界受到极大的摧毁，国家法治建设、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对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和对毛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种评价的相关性。对毛的评价也出现严重两级分歧的特点，从左派眼中的“古今完人”、“中国五千年历史最伟大的英雄”到右派对毛的彻底否定，这两种评价差距之远，常常令人感到吃惊，并怀疑大家是否在谈论同一位政治家。2006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媒体利用华人作家张戎关于毛的长篇传记重新掀起评价毛的热潮，这样，一个在中国早就不成为话题的话题在毛去世近三十年后又被热炒。只是这一次西方媒体出奇的一致，对毛的形象采取了近乎妖魔化的报道，对于毛的评价中，再也看不到任何正面的肯定，而只是负面的批判。
哪一个新中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哪一个毛才是真正的毛？如果一个局外人不了解中国历史，突然同时读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定会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我想，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能说清楚哪种观点是合理的。我们谨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三七开”的评价标准，认为新中国成就是主要的，失误是严重的，对毛的评价也紧循这种模式，从而摆脱了可能的政治争论，但是大家心里的疑惑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澄清。事实上在国内读到关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许多传记和历史分析时，我们感到对这段历史时期的评价恐怕是五五开更恰当，也就是毁誉参半，功过各占百分之五十。而立场完全相异的国人，无论对过去的历史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也无论处于左中右的立场，恐怕大家都不会否认，今天的中国和毛时代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仅仅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也能感到这种巨大的差异，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无论大家对改革开放的具体国策怎么评价，大家的生活形态都远远不同于1976年之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不再使用粮票、肉票、布票，我们不再排着长队去领取单位分发的肉类制品，而是到自由市场或是现代化的超市里去购物；我们也不再依靠单位的证明才能到另外一个城市出差，而是可以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去旅游和工作，只要有经济实力，我们还可以去国外旅游；当然，今天的国人再也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旱涝保收，无论干多少活都挣到相同的、但却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今天的国人都必须发奋努力、全力打拼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无论今天身处何种阶层，大家对压力的感觉都是明显和真实的。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后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人民生活方面巨大的差距，也让民众在模模糊糊中很难说清楚建国头二十七年和今天的岁月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结的地方，或者这两个阶段根本就是截然相反的不同时期，如同水与火一样，选择一样就意味着否定另外一样？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1949到1976这段历史时期？
也许，当历史的车轮前行到那么一天，过去的历史已不再被个人的恩怨好恶、不再被个人的经历所完全影响的时候；当过去的慷慨激昂、壮怀激烈和血雨腥风逐渐沉淀为理性客观的分析的时候；当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未来的史学家也许会写下这样的评价： 1949年到1976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重要的阶段，中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任务；通过特殊的政治动员的方式和土地改革让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距离现代化的构建还依然非常遥远。
也许历史的最终评价是精炼而又简洁的，但是这却最能反映出实质。回到1911年的中国, 皇权帝制下的中国建立了前现代化时期跟其它古文明相比最有效能的统治方式，中国各个王朝的皇帝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其间中国发展出来的儒家官僚阶层体系、实现人才流动的科举考试体制和一套帝国管理体系下的刑罚制度，让中国走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前列。但是正如崛起策二十一指出的那样，古代的“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具有一个形式上至高无上的天子，具有庞大有序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儒家官僚体系，具有直到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是国家的权力却主要限制于县城以上的城市构成的点线联结上。在帝国广大的平面地区，统治着绝大部分居民的并不是中央的天子和儒家官僚阶层，而是千千万万的家族和宗族。这并不是说国家权力完全被排除在外，比如在不同的朝代，国家也会试图通过乡约、保长、甲长、里长的管理体系来试图控制乡村地区，而且农民的赋税也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来源。但是国家只能借助和家族平分权力的合作模式非常有限地介入乡土社会，而真正在家族内部中家法是大于王法的，家庭族长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违反家族的家规和家法是无比严重的。国家这个概念，对于乡土社会的大多数国民来说，就是家族，家族是许多农民的真正庇护者、管理者、仲裁者，而国家是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观念。我把中国古代这种在大一统皇权统治下的国家描述为整体秩序维护下的原子分化社会，也就是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皇权帝国，并对帝国境内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进行了有效控制，同时国家在乡土社会权力极其微弱，或是根本无力介入，或是与家族平分一定的权力。而在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严重的大分裂时期则是一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家族依然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但是整个国家、中央政府则完全解体，基本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任何一个地方机构（或是藩镇、或是节度使、或是将军、或是军阀、或是流匪）都可以用暴力在帝国固有的统治范围内统治任何一个区域。在这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往往遭到毁灭性打击，人民会遭受最严重的苦难，乱世人命如草芥，甚至皇亲贵戚、王公大臣的生命都如同草芥，“天街踏尽公卿骨”，讲的就是毁灭性的动乱、地区豪强征伐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导致上层人士也一拨拨的惨遭屠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