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理主义是一个哲学派别，认为理性是获取知识的主要源泉，感性知识是靠不住的。这里需要简单地说明一下，所谓“理性”是指哲学中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与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理性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笛卡尔的唯理论就是理性至上的哲学，他在1637年发表的第一部哲学专著《方法论》中，提出了一个在哲学界影响极大的命题：“我思故我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笛卡尔把理性强调到何等重要的程度。他认为感性材料具有欺骗性，只有理性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手段和判断真理的根本准则。他大力倡导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明确肯定事物的可知性，反对各种神秘主义的学说。笛卡尔公开斥责经院哲学是“伪科学”，认为“愈研究它，就愈不易正确地了解真理”。他的哲学在当时具有抵制中世纪哲学、反对盲目宗教信仰的进步意义。但笛卡尔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几百年来形成的中世纪封建神学理论的影响，是一位把“灵”与“肉”截然分开的唯心主义的二元论者。他曾开诚布公地表示，要“服从我国的法律与习俗，坚决奉守由于上帝的恩宠使我从小就受它教养的那个宗教”。
下面让我们看看，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对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产生了哪些影响。笛卡尔在《方法论》中，提出“思想应有条理”，科学的认识必须“明白与确切”的方法准则。就美学而言，他主张制定出严格的规则，以使文学艺术体现理性的标准。在1644年出版的《哲学原理》中，他对伦理学的一些问题作了简要的论述，认为“灵”与“肉”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条件反射进行的，但心灵或意志力能够控制本能的冲动和生理上的欲望。他强调，肉体的卫生是重要的，但同时也需要精神上的卫生。笛卡尔的这些观点，在古典主义文学中发展成为克制个人情欲、履行公民义务的原则。我们在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中，可以看到笛卡尔理论的明显印记。古典主义的文学理论，崇尚理性，重视规则，要求作品层次清楚、结构明晰、逻辑性强，这与唯理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笛卡尔的唯理论不仅为古典主义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还在下一个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启蒙主义者的思想旗帜。
伽桑狄 （1592——1655）是与笛卡尔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著名哲学家。他继承了古希腊机械唯物论的原子说，认为万物皆由原子构成。在代表作《哲学论文》中，他否定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强调归纳法，认为感觉是知识的首先来源。伽桑狄反对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和教会所提倡的禁俗主义，恢复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的快乐论，认为幸福 （灵魂得安宁、肉体无痛苦）就是人生的目的，而善行和幸福是一致的。伽桑狄曾作过莫里哀的同学沙派耳的家庭教师，据说他俩（莫里哀和沙派耳）一同听过课。实际上，在笛卡尔与伽桑狄之间，莫里哀更接近后者。伽桑狄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利益，对莫里哀的喜剧创作影响较大。
贵族沙龙文学与市民写实文学的对立
一 两种文学的对峙
古典主义是十七世纪法国文学的主流，但在该世纪上半叶君主专制制度巩固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两个彼此对立的文学流派同时存在，这便是以矫揉造作为特点的贵族沙龙文学和以粗俗旷达为特点的市民写实文学。这两种文学的对峙，是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下层市民之间的相互矛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我们知道，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领域中，体现君主专制政体要求的是古典主义。与此相反，贵族沙龙文学和市民写实文学是在封建王权受到挑战、分立主义大肆泛滥之时兴盛起来的，因此古典主义文学必然要在反对和抑制这两种文学流派的斗争中开辟自己发展的道路。贵族沙龙文学和市民写实文学是各走极端的两个流派，彼此的特点泾渭分明，毫无调和的余地。但古典主义文学与这二者的关系，就不仅仅体现在简单的对立上了。首先，许多古典主义作家都是贵族沙龙的常客，因此，他们在抨击雕琢矫饰的沙龙文学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古典主义悲剧的过分典雅的风格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市民写实文学的作家具有比较激进的民主思想，他们蔑视封建道德，提倡按个性自由进行创作，但其中有人并不完全否定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认为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原则是必要的、合理的，因为它们能够帮助诗人正确地从事写作。下面，具体谈谈贵族沙龙文学和市民写实文学的情况。
二矫揉造作派文学
在西方艺术史上，一般把十七世纪称为“巴罗克时代”。“巴罗克”源出葡萄牙语的“barroco”一词，意为“不合常规”，特指各种外形有瑕疵的珍珠。巴罗克风格形成于十六世纪末，盛行于十七世纪，主要体现在当时的建筑样式和绘画艺术上，其特点是：气势恢宏，色调奢华，线条多变，富于动态。在十七世纪末以前的艺术批评中，“巴罗克”泛指各种稀奇古怪、离经叛道的事物，进入十八世纪后，该词便具有了贬义色彩，用来指称违反自然规律和古典艺术标准的作法。
矫揉造作派文学是巴罗克风格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其特点是：格调衰颓消沉，内容离奇怪诞，语言纤巧雕琢。意大利诗人马里诺（1569——1625）和西班牙诗人贡格拉 （1561——1627）是西欧矫揉造作派文学的奠基人，他们对法国沙龙文学矫饰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马里诺和贡格拉的生活态度是悲观的，在他们的眼中，世界充满了怪诞的结合，一切都支离破碎、杂乱无章，人生虚幻如梦。在创作中，他们常常把相互排斥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并信手造出许多奇特的比拟，以达到语出惊人、惹人注目的目的。这类例子很多，象“贫困的富人”、“快乐的痛苦”、“甜密的地狱”等。在他们诗歌中，星星是“安葬白日的火炬”；女人的樱桃小口是“诱人的监狱”；人生是“追求阴影的狂兽”。矫揉造作派文学从意大利和西班牙传入了法国，我们可以在贵族沙龙文学中看到它的种种表现。
三朗布耶侯爵夫人公馆
十六世纪末法国国内宗教战争结束后，大批贵族离开他们世代相传的庄园，逐渐汇集到凡尔赛宫和巴黎，这是贵族沙龙文学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些人饱食终日，自命不凡，与资产阶级“老粗们”的审美趣味势不两立，于是便组成了自己的社交小圈子。他们聚在贵妇人的客厅中谈论政治和艺术，朗诵诗歌和剧本，久而久之，“沙龙”（Salon，法语意为“客厅”）就成了贵族阶层社交集会的代名词，沙龙活动的参与者所创作的诗歌、小说、剧本等作品统称为沙龙文学。
沙龙之风从路易十三时期开始盛行，其中以朗布耶侯爵夫人 （1588——1655）的公馆最为著名。这座豪华的宅邸座落在圣托马大街，与卢浮宫毗邻，朗布耶侯爵夫人从1608年开始在这里主持由社会各界名流参加的聚会。侯爵夫人的父亲与前面提到过的西班牙诗人贡格拉相识，她的母亲祖籍意大利，与巴罗克诗人马里诺有交往，因此，朗布耶沙龙最先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矫揉造作派作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十七世纪上半叶，几乎整个法国上流社会的雅士文人都亲临过朗布耶公馆，并都以能跻身于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社交圈子为荣。马莱伯、夏普兰、高乃依和巴尔查克等人，也都是那里的常客。朗布耶侯爵夫人的原名是卡特琳·德·维沃娜，但由于卡特琳这个名字与她高贵的身份不太相称，奉承者便把其中的字母打乱，重新排列，煞费苦心地组成一个个新的名字加以选择。最后，马莱伯送给女主人的雅号“阿尔泰妮斯”（Arthénice）被众人采纳了。朗布耶公馆不仅是文艺界人士聚会的场所，也是政治反对派的活动中心，“投石党运动”的领导人在那里被尊为上宾。
四沙龙文学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由于当时贵妇人在沙龙中的作用十分显著，一些作家便专写纤巧的情诗和谄媚的书信以取悦于她们。这方面的代表是伏瓦蒂尔 （1598——1648）。在朗布耶公馆，女主人的女儿朱莉是人们赞扬和恭维的主要对象。朱莉从孩提时起就习惯了男人对她表示敬意，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得到过那么多各种体裁的赞美诗。人们把她比作缪斯 （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方面的九位女神的通称），比作百花，比作女神。伏瓦蒂尔则另有高论：朱莉被心怀嫉妒的的神仙变成了金刚石，这块宝石虽然精美绝伦，但是冷漠、固执、高傲，任何力量都无法打碎，经得起铁与火的洗礼。溢美之词，至此而极。
除了书信和短诗外，沙龙文学的作者还创作了长篇田园体小说和长篇历史体小说。田园体小说是在封建时代初期的骑士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循世倾向。奥诺里·杜尔菲 （1568——1625）的《阿丝特里》是这类小说的代表。故事的大意是：牧羊女阿丝特里是牧羊人塞拉东的情人，塞拉东由于无端受到阿丝特里的猜疑，在绝望中投河自尽，但被仙女救起。此后，他便乔装成牧羊女，与阿丝特里朋友相称，直到阿丝特里亲口提出要他恢复原貌，二人才又言归于好。虽然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但书中数不胜数的穿插事件把故事越拉越长，结尾时全书已达六十册，前后共用了二十年才发表完。正是因为《阿丝特里》迎合了长期战乱后贵族们逃避现实的情绪和留恋昔日安逸生活的心理，法国贵族社会在整整三十年间都一直为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命运而叹息。
长篇历史小说一般描述和表现王公贵族的尚武精神和冒险轶事，主要作品有贡伯维尔（1600——1674）的《波勒山大》和卡普勒内德（1609——1663）的《卡桑大》和《克莱奥帕特》。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作了理想化处理的法国贵族，其特点是勇武而多情，为了博得情人的欢心，他们不惜冒死与仇敌决斗。后期历史小说在题材上有一些变化，女作家斯居戴利 （1607——1701）与其兄合著的《伟大的西律斯》和《克雷里》已不再表现贵族勇武多情的风采，而是假托古波斯、古罗马的题材对贵族心理情感进行刻画。《伟大的西律斯》曾畅销一时，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历史小说的结构松散，篇幅冗长，一般都有四、五千页，其中《伟大的西律斯》竟达一万五千页。
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沙龙中的矫揉造作之风日甚一日，没落贵族终
日沉醉在自我标榜的玄想之中，沙龙文学已呈颓势。当时沙龙中流行的“雅语”已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例如“眼睛”叫作“灵魂的镜子”；把“喝水”说成“一次内部的洗浴”；称“镜子”为“丰韵的顾问”；“跳舞”则要说成“赋予我们脚步以灵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更为荒唐的是，沙龙作家竟使他们笔下的古代人物也同操这种“雅语”，试问这是何等的不伦不类！1659年，莫里哀的剧团首次上演了他的喜剧《可笑的女才子》，对这种矫揉造作的沙龙习气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挖苦。其他一些古典主义者，如布瓦洛，也都对这种不良习气有所指责。
五市民文学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与沙龙文学逃避现实的倾向相反，市民写实文学力图使读者返回现实生活，主张真实地反映世界。这类作家不受文学戒律的约束，力求按个性自由进行创作，表现出资产阶级下层市民在文学上摆脱王权控制的倾向。市民写实文学的作者也被称为“自由思想派作家”，早期代表是讽刺诗人雷尼埃（1573——1613）和德·维奥（1590——1626）。他们反对以朗布耶公馆为代表的沙龙文学的矫饰之风和马莱伯的诗歌理论，提倡“真诚”和“自然”的创作风格。他们的作品数量不多，内容有对于社会寄生虫的嘲讽，也有一些文学论战性的诗作。
市民写实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小说，比较重要的作家有莱索尔（1599——1674）、斯卡龙（1610——1660）、菲尔蒂耶（1620——1688）和贝尔日拉克（1619——1655）。这类小说侧重反映世态习俗，风格粗犷滑稽，充满蔑视封建信条的反叛精神。这里着重谈谈莱索尔的作品。索莱尔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是一位具有激进的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法兰西弘的真实趣闻》，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的讽刺手法，被法国文学史家兰桑（1857——1934）称为法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者描述了主人公法兰西弘在流浪中所碰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奇遇，反映出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的世态人情。书中除用了大量的戏谑语和粗鄙猥亵的双关语之外，还有不少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见解，例如“人间的安乐幸福是公共的财富，它不应成为独有的特权而应属于任何一个个人。”为了毫不粉饰地反映生活，索莱尔为这部作品选择了“卑微的”主题和“卑微的”主人公，他认为那些卑贱的行为能永远引起人们的兴趣。他还借书中人物之口，抨击了沙龙文学的田园体作品：“牧人们象哲学家一样大发议论，象最会献殷勤的上流社会人士那样表示自己的爱情。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事呢？……真的，世界在这里是倒转过来了。”当时一些作家常把自己的作品题献给达官贵人，针对这种风气，索莱尔在书愤然发问：“难道我们应在一小撮因托天之福、赖世袭财富而掩饰缺点的人们面前卑躬屈节吗？”强烈的反封建意识跃然纸上。他的另一部小说是《胡闹的牧羊人》，书中的主人公沉溺于《阿丝特里》之类缠绵哀惋的小说的意境之中，无法自拔，以致干出种种蠢事。显然，作者把讽刺的矛头直指贵族沙龙文学。值得指出的是，索莱尔并不完全否定古典主义的原则，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说：“事实上，他们 （指古典主义作家——著者）的那些准则不过是力求使诗歌更畅达，更合乎理性，谁又不愿意让诗歌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呢？虽然有人对我说，按照既定的规则写诗既困难又不方便，可是假如完全不遵守这些准则，那么随便什么人都会插手文学事业，艺术也就庸俗化了。”但他认为，古典主义诗歌有两个致命的缺陷——脱离生活；脱离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