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方面，乔伊斯也有着很高的造诣。他自信自己的散文能超过哈代、屠格涅夫等大作家。在中学时期的习作中，他就善于捕捉周边事物的细微变化，用特写镜头描写发生的各种微妙状态。这种习惯被乔伊斯保持下来并影响他一生的写作。在大学里，他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散文写作中这种独特的习惯方法。他把这种写作方法称为“顿悟”。“顿悟”本是一个宗教术语，在基督教中指基督显灵表明事物不朽的真实，乔伊斯把它引用为“精神”状态的突然显露”，即通过一段对话或一段述叙，用简短的语句表现出事物本身的某种情趣，或者是人物某种微妙的心理状态。整个大学期间，他记下了许多“顿悟”的材料，在提高散文写作水平的同时，也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当时，乔伊斯曾经把若干“顿悟”篇目寄给叶芝和其他作家阅读，获得他们的赞赏。这种依靠锐敏眼光捕捉镜头的白描手法，是乔伊斯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贡献之一，后来在许多小说创作中得到采用。
大学四年的生活，培养出乔伊斯“超然脱群”的性格。这种超然的态度首先表现在他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上，后来渐渐地扩大，表现在他与生活的关系上，最终成为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在宗教信仰上，乔伊斯背叛了母亲的意愿，抛弃了天主教信仰，进入大学的殿堂，但他对宗教不进行正面抨击，也不公开指责上帝的错误。这种既不信仰，也不抨击的态度，正是乔伊斯“超然”性格的体现。除了1901年曾经参加托马斯·阿奎那学会成立大典外，他从不参与各种圣餐之类的宗教活动，在他看来耶酥是人而不是神，耶酥基督的历史事迹只不过是人间的一个悲剧，它“体现着真理与■谬之间，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永恒冲突”，而向耶酥的顶礼膜拜是一种可笑行为。
对于爱尔兰诗人叶芝所领导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乔伊斯同样也是采用超然的态度。十九世纪末叶兴起的这场运动，要求复兴爱尔兰文学，开始的时候人们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甚至持反对态度。1899年5月，都柏林“爱尔兰文学剧院”成立，叶芝的《伯爵夫人凯瑟林》首先上演，此剧对愚昧的农民形象进行讽刺，暗中将予头对准了爱尔兰国民性的弱点和天主教会的黑暗。此剧演完，立即遭到社会各方面的责难。
都柏林大学的许多学生纷纷联名登报指责叶芝。乔伊斯则游离其外，虽然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参与此事，他却认为这个剧本有一定的价值，不愿意在抗议书上签名。随着这场文学复兴运动的发展，人们渐渐地转变了原来否定和仇视的态度，爱尔兰戏剧连连登场，受到人们的欢迎。此时，文学复兴运动已经和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学成为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工具之一。而对文学的这种状况，乔伊斯写成《下里巴人之日》一文。在文中，他又一次表现了自已对艺术的态度，认为艺术家可以“运用群众，但不能参加群众运动，必须超脱于群众之外。”“超然”的态度在这里表现得一览无遗，后来乔伊斯所走的不参与任何运动、不牵涉任何政治斗争的道路，这时已经是初露端倪了。
乔伊斯这种“超然”的态度并不是对什么都不关心。他主张每个人要有独立的思维，既不受别人主宰，也不去主宰别人；世界上的人和物都必须有充分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如艺术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并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从这种独立自主的思想出发，他反对天主教的精神统治和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因此，他后来虽长期侨居欧洲大陆，仍然念念不忘祖国的独立斗争，并以满腔的热情赞美自己苦难的祖国。
三
1902年，乔伊斯从都柏林大学毕业，获得了文学士学位。摆在他面前的是困顿的家庭和自己毫无着落的生计问题，他想学医谋生，但学费太高，再加上自己经济拮据，无法在国内实现这一“奢侈”愿望。
苦于生计的乔伊斯，这时向父亲提出自己的新想法：到法国去学医。一方面他想凭借自己的语言天才，到法国去教英语为生，同时学医；另一方面他也想摆脱爱尔兰狭隘封闭的环境，到巴黎这个欧洲的文化和艺术中心，领略那五彩缤纷的文化生活。老乔伊斯见儿子能自谋生路，就为他凑了一些路费，送他上船到巴黎。
到了巴黎之后，乔伊斯发现在巴黎学医并非易事。他生活无着，收入一部分来自他的教书所得，一部分来自投稿收入，除此之外，远方的父母还时不时也给他寄一点钱。贫困的生活并没有使乔伊斯气馁，巴黎的生活吸引着他，开放的环境、充实的精神生活使他流连忘返。他经常跑图书馆，日夜读书，有的时候饥饿难忍便在大街上乱走，边走边背诵诗文。这段类似于斋戒冥思的时间，实际上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做了重要的精神准备。这期间，柏林文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也为乔伊斯提供了不少帮助，诗人叶芝和戏剧家格雷戈里夫人为他的投稿联系了不少刊物，使他在困境中得到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
物质生活上的贫乏，并没有难倒乔伊斯。精神上的富足，使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他早就看到，象但丁、易卜生这样的大作家，都是在离开自己的家乡后才写出不朽著作的，前人所走的路程正是乔伊斯将要走的道路。离开了爱尔兰使他摆脱了精神上的桎梏，虽然当时他只写一些文学评论和短文，但他对自己的文学前途充满信心。多年以后，乔伊斯回想当年侷促状况，不禁感慨：“当时我想只要能写作，我愿意过任何生活，甚至如古希腊哲学家以桶为家。”
1902年底，乔伊斯回爱尔兰度圣诞节。一月后，又回到巴黎。1903年4月，接到母亲病危的音信后，又从巴黎返回了都柏林。虔诚的母亲在临终时仍然念念不忘乔伊斯抛弃教职的事，她要求儿子向上帝忏悔并皈依基督，但乔伊斯不听从她的话，不愿意这样做。母亲去世之后他时常为自己没有答应母亲的最后一个要求感到内疚，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的恩宠。这种感情在心头愈积愈浓，使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除的内疚感，并常常在作品中流露出来。《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主人公斯蒂芬·德迪勒斯得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回，但在母亲弥留之际，却有意拒绝她的请求，不在床边跪下并祈祷。这一情节，实际上是青年乔伊斯本人心理状态的反映。
母亲死后，乔伊斯一家的生活更加困顿贫穷。老乔伊斯对众多子女的生活不仅漠不关心，而且态度恶劣，终日喝酒调侃，不管家中的任何事务。身为长子的乔伊斯到处寻找工作，但一无所获。他还结交了一批无所事事、玩世不恭的青年。与这些人相处久了，乔伊斯也跟着酗酒，在狂饮之后获得精神上的暂时解脱。这种狂饮的恶习，使他的生活更加困难，也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
从1903年4月到1904年10月，这一年半的都柏林生活中，乔伊斯过着痛苦、内疚而潦倒的生活，但其中偶尔也荡起欢乐的涟漪。就在这一段时间内，乔伊斯认识了18岁的少女娜拉·巴纳克尔。两人一见钟情，随即约会定情。娜拉来自爱尔兰的西部地区，那儿仍然保持着纯朴的古老民风，对于这样的纯情少女，乔伊斯向她献上自己无限的温柔和爱意，从此他摆脱了母亲死后的孤寂和内疚，日子也一天天变得欢快起来。乔伊斯对初次约会的日期十分看重，这个日子给他带来新的欢乐，使他感到自己是个完整的人。为了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乔伊斯在巨著《尤利西斯》中将它——1904年6月16日定为全书情节发生的日期。后来，乔伊斯成为世界大文豪，这个日子也被西方文学界定为节日，并以《尤利西斯》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命名为“布卢姆日”。
1904年也是乔伊斯正式开始小说创作的第一年，他的三部著名小说
《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尤利西斯》都和这一年有关联，因此这一年也算是乔伊斯创作有纪念意义的大年。《都柏林人》是一部以描写都柏林人生活状况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1904年，乔伊斯与出版商乔治·罗素相互通信，关系密切，他常把自己写的一些长篇小说原稿寄给乔治·罗素看，罗素看后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便约他写一些以爱尔兰为背景的简短的短篇故事，准备刊登在一份农民刊物《爱尔兰家园报》上，每篇稿酬一英镑。乔伊斯立即答应，并以斯蒂芬·德迪勒斯的笔名写了《姊妹们》、《伊夫琳》、《比赛之后》等三篇小说。乔伊斯的小说在这家刊物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激烈的讨论，他们猛烈地攻击乔伊斯的作品，要求编辑停止刊登这一类小说。迫于这种压力，刊物主持人只得退出乔伊斯的约稿，停止刊登他的文章。但是乔伊斯坚持写下去，到1914年集成《都柏林人》出版。这部作品包括十五篇短篇小说，初步建立了乔伊斯的文学声誉。同在1904年，一个新的刊物创刊，提出冲破宗教束缚投身生活与艺术的口号。乔伊斯闻讯后，惊喜万分，写出了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艺术家的肖像》，不久投稿被退回，他并不气馁，立即以同一主题撰写长篇小说《斯蒂芬英雄》。这部小说以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为素材，描写详细而动情，态度坦率而真挚。但乔伊斯嫌自己写得粗糙，认为它缺乏必要的艺术安排，主人公没有自己的个性，于失望之中想把一千多页手稿投进火炉，幸亏有患难相随的妻子娜拉及时抢救才没有付之一炬。《斯蒂芬英雄》一书，于1944年作者死后才出版。1914年，乔伊斯又根据《斯蒂芬英雄》改写出一部新的作品—— 《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小说于1914年到1915年在《自我主义者》杂志上连载，并于1916年正式出版。发表的时候，作者在标明写作年代时题为：“都柏林1904——的里雅斯特1914”，说明1904年正是他文学创作的正式开端。另一部与1904年有关的小说是乔伊斯的扛鼎之作《尤利西斯》，这部小说就是在这年内奠定生活基础的，而且1904年的6月16日正是全书发展的开端期。
这些都把乔伊斯与1904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有人评价他的生平时说：1904年是乔伊斯最痛苦、最辉煌、最幸运的一年。这是有道理的。
四
1904年10月，乔伊斯偕同妻子娜拉又一次离开了爱尔兰，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祖国（除了1909～1912年三次短暂回国），娜拉一直陪伴着丈夫到处流浪，默默无闻地为他服务，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对丈夫的创作只是一知半解，但是具有爱尔兰西部的淳朴真诚，处事端庄稳重，使乔伊斯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夫妻二人恩恩爱爱，感情真挚而巩固，起初他们一直未办结婚手续，到1931年才补办手续。
在国外，乔伊斯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经常为生计而奔波，出国时旅费全部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后来他虽然找到一些比较正式的工作，但债务和嗜酒把这一部分微薄的收入光得精光，因此他总是入不敷出，过着窘迫的生活。后来，乔伊斯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找到一份教外语的正式工作，生活暂时有了着落。1905年，他邀请国内的弟弟斯坦尼斯拉斯同来教英语，弟弟为人老诚稳重，对他很有帮助，但生活的窘迫状况并未由此而改观。为了家庭和自己的消费，乔伊斯四处出击，设法多赚一些收入，他什么活都干，给人家搞家教，开讲座谈爱尔兰文学和英国文学。他还凑资本到都柏林开电影院，在的里雅斯特市代销爱尔兰花呢，并且在罗马当了半年银行职员。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乔伊斯家财紧缺的的状况，1907年7月，他的第二个孩子露西娅出生的时候，自己正患风湿病住进了医院，他妻子不得不在贫民救济病院分娩。
生活上的艰辛并没有动摇乔伊斯的创作信心。对于他来说，似乎只有彻底摆脱爱尔兰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才能完全客观地描绘都柏林生活。侨居国外之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创作，《斯蒂芬英雄》到1906年写成25章后才搁笔，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好几篇文章也是在出国之后才完成的。
和乔伊斯寻找工作一样，他的发表创作过程也是历尽艰难，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要辗转好几家出版社后才能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抒情诗集《室内音乐》早在1904年9月就送交给都柏林的一家出版社，不久即被退稿。经过四次同样的命运，这部作品到 1907年5月才由第五家出版社出版。纵观乔伊斯各部作品的出版经历，这部作品还算是幸运的。
《都柏林人》的出版过程比《室内音乐》更为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都柏林人》不合当时一些读者的“口味”，从而遭到扼杀的命运。许多具有传统思想的人十分痛恨这部小说集中的“不雅之处”。此外《都柏林人》还赤裸裸地揭示了爱尔兰社会生活各种大大小小的丑恶这种毫不粉饰的文风与当时歌功顺德的传统格格不入，使许多读者不能容忍。而且这本著作中许多地方触及英国国王的尊严，一些词句也容易引起纠纷，使许多出版商不敢贸然出版这本书。乔伊斯对这一点似乎早已有所准备，早在1904年5月4日，他在给一出版商的信提到《都柏林人》的创作目的。他在信中说，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要为他的国家谱写一章道德史，而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都柏林是瘫痪的中心。他还宣称书中确实有“不雅之处”，但这是爱尔兰现实的准确反映，此书是他为爱尔兰社会”精心准备的一面明镜，”如果加以修改，“势将妨碍爱尔兰人民从中获得一次看清自己面目的机会，从而关注爱尔兰精神文明的发展。”正是在这种不屈不挠思想指导下，乔伊斯一次次与出版商谈判破裂，经过许多家出版商的反复，直到1914年6月，此书经过少量的修改正式出书。从成书到出版，《都柏林人》先后转折于22个出版商之间，最后被人接受却又压了8年才得以问世。有一次，一个出版商甚至要求乔伊斯赔偿经济损失，而后在全书已经印完只欠装订之际，被印刷主全部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