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是在9岁那年患上哮喘病的。一天，当他和父母、朋友们从布洛涅树林散步回家时，突然感到透不过气来。这是他哮喘病的第一次发作。这种痛苦的间歇性的疾病从此在他身上扎了根。露天地带、乡村、树木的气味和花香都可能使他窒息。呼吸于他成了一种潜在威胁与惩罚。这以前他的身体就不是太好，因而也就更多受到家人的关心和爱护。患上这种难于医治的疾病后，他所受到的优遇更是无以复加了，而他却反而时时感到被遗忘、被冷遇、被苛待。他形成了一种“弱者意识”，只觉得生活亏待了他，只知道自己需要满足，而不考虑自己的要求是否过分，是否让亲人们为难。他只知道自己易受伤害，而不知道他也会让别人伤心——当然，后来他知道了，一方面他知道应该克制自己，一方面本心又难以克制，这种强烈的内心矛盾更使他的性格变得乖戾。造成这种乖戾性格的，还与他和别人的矛盾有关——必竟，他的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不是每个人都能容忍，也不是他的亲人时时都能容忍。所以有时他也会遭到挫折，从而更增强了弱者意识，更加不知所措、乖戾无常。
如果人们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这位暴君的每一桩暴行都是他内心脆弱的反映。在《让·桑德伊》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起先他冲自己发脾气，继而又把怒气发泄在父母身上。因为他们使他苦恼，使他手足无措，痛苦万分，是他们惹得他哭闹，害得他失眠，他本想使他们不痛快，或者在他母亲进屋时，虽不至于痛骂她，但至少要告诉她：他不想再学习；每天晚上要到外面过夜；而且告诉她：父亲是个坏蛋……但他这些话无处诉说，闷在心里，犹如一剂毒药，无处排泄……他站起身，扑向壁炉，随即听到可怕的一声巨响：这是母亲用一百法郎给他买来的威尼斯玻璃杯，被他摔得粉碎。
可以看到，马塞尔的这种歇斯底里是由于他无法克服虚弱、失眠和种种身体上的不适，而不由自主地在父母面前表现得暴烈。种种狂乱的意念和行为都是生命力被病魔抑制和摧残后的带有下意识性质的宣泄，正如婴儿久啼不止是因为病痛或别的什么不适一样。马塞尔经常无端与父母作对，这实际上是因为没人能解除他的痛苦，他才于潜意识中怨恨本该具有那种力量的父母，而行动上则不与这种潜因直接相关。他对亲人的不满与敌视，其实是不满与敌视那无形的病魔，无形的命运，而转嫁到与他命运息息相关的亲人身上。所以，他是个可怜的软弱的暴君。在他的本性与理性中，并不缺少一个好孩子的成分。据与他同时代的作家莱昂·皮埃尔·坎 （1895—1956）为他所作的传记中说：“他从母亲那里学到了憎恶谎言、一丝不苛、自我献身精神，尤其是无比善良等许多优秀品质。”他最喜爱“大自然中美的、善的和伟大的东西。”最讨厌“对于美好事物的麻木不仁，对于感情的温馨一窍不通的人”。他在摔碎花瓶后，随之不由又谴责自己给父母造成了一桩不幸。他知道是非，只是疾病使他不能自制。在他身上发生了许多事，体现着这种常态与病态的矛盾，一方面他作了很多对不起父母乃至不容于世俗的事，另一方面他又自觉这是可耻的，只是把握不了自己。因此他的心理失去了平衡。当他有足够的闲暇反思时，他的正常理性对一生的反常行为进行批判，使他为自己的可耻惶惶不安。他要将这些写出来，既然时间没有消除记忆，那么他就要让昨天重现，在今日得到裁判、解释，从而获得心之安宁。
上述疾病、弱者与暴君的关系及其体现的心理奥秘只是在马塞尔与其亲人之间考察的。一个人总是一个社会人，当他走出家庭时，他的疾病又给他带来什么影响呢？“弱者意识”仍然是最直接的，而且更鲜明，不象在家庭中，为“暴君形象”所掩盖。因为社会要求他更多凭理智行事，而不是凭感情。况且，社会也不会象家庭那样放任他，所以尽管他充满不适，需要发泄，却不得不自制。走出家庭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弱者。1882年，他进巴黎贡多塞中学读书。《让·桑德伊》中述及这一时期的情形。当时，班上有几个男孩子专门与他作对，而他反而欣赏他们的机灵，并且对他们不喜欢他感到失望——这是典型的弱者心态，与前面的对亲人凶相应，而对“仇”人却善。后来他还写信给他们，以为自己无意中得罪了他们，试图求得和解，交好。这诚然体现了他善良的本性，但也可说是一个缺乏常人的健全体魄和广阔天空的病孩子的卑弱、自贱心理，所有常人对他都存在一种压迫，他或者狂躁地发泄，或者扭曲自己去忍受，而这种扭曲使他更加狂躁，所以他在家中就更象个暴君。只是这个暴君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逢迎着父亲，显出他的软弱本性。他压抑、扭曲了几十年，内心郁积了许多委屈与痛苦，由于年久，已成莫名，难以排谴。只有那支神来之笔能触及灵魂深处，只有那长河般的小说能泄尽一生衷曲，弥补那残缺不全的生命。这也是他创作的潜在需求与冲动之一。
总的来说，即便在家中，“暴君”也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而不是全部，是偶尔而不是经常。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接受了更多社会规范，懂得了是非曲直。仅从需要爱抚这点来说，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温和，替别人着想。加上他本性中的柔弱成分，加上他的聪慧、机巧、善解人意，他常在恰当的时机表露出优雅可爱的言行，从而让亲人、家佣们感到宽慰。他除了需要更多的关照来抵消疾病给他带来的更多的痛苦外，并没有更多的奢求，对人也并无敌意，相反由于饱受宠溺，加之心性柔弱，因此更多是与人为善。他除了在受到病痛侵犯时，对人从无恶意，诚恳待人，所以他的恶劣的一面得到宽谅，他仍然保有了家人和亲朋的关心与爱抚。但是，这种关心、爱抚也许仅仅是弥补了他痛苦生命的额外需要，算不上一种幸福吧，他很少有愉快、安慰的感觉。即便是给了他无限精神力量的母亲，他也时时对她怀着怨意。写她对经常带着泪水。在第二部第二卷中，他写到他与外祖母去巴尔贝克前在火车站与母亲告别时的心理：“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我母亲没有我，不为了我，而过另一种生活也能活。她就要和我父亲一起去住。说不定她觉得我身体不好，神经过敏，把我父亲的生活搞得更复杂，更惨淡了。这次分别使我更加难过，因为我心中暗想：说不定对我的母亲来说，这是我引她不断伤心的结果。她没有对我说过我怎样不断使她伤心，但是经过那些事之后，她明白再也无法共同度假了。说不定也是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初次尝试。随着父亲和她年岁的逐渐增大，为了将来，她要开始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另一种生活。这就是与从前相比我与她见面要少，她对我已经有些形同路人；她成了一个人们看见她独自一人回到一幢房屋的妇人，而我并不在那房屋中；她向看门人询问是否有我的来信。这种情形，甚至在我做过的噩梦中也从未出现过。”从他的两部小说中，人们看不到多少欢乐的笔调，看不到他对亲情和爱情深怀感激，相反是忧伤、愁苦或是一种“万事皆空”的意味。这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复杂的人，如果人们不能清楚认识到他多样矛盾的性情及其自身生理原因和家庭社会原因，是无法理解他的创作的，也无法理解他步向成年后的生活。
幻想世界
要想了解疾病对普鲁斯特一生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必须首先了解哮喘是怎样一种病。当然，影响普鲁斯特一生的因素多种多样，他的一切思想、行为、成就、过失等等应当归因于一种综合作用，比如说先天遗传、家庭影响、社会影响。生理疾病只是其中之一，并且它往往只是对其他影响力加以辅助或促成，而这种影响力又是其他许多作家没有的，因而是他区别于他们的独特性所在。
哮喘病，或叫“支气管哮喘”，是一种较常见的呼吸道过敏性疾病，表现为阵发性气急、胸闷，伴有哮鸣音和咳嗽、咳痰等症状。病因很复杂，有的是因对外界的一些过敏源如花粉、灰尘等产生过敏反应而引起，有的是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吸入冷空气或油烟时诱发。身体虚弱、情绪波动、过度疲劳也可导致发病。
普鲁斯特不仅患有哮喘病，而且患有失眠症，这二者本就有所关联，更兼互相加强，使他深为所苦。在贡多塞中学读书期间，他经常缺课，因为忍受不了噪音、风尘及某些不友好的同学人为施加的刺激，而不得不蜷缩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或是安静的花园中。
就这样，他失去了常人乐趣，不能象别的男孩子一样嬉闹，随心所欲地“流窜”于街巷、园林和田野，或是和父母周游列省。曾经有一次，他的父亲允许他在一个他神往已久的地方，即《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到的巴尔贝克，可是，由于他太激动了，以致虚弱的神经承受不住兴奋，在即将成行时，他竟病倒了。原著中的描写可能综合了他第一次哮喘发作和后来发作的情形。这表明他已不得不放弃许多乐趣，不得不惆怅空望广阔天空，龟缩在自己的小领地里。他不得不经常独自一人，忍受寂寞。
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个人和身子只需一点点空间就够了，可那方寸之心，却需要有一个宇宙来寄托。那么，普鲁斯特能以什么来打发无数虚渺空度的时光、来寄托他的心灵呢？以幻想，以别人 （主要是作家）构建的和自己创造的幻想世界。他或者看书，他的思绪沉浸在这个与他本来无关的虚幻王国里，它便成了他的王国；他的情感渗透到那些陌生、遥远的人物身上，他便成了主人公。现实中失去的一切，在书中都重新找回了，正是因为他早早领略到虚幻王国的魅力，后来才要亲自去构建一个更为真实，属于自己的王国。他或者遐思，对着天空，对着流云，他想到了亲人，想到了自己，想到了某本书的情节，或者某段音乐，所有贮存在脑海中的物象、感觉、理念都飘进了天空，附着于流云，它们纷纷涌涌，闪烁不定，碰撞交错，综合变形，于是单色调的云朵成了七彩，空落的天空变得绚丽，他的幻想世界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实世界，变得丰富多采，浩瀚无穷。以至当他试图从回忆中重觅幸福，却感到真实轨迹过于单调，重现的世界空白太多时，他将幻想世界也找了回来，使他的一生变得充实、完美。昔日的一棵树，折射出一千道光芒，昔日的一朵花，呈现出一千种色彩，昔日的一段旋律，融汇了一千种情感，昔日的一座钟楼，沟通了一千种意念。这些光芒、色彩、情感、意念又在现实中经过无数次反射、折射，变幻无穷，最后就化作了人们眼前这部宏传、瑰丽的作品。
既然现在幻想世界已经化成了具体的作品，那么人们通过他的作品也可反观他的幻想世界——不过，他的幻想世界是一个四维空间，即在时间中流动、演变的世界，而人们仅能选取一些凝静的横截面来探讨。
众所周知，幻想来自于现实，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而且这两种经验的作用是相互加强。书本、戏剧之类是普鲁斯特幻想世界的原材料之一部分，它们通过他的经验“审查”而被纳入他的世界，并与他的经验一起来扩建幻想王国。在《在斯万家那边》中作者写到，在贡布雷时，他很热爱戏剧，但是，他的父母不允许他去看戏，于是他就充分发挥想象力，以满足自己的渴望。他常常跑到广告亭去看新戏预告，那预告上的剧名和海报的颜色是他想象的出发点，而他的经验是这种想象的基础，于是，《王冠上的钻石》被他想象成光采夺目，而《黑色的多米骨牌》则被想象成悱恻缠绵。普鲁斯特不仅喜欢联想，而且善于联想，能够充分调动起各种经验，运用通感，将一些简单的内容想象得丰富多彩。随着他经验的增多，即使没有外界景观作为基点，他也能在内心组构另一个宇宙。他的作品就是这个宇宙的外化，物质化，文字化。认识这个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幻想世界，人们既应该看到，真实世界的影子既无处不在，又不能确定它在多大程度上等同于原貌。它是普鲁斯特对一生经验的多重加工、综合变形而成，是一个既确定又不定的亦真亦幻的心灵王国。
疾病阻止了普鲁斯特去看戏，旅游，于是他常常只能任思绪飘游。书当然是最好的落点，因为书本来就是想象和幻想的产物，它可以直接取代读者的想象与幻想，使读者的意识与它的内容契合，这与嬉戏中的孩子全神贯注于他的玩具或玩伴，以及加上时空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流程一样，只不过，后者往往是因为意识的对象的客观性而束缚了意识，使意识不得飞越现实而自由翱翔，前者则因为意识的对象是虚幻多变、超越现实羁缚的，因而有助于想象力的发挥。一个在游戏的欢乐之后，他的意识也疲倦了；而那些神话、童话由于没能满足生命力宣泄的需要，意识与物质分离，所以他的思维反而更加活跃，要以自己为主人公重新去构建神话、童话。普鲁斯特这样描写他读书后的感受：“故事发生的环境已经不如书中人物的命运那样深入我的内心，但它对我思想的影响，却远比我从书上抬眼看到的周围风物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有两年夏天，我在炎热的贡布雷的花园中，就因为当时新闻记者的那本书，我竟神往一片山明水秀的地方，希望在那里见到许多水力锯木厂，见到清清流水中有好些木头在茂密的水草下腐烂，不远处有几簇姹紫嫣红的繁花沿一溜矮墙攀援而上。由于我的思想中保留着这样的梦，梦见一位女士爱我，所以我对那片山川的神往也同样浸透了流水的清凉；而且无论我忆及哪一位女士，那一簇簇姹紫嫣红的繁花会立刻在她周围出现，好象专为她添色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