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我们塑造一个“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骑士道本是反映封建经济的观念形态，在西欧封建制度进入全盛时期的十一世纪流行，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火枪在军事上的应用，它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可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堂吉诃德却认为，要扫除社会不平“莫过于游侠骑士和骑士道的复活。”这一情节冲突既具有喜剧性又具有悲剧性。在小说第一部中，作者着重揭示了堂吉诃德性格中的喜剧因素。他带着幻想中的骑士狂热，把风车当成了巨人，把穷客店看成了豪华的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做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当做受害的骑士。他冲杀过去，不但没有帮助别人解除苦难，反而给人们带来灾难，他善良的动机，得到的却是危害人的恶果。堂吉诃德把牧童安德瑞斯从地主的皮鞭下救了出来，自以为做了好事，扬长而去，可是他一走，牧童却遭到更加残酷的鞭打。后来，安德瑞斯气愤地指责他：“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堂吉诃德就这样单枪匹马地向社会冲杀过去，他“挨够了打，走尽背运，他遍尝过途艰辛。”骑士道在它产生的时代，本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规范，可是，这个犯了时代错误的堂吉诃德却要在现实生活中恢复过了时的骑士精神，因而使得他成了一个夸张的、滑稽的、喜剧性的角色。
堂吉诃德坚信骑士道，如果有谁否认游侠骑士，在他看来“就仿佛要人相信太阳不放光，冰霜不寒冷，大地不滋育万物一样。”他从来不承认失败，并想出种种可笑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认为是摩术师跟他作对，剥夺了他的“胜利光荣”。他不怕人们议论、讥笑和咒骂，他说“名人而不遭毁谤，那是绝无仅有的”。他不怕遭受侮辱和打击，他虽然被人当做疯子一样关在笼子里，但不以为苦，反以为荣，他也不失去信心，还安慰别人：“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他更不怕死，他把非洲凶狮的笼子打开，凭一把又锈又钝的短剑，敢于和狮子决一胜负。作者把堂吉诃德放在种种意料不到的场合，反复突出他醉心铲除人间罪恶的这一特点，从而展示了他性格中的这一高贵品质；为了追求自己的正义理想而置危险于不顾，愿为社会牺牲自己的性命。与单纯的喜剧性角色不同，在主观上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人物，一个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疯子”。
只要不提骑士道，堂吉诃德的谈吐应答都十分高明，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见解高出于周围的人，他对社会的批评，对战争、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的看法都具有远见卓识，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他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不懂得什么叫做‘我的’，什么叫做‘你的’的“黄金时代”。比起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社会来，这理想是狭窄而又模糊的，是以空想的托古改制的形式出现的，但它是反对私有制罪恶的，是进步的。堂吉诃德心目中的游侠骑士是个全村，既是一个“懂得公平分配公平交易的原则”的法学家，又是神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甚至“会钉马蹄铁和修理鞍辔”。他的品德上还具有勇敢、文雅、胆大和为了“坚持真理，不惜以生命捍卫”等各种美德。这样的人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堂吉诃德对妇女所受的侮辱与压迫也十分关注。他热情地支持美貌的玛塞拉摆脱封建偏见，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他的支援下，牧羊青年巴西琉用妙计战胜了大财主的儿子卡麻丘依仗金钱势力夺取他的恋人的霸道行为。在公爵府中，他要求桑丘破除封建的门阀等级观念，进行人道的司法改革，还要“亲自视察监狱、屠场和菜市”等等。作者借堂吉诃德之口提出的“改革社会的方案”具有人文主义的特点，他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道德高尚的贤明统治者身上。
堂吉诃德清醒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智者，糊涂时又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疯子。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些极端矛盾的现象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就构成了他的复杂、丰富、多方面的性格。堂吉诃德这种极为矛盾的性格，是西班牙极端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社会里产生的一种可恶的现象。堂吉诃德是处在西班牙帝国急遽衰落时代的穷乡绅。那时，许多小贵族、小地主都濒于破产。他们对现实深怀不满，缅怀帝国兴盛时期的繁荣，因而骑士思想在一些穷乡绅中很有影响。堂吉诃德是骑士小说的受害者，他幻想成为一名理想化的游侠骑士，他为社会打抱不平的思想是有现实基础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然而这种现象在堂吉诃德身上却构不成悲剧，因为荒诞的游侠行为不能体现严肃的社会冲突，他只能是一个喜剧性的可笑人物。但他追求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却反映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这就构成了它所反映的时代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冲突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作者通过这种现象的集中和夸张的描绘，把堂吉诃德性格中内在的矛盾揭露出来，通过喜剧形式，将这种悲剧性的实质揭露出来。唐吉诃德性格中的矛盾正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西班牙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迟缓，贵族与教会势力又相当猖獗，思想控制相当严密，社会现实还不能为作家提供改造社会的理想人物，加上历史条件和人文主义思想的阶级局限，因而在 《堂吉诃德》中，作者虽然嘲笑骑士制度，却又赞美理想化的骑士精神；痛斥种种罪恶现象，但又把许多社会问题归结到抽象的道德上去。这正是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西班牙社会现实的矛盾的反映，也是人文主义弱点的反映。譬如，他赞扬代表封建势力的浪荡公子费南铎的改恶从善。这个依仗公爵权势，欺罔好友，奸污劫掠妇女的贵族子弟，因为他“毕竟有高贵的血统和大丈夫的胸怀，”，经神父的说教，不到一日就变成了心地善良而又“履行诺言”的公爵少爷了。以道德说教来改变剥削阶级的本性的做法正是人文主义阶级性的反映。
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是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的形象，他的特点是讲求实际。他当骑士侍从不是为了建立“丰功伟业”，而是幻想通过冒险生活寻求一条摆脱穷困的生活出路。他幻想有朝一日当了总督，发了财，驼背老婆就可以坐上金光闪闪的马车。这幻想既反映了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民主要求，又反映了他做为小私有者的弱点。由于长期受教会蒙蔽和封建思想影响，他目光短浅，狭隘自私。这些弱点随着情节发展逐渐消失，而西班牙农民的机智、善良和乐观精神在桑丘身上逐渐放出光辉。他一开口便是成串儿的谚语和格言。他对现实有正确的判断力，常常纠正堂吉诃德，他是，风车不是巨人“除非自己的头脑给风车转糊涂了”。他随时随地把主人从幻想领到人世间来。桑丘从一开始就大骂骑士制度，说他主人“是个十足的疯子”，他没有一文工资，又吃尽苦头，几次要甩手不干，但他还是没有抛弃堂吉诃德，他“爱他爱得像自己心肝儿一样，随他多么疯傻也舍不得和他分手。”堂吉诃德的品德和他要扫尽人间不平的人文主义理想吸引了桑丘，他的忠诚的友情是十分感人的，桑丘跟随堂吉诃德游侠，眼界在扩大，思想性格也在起变化。他的当总督想发财的欲望逐渐由变革现状的民主要求所代替，当他渴望已久的“海岛”（一个村镇）到手时，他对公爵夫人叮嘱的回答是“好人我会保护，坏人决不宽容”。他爱憎分明，态度光明磊落。桑丘在当总督的日子里，他的性格显得十分完美。他断案如神，执法无私，“明鉴万里”，改革弊政，废除酷刑，“锄强扶弱”。堂吉诃德为之奋斗一生没有做到的，桑丘却做到了。他观察敏锐，办事果断。他命令把用饥饿疗法来折磨他的“医生”——公爵的奸细。他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在公爵布置的“反侵略”战争中吃尽苦头，他与堂吉诃德不同：吃过苦头，绝不重蹈复辙。经过严峻生活考验之后，他把从堂吉诃德那里受感染得来的幻想放弃了。他做了十天总督就立即辞职：“各位先生，请让开一条路，让我回去过我逍遥自在的日子，我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得让我回去才活得了命。……请告诉公爵夫人， ‘我光着身子出世，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沾便宜’，换句话说，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我没带走一文钱。这就和别处岛上的卸任总督远不相同了。”这些话显出他在道德上的真正胜利。塞万提斯不禁发出慨叹：“可惜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纪，陷害他的势力伙同一气，就对他的灰驴儿也没肯轻饶。”通过桑丘的遭遇，作者辛辣地嘲讽了封建统治阶级。
《堂吉诃德》问世三百六十多年以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堂吉诃德的名字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国家都流传着。象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堂吉诃德的名字已经变成普通名词，成了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主观主义的同义语。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著作里不止一次地提到堂吉诃德。他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最卓越的典型人物之一。
《堂吉诃德》乍看似乎荒诞不经，实则隐含作者对西班牙现实关系深刻的理解和概括。作者采用讽刺夸张的艺术手法，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表达他对时代的见解，现实主义的描写在小说中占统治地位。在环境描写方面，与旧骑士小说的装饰性的风景描写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诗般的宏伟规模，以农村为主要舞台，出场人物以平民为主，人数近七百人之多，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联系的社会画面。他在作品中对西班牙的社会世态、人情习俗、当代重大的事件都作了反映。作者塑造人物也是虚实结合，否定中有歌颂，荒诞中有寓意，并采用讽刺、夸张、对比的方法，讽刺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作者常借用堂吉诃德的疯话和桑丘的傻话讽刺、鞭挞现实社会。譬如：桑丘曾经幻想通过倒卖黑奴，买个爵位，就可以“安安逸逸地过一辈子”。这种讽刺方法往往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作者一方面取笑桑丘的如意算盘，另方面又讽刺和鞭挞了当时统治者卖官鬻爵，买卖黑奴的罪恶活动。作者在许多地方故意引用骑士小说中的装腔作势的词语和实际情况对比，造成极不协调的对照。又如，堂吉诃德认为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是绝代的佳人，是娇美的公主。她的“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真珠……”但她实际不过是一个乡下姑娘，长得像男人一样，“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这种对比既讽刺了骑士小说的文风和它里面描写的矫揉造作的爱情，又嘲笑了堂吉诃德的脱离实际和无病呻吟，从而收到强烈的讽刺效果。
作者利用骑士小说这种形式，时而针对时弊，时而描绘滑稽荒诞的游侠行径；时而热情歌颂，时而冷嘲热讽，使这种题材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其讽刺效果出人意料。他以骑士小说的写法和口吻构成了他叙述的语言和基调，他从骑士的命名、受封仪式、决斗比武到向贵夫人献殷勤，都采用讽刺模拟手法，模仿得维妙维肖，讽刺、挪揄挥洒自如，引人入胜。小说结构以主仆游侠历程为主线，穿插一些各自独立又与主题相联系的故事作为补充，加深了主题的深度与广度。三次出游，在不同条件下，堂吉诃德的喜剧性格特征一再重复，加强了读者印象。他一生执迷不悟：“临殁见真”，情节突然一转，戛然而止，突出了结局的悲剧气氛，点明了主题，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给人以深长的回味。
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欧洲近代小说，真正着力刻画塑造人物典型的，可以说是从《堂吉诃德》开始。塞万提斯在猛烈抨击骑士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倾向的同时，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两个不朽的典型，终于完成了小说艺术上的改革。《堂吉诃德》标志着西班牙古典艺术的高峰。塞万提斯可说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维特热”
——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他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革命力量的不断高涨，促使歌德不断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从而加深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创作出当代最优秀的作品。歌德于1749年诞生在德意志中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市，父亲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做过当地的参议员，他很注意对歌德的教育，母亲是市长的女儿，善于讲故事，从小就培养了歌德对文艺的兴趣。1765年，歌德遵照父亲的意思，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他不满学校的经院式教学，自己钻研自然科学和古希腊艺术，同时开始按照宫廷文学的风格学习写诗，模仿莫里哀的作品写喜剧。
1770年4月，歌德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在这里，歌德认识了许多年轻朋友，有些就是后来“狂飚突进”运动的积极推进者。特别是他与狂飚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尔的认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赫尔德尔引导歌德阅读莎士比亚、荷马和英国启蒙运动文学的作品，引导他搜集和学习民歌，歌德很快就接受了时代先进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影响，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而且成为狂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771年8月，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结束学业，回到家乡。一方面作律师，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充满了狂飚运动的反叛精神，在诗歌、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未完成的诗《普罗米修斯》和诗剧《浮士德》的雏型《原浮士德》，此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和评论文章。这一时期，歌德还写过不少抒情诗，如《五月歌》、《欢迎和别离》等。他摆脱了当时诗坛上那种纤巧绮丽或虚拟唯理的诗风，他向民歌学习，以朴素、明快、音律铿锵的诗句，表现了对于大自然和对于人生的乐观态度和真情实感，成为近代德国抒情诗的真正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