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自己也知道离家时的希望成了泡影，身心两方面的问题使他感到自己活像一个“海上的遭难者”。他需要安静和休息，但没过几天，家里显露的矛盾渐渐令他不安起来。
歌德父亲看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不是一个强壮、勤勉、奋发、有为的青年，而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受了创伤的病夫，非常不痛快，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只是表示希望尽快治好病。只要他看到儿子忧郁的表现，就会万分恼火和感到痛苦。
不过，女儿的表现同样使他生气。自从歌德离家，他把自己好为人师的癖性全部施展到女儿身上。繁重的学习和功课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正常的社交和娱乐都被取消，很自然地招来她的怨恨，她对待父亲的冷酷态度连歌德都感到有点过分。但她对歌德的病却倾注了全副爱心来照看，她把时间几乎全部时间花在想方设法博他开心上，渐渐地，甚至受她影响的女友也这样对待歌了。
母亲依然是慈爱而性情开朗。她才38岁，丈夫的心思多花在子女身上，很少顾及体贴自己的妻子。除了做家务，她便把时间花在与女伴们探讨宗教信仰上。这群妇女中的佼佼者是苏珊·冯·克勒敦堡女士。她体格柔弱，风度优雅、真挚、自然，她自己也有病，但却把病当作身体的一部分来忍受。她最爱好的庆题就是人能够通过反躬自省而获得道德的体验，这个话题经过她富有独创性的解释往主不同于别人的宗教信条。歌德后来创作的小说《威廉·迈斯特》中插入的“一个美的心灵的自白”就本于她的谈话和信札。
我们知道，早在少年时代，里斯本地震造成的灾难就使他对灵魂和宗教起了疑问：为什么上帝不问善恶把人一律抛人死亡之海？在莱比锡，这个伏尔泰的信徒则关注于当时作家对宗教和圣经的批判。他曾跟朋友们讨论宗教教条思想僵化的关系。现在他的问题似乎在有个人色彩的虔信派教徒冯·克勒敦堡这里看到了解决的一点希望。他们把宗教事务看成完全是个人的事，而不是由教会从外强加的神圣义务；他们的宽容思想、反教条的内容以及对个人道德责任的强调，既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积极影响，但又存在某种反启蒙的倾向，比如“内省”与理性主义的矛盾。这一切吸引着歌德去思考、讨论。
歌德深深地沉入到虔信派戈弗里德·阿诺德的《基督教会与异端的历史》中去。异端思想家的好抗辩的精神和对自相矛盾之说的爱好给他留下好印象。他开始创造一种以新柏拉图主义作基础，有炼丹术、神秘主义、犹太神哲学“加盟”的自己的神学体系，旨在解决生命的动力——创造力的源头问题。
他认为，自从上帝从永劫中自生出来，生命便与多样性密不可分。首先它以“第二者”而呈现、再以“第三者”而显现自己。当神子和圣灵创造完毕，神体的循环也就完结，也就是说，上帝已不能再产生一个完全跟自己相类的神。不过，生命的动力既然是生生不息的，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异于自身的“第四者”。它既与前三者一样是绝对的，但同时又为它们所包含、所限制。这个“第四者”就是魔鬼，生命的全部创造力便要托付给他——其余的一切存在都由此而派生出来。在这种不断的创造活动中，魔鬼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渊源，以为渊源在于自身。这样发生了他的第一次背叛上帝，也是第一次与上帝分离。其他则追随这个带来光明的魔鬼，与万物的本源相对立的生命不断地产生。在这种创造中，造物越是以自我为中心，便越是远离自己的本源。而不断的创造也就成为魔鬼不断背离上帝、积聚片面性的过程，因而它必然为此付出代价，失掉与神性同有的永生不朽的权利。此时，造物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等待再经永劫，等宇宙重新澄清之后再作新的创造；或者抓住目前，以创造的无穷性来补救自己的局限。而后者的实施只有依靠自己的意志，才能使生命的真实脉搏恢复过来。魔鬼自身无法摆脱这种影响，人类——恢复创造（魔性）与神性最初的结合的实体——也无法摆脱它。他既具有神性，其存在又受着限制，因此他必然成为最圆满和最不圆满、最幸福而又最不幸福的创造物，重演魔鬼的堕落，而部分不甘堕落者必然通过创造活动奋起自救。
歌德的这样一种创世说以上帝的三位一体说为出发点，把传统神话中的魔鬼改造为上帝创造生命的“总代理”，既反映了他的精神危机，也是他世界观根本改变的前奏。尽管这种魔鬼创世说仍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摇摆，但信仰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却得以曲折地表现出来。论者一般认为，歌德特别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因而把人作为叛逆者就包含了积极自主和自我负责的行为，这是歌德精神的主要脉络，也是从《普罗米修斯颂歌》到
《浮士德》的歌德诗歌的主要特征。创世说对歌德的美学观点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促使他以后不断能动地把握那些伟大的人类形象，进而规定其诗歌的基本内容。
歌德的病还没有好，肉体的痛苦使他非常容易接受医生的影响。前面提到的神学体系中练丹术、神秘主义、犹太神哲学的内容，正是因研习内科医生推荐的炼丹术士帕拉赛尔苏斯、神秘主义者施韦顿波尔格等人的著作所致。冯·克勒敦堡坚信肉体的救药与灵魂的救药之间存在联系，不断提供给歌德一些记载古代炼丹术遗产的书，歌德则以一种救知、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态度对待这些著作。他像古代炼丹术士那样做实验，用神秘的处方为自己看病。这些经验，为歌德以后写作浮士德的炼丹术 （古代化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歌德的病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精神的。沉缅于神秘主义和炼丹术并不能驱散在莱比锡时就患有的忧郁症。有一段时间，他的危机反而不断加深。在寂寞中，他将已被父亲小心地收集和装订起来的自己从莱比易寄回的家信重新检视，以进行反省和总结。莱比锡时期写的诗被自己无情地否定。除了伯里施誊抄的《情人的脾气》和《共谋罪犯》的稿本，他把包括诗歌、剧本、信件、论文在内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
《共谋罪犯》以莱辛的《明娜·冯·巴恩海姆》为范本，表现了伯里施和歌德在莱比锡受自以为是的上层人物迫害的遭遇。他非常讨厌他们的伪善和双重道德，把他们写进剧本使他非常高兴。同时他的创世说中的人性论也在剧本中有所反映——他既反对道德上的伪君子和阴谋家，也反对美学上的把人物分成善恶两大类的戏剧俗套。根据他的创世论，人应该像魔鬼那样兼有善恶两面，这种道德的辩证法完全符合他对于莱比锡社会观察。
创造性活动使歌德逐渐摆脱了精神的抑郁，莱比锡朋友的来信也给他鼓舞。有时他也绘画，更多时间用来阅读。马尼里和伏尔泰、普罗彼尔茨和昆体良——古罗马的思想和诗歌与当代欧洲的最优秀作品吸引着他在广阔的天地里驰骋。当春天来临，歌德觉得健康已完全恢复，又一次感到了远方的召唤。19岁的歌德就这样度过了一生中最黯淡、不幸的1年。
风起施特拉斯堡——大学生涯续
1770年3月底，歌德启程去了施特拉斯堡。
在大教堂顶上的平台上，他久久眺望这壮丽的城市，以及在城外展开的森林、沃野、河流和山地，感到它像一张白纸一样展现着眼前，等待他去铭记未来生活的悲喜。他的内心滋生着蓬勃的朝气，准备创造不同于莱比锡的时的生活。
歌德知道，此时这里属于法国，自然比莱比锡的法国风尚味儿更地道。法国是当时欧洲的进步文化中心，或许这就是偏爱意大利的父亲为他作此选择的原因。歌德在鱼市场街往下来，结识了一些意气相投的饭局朋友，其中不少是大学生。他开始认真准备取得法学学位的计划，请了一位补习老师。由于这里的大学教育重实用而不像德国大学重探讨学理，9月，歌德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考试取得了博士应考者的资格。这使得对任何实际事务都不感兴趣的他获得了解放。同时，因为同歌德在一起吃饭的大学生多数是学医的，所以法学以外，他宁愿去听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课程。
歌德很快适应了施特拉斯堡的生活。结交朋友、学习骑马和跳舞、远足、锻炼身体，他为再次恢复莱比锡时期的幸福和自由而欣慰。半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既不工作，又不写诗，也不作画，除了社交技艺的精进，他花不少时间研究大教堂的建筑艺术，并从这座古老的哥特式建筑中发现德意志民族的艺术成就。在外国的领土上强化自己的爱国思想，这倒是他的一个收获。
其实，歌德最大的收获在于对人的观察和研究，他的眼光由于社会经验的增加和经历思想危机而更加敏锐和老到。首先是饭局中的人们吸引着他。“饭团主席”、法院书记官萨尔兹曼年已60开外，但对与年轻人保持友谊和维持生活秩序却有特殊的爱好。正是这个知名人士，为他打开了此地不少家庭的大门。虔信派的容格 （又名斯蒂林）则以其基于情感的健全的常识所产生的对于善、真和正义的热情，显示着与众不同。而弗朗茨·勒泽虽然与容格一样家道贫寒，却没有他的宗教狂热。他性情朴实、正派，出语多含机锋，眼睛小而锐利，是个杰出的击剑手，决斗时常被邀请作仲裁和证人。歌德把他视为一种善良而坚定的性格的榜样，并高度评价他躬行的一个人对人对己的责任和立身行己的原则。《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中那个常能可敬地屈身于人的勇士弗朗茨·勒泽，就以他为模特而且使用了他的本名。此外，奥国大公主玛丽·安东尼特1770年嫁给法国皇太子经由施特拉斯堡的盛大排场使他深感不安，他把基督的降临与尤物的来临作对照写了一首法文诗，批评当局斥逐不幸者的命令。
9月，歌德结识了来这里治疗眼病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从此开始了一个对他们2人意义都不一般的新时期。
赫尔德现在是霍期泰因一奥伊廷王子的随从。他早年学医，后来改习神学和哲学，研究过康德和卢梭，卢梭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前一年刚在法国会见了狄德罗，回国后接着会见了莱辛，此刻又遇到思想活跃、具有超人的热情和才华的歌德。对他而言，从启蒙运动到狂飚突进的思想准备已经就绪，一场新的文学运动就要展开。歌德则通过他感受到了新的奋斗方向，甘心作了这个仅比他大5岁的老师的学生。
两个人很快建立了理想的师友关系。赫尔德早已因他的《近代德国文学散论》和《批评的园地》而知名，歌德则为他坚持用历史眼光来观察世界并阐明文学的历史性本质的见解所折服。他一直在寻求具有批判精神和能提高他的思想和道德境界的朋友，而赫尔德的优良品性、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对别人的弱点毫不迁就的尖锐性格足以使他成为此类朋友中最出色的。他向歌德讲解新美学和新伦理，讲解语言和诗歌的起源，讲授荷马和莎士比亚。歌德感到自己眼界大开，“在莱比锡，我习惯于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在法兰克福，我的德国文学基础知识毫无长进；而研讨那种种神秘宗教和炼金术甚至使我堕入黑暗。近几年广阔的文坛发生了什么事，我几乎茫然不知。” （《诗与真》）现在，是赫尔德使他开了窍——赫尔德的影响如此之大，有时歌德甚至相信他的笔迹也有“魔力”，舍不得撕毁由他书写的小纸片或一个信封。
当然，赫尔德向歌德讲得最多的还是卢梭一心想把社会回复到自然状态的浪漫主义思想。他乐于钻研种种理论问题，老实不客气地以教师自居。色诺芬、柏拉图、莪相和民歌等形形色色的话题穿梭于他们的交谈中。歌德理解力既高，又善于摹仿，这些思想多为他用来理解自身的模糊的倾向。卢梭的思想——回复到自然状态成为歌德这一代人的坚定信念。自然而不是做作的美学；大众语而不是古典诗；理性主义让位于情感原则；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对民族题材的爱好，新文学运动的核心纲领就这样在他们二人的交流中形成了。他们从对启蒙运动的大胆否定开始了被诗人克林格尔称为“狂飚突进”的时代。
不过，赫尔德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场运动的社会基础，诗歌和美学的目标也是逐渐明确的。在他向歌德灌输这些内容之时，与歌德广泛而包容的美学性格也会发生一些矛盾。尤其是他那善于冷嘲热讽的厌世者脾气，竟逐渐破坏了歌德对于奥维德《变形记》的爱好。因此，当歌德开始酝酿体现“狂飚运动”的最初成果的作品时，采取这种保护措施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赫尔德面前，我小心翼翼地隐瞒对于某些题材的兴趣，这些题材，曾深深植根于我的心中，逐渐培养成熟而采取诗的形式。这就是《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和《浮士德》。葛兹的传记深深打动了我。在野蛮的乱世一个粗野而又善良的自助的英雄的形象引起我最深的共呜。以浮士德为主角的木偶剧令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我曾涉猎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且早知这些知识空洞无用。我又在生活中对这些知识以种种方法来检验，结果反而更加不满和痛苦。我带着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种种问题，在万籁俱寂之时加以吟味，聊以自娱但并未把它们写下来。我主要对赫尔德隐瞒的是我研究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化学一事。因为我仍旧很喜欢秘密从事这种实验，以使它比我初接受时更加完善。至于我所写的作品，则可能只将《共谍罪犯》拿给他看过，不过已记不得他时这剧有什么批评或鼓励了。 （《诗与真》）
固然，赫尔德并非歌德创作的摧残者而主要是催生者。当他产生了遏止不住的创作冲动，赫尔德总是适时地予以鼓励。我们知道，歌德在莱比锡时期曾写了不少罗珂珂风格的诗歌，但诗人的独特性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来。现在他感应着新的美学原则，在青春的爱情和明媚的春光中诗才迸发，写出了深为赫尔德赞许的真正属于歌德的抒情诗《赛逊海姆组歌》。赛逊海姆是歌德远足旅行阿尔萨斯州途经的一个村庄，那里住着歌德的新恋人弗里德里克·布里翁，可谓诗人的爱情田园。这一次体现他新的思想和美学原则的恋爱起因于赫尔德推荐给他的一本书：18世纪英国作家高德史密斯的《威克菲牧师传》。它描写一个新教牧师纯朴的田园生活，里面既有牧歌，又有合乎基督教教义的道德，充分地体现了卢梭回复到自然状态的社会和美学理想。自1767年在莱比锡出版德文译本，在狂飚突进运动期间及以后它始终受到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