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当梅拉妮宣布她将离开马赛去巴黎的时候，贝尔没有象当初在巴黎时那样抱定与她同甘共苦的信念，那样欣然与她同往。这次他对她说，他决定继续留在马赛。
1806年3月1日，贝尔送梅拉妮上马车。在动身的那一刻，他百感交集，既感到一种莫明的忧郁和悲伤，又稍稍有一种解脱和获得自由的感觉。
贝尔和梅拉妮就这样分手了。虽然后来梅拉妮曾写信请求他回到巴黎，而他却以种种借口拒绝。
1806年下半年，贝尔靠他在拿破仑手下当将军的亲戚皮埃尔·达碌伯爵又在军队中谋得了一个职位，并随军征讨德国，很快就飞黄腾达了。于是对梅拉妮的事渐渐地就不放在心上了。若干年以后，贝尔随拿破仑大军进军莫斯科时，意外地遇见了他和梅拉妮在马赛时的朋友、男高音歌唱家塔尔基妮，从他那里了解到她已经嫁给了莫斯科的一位叫巴斯科夫的地主。这时贝尔才发现自己的内心是如此地怀念着梅拉妮。他急切地想找到梅拉妮，向她表达自己的感情，他甚至还跑到当时已经是漫天大火的莫斯科城区去寻找梅拉妮的住处。可后来才知道梅拉尼已离开莫斯科回法国去了。贝尔在执行军事任务中，也没有忘记写信告诉巴黎的朋友照顾好梅拉尼，并让她用自己在巴黎的那套房间。
进攻莫斯科是个失败的战役。贝尔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了巴黎。这时梅拉妮已先他两个星期到达了巴黎。在朋友的安排下，他们见了最后的一面。
那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夜晚。贝尔在客厅里恭候着梅拉妮，想象着六年以后与她重逢会是怎样的情景。这时，一双纤细修长的手蒙住了他的双眼，梅拉妮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她那滚烫的手掌夹住他的鬓角，捂住了耳朵。她用面颊紧紧地贴在他的头上。
他们的见面是愉快的。梅拉妮依然是那么漂亮。他聆听着她那歌唱演员的美妙的嗓子发出的声音，观赏着她面颊上两个十分熟悉的酒窝和她那娇小玲珑、象希腊雕象一样完美的身段。他急切地告诉梅拉妮，到达莫斯科的那一天，他象发了疯一样，怀着一种克制不住的愿望，无论如何要在这燃烧着的城市找到她。他闯进一条死胡同，四周是燃烧的房屋，火星纷纷落在他的衣服上，睫毛和眉毛都被烤焦了。要不是一个叫阿尔杰米索夫的农民帮助，他恐怕已葬身火海了。梅拉妮说：“亨利，非常幸运的是，无论对您还是对我，俄罗斯都将仅仅是一种回忆。”
梅拉妮告诉贝尔，她的丈夫巴斯科夫是俄国的一个拥有一百七十六个魂灵的地主。封建的俄国，以拥有家奴的“魂灵”的多少来衡量财产的多少。她和巴斯科夫结婚后根本没有爱情。后来这个地主被当地的农民打死了。梅拉妮决不愿意充当一个俄国的地主，而她的女儿又不幸死去了。于是她毅然只身回到了巴黎。他们这次热烈的交谈其实并没有给他俩的重归于好带来任何希望。比起六年以前，他们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梅拉妮在与贝尔重温旧情的同时，也明确地告诉他，这次相会只是“说明帐目已经算清的那一页末了的最后一个数字。”
这天晚上，梅拉妮为贝尔做了一顿马赛晚餐，也是他们俩最后的晚餐。
重回军营
好象是生活特意为司汤达所作的安排，他年轻时的学习和实践总是交替着进行，使得他对生活的理性认识不断地加深，思想和智慧上也不断臻于成熟，这或许可以说是他的一大幸运。
司汤达在皮埃蒙特的军营里执行卫戌任务中得了一场病，回到他的家乡格勒诺布尔休假三个月，见到了已经老态龙钟的外祖父甘尼永和已经长成一个十六岁的美女的妹妹波莉娜。随后他干脆辞了在军队的职位，于 1802年春天重又来到了巴黎。他决心继续用知识来武装自己。
在这一时期，他大量阅读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接受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的思想，这对他的社会和人生的基本哲学观点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文学上，他对莎士比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定期跟一个爱尔兰修士学习英文。有时早晨六点就起床开始读书和研究。可是这段时间的学习和研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著名的作品。我们不仿把它作为一个知识的吸收和积累的阶段。紧接着就发生了与女演员梅拉妮·吉尔贝的马赛之恋。贝尔只身回到巴黎后，又一次投身军营。他成了近卫军里的一名军需官。这时司汤达的日记已经记到了1806年10月。法国已经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已经由第一执政变成了皇帝，并且加快了远征扩张的步伐，与英奥、俄等国展开斗争。1805年的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胜利后，欧洲的第三次反法联盟崩溃，拿破仑威震全欧。1806年10月的耶拿战役，法军又把普鲁士军队打得全军覆没，从而占领了德国。就在耶拿战役胜利后不久，司汤达和他的二堂兄马夏尔·达碌一同出发到德国。在德国，他经常路过一个位于易北河畔的普鲁士小城，这个小城名叫“司汤达”，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里是法国著名史学家温克尔曼的诞生地。后来，他的那篇优秀的游记作品《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首次采用了“司汤达”这个笔名。以后的许多重要作品，包括 《红与黑》在内，作者都用的是这个笔名，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他叫亨利·贝尔。司汤达这座小城不仅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代表了一位世界级的法国大文豪而举世闻名。在德国，司汤达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自己所负责的军需工作做得很出色，不断地得到上司的提拔。他常常飞快地骑着马到处奔波，为军队筹集食物和马饲料；为伤员准备临时医院。有一次他接连三天奔波操劳，没有合眼，终于累倒在路途之中。
由于司汤达的勤奋工作，当然也有那位拿破仑的重臣皮埃尔·达碌伯爵的帮衬，他于1810年2月升任帝国的会计检查官，继而又担任了拿破仑在德国的皇家领地总管。
这段时期，是拿破仑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司汤达一生中的得意阶段。军旅生涯使得这位法兰西青年变得成熟干练，同时，也使他确立了一生追随、崇拜拿破仑的政治主张和共和主义的社会理想。即使在后来身处逆境，流离他乡时，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败走莫斯科
拿破仑称帝后，对国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国外竭力进行扩张，企图独霸全欧。在历次反法同盟中，英俄两国无疑是最强大的敌人。1812年，拿破仑把进攻的目标定在了俄国。这次侵俄战争，是拿破仑帝国走向未路的开始。在司汤达的竭力要求下，他获准又一次奔赴前线，担任了军事委员、近卫军军需参谋。他跟着拿破仑皇帝亲自率领的五十一万大军，长驱直入，向莫斯科进军。一路上经过了斯摩棱斯克的战斗和波罗季诺极为惨烈的血战，占领莫斯科时，法军只剩下了十万人。莫斯科的守军和居民都已撤走，留下的是一座空城。当天晚上，莫斯科又燃起了大火，烧了六昼夜，焚毁了不计其数的仓库、商店和住宅。法军远离国土，既无粮草又缺寒衣，大量士兵在饥寒交迫中染上疾病得不到医治而死去。而这时，俄国人民反侵略的意志日益高涨，决心同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农民们组成游击队，协助俄国将领库图佐夫的军队，处处打击法军。到1812年12月底，法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拿破仑丢下了溃败的残军，几乎是逃跑着取道德国返回了巴黎。
司汤达经历了整个这场磨难。他在这次远征中立下了奇功。他带领一支人数不多的龙骑兵护送队，口袋里装着巨大数额的卢布，深入到俄军地区，完成了采购粮食的艰巨任务，并把这些粮食分送给退败的大军。然而由于这场战争的失败，他的这一功绩也只能是一次痛苦的记忆。司汤达在撤退中和部队走散了，在俄罗斯大雪的道路上流浪了一百多天，才回到巴黎。他虽然仍在军队中任职，但他已经看到了拿破仑的统治摇摇欲坠的前兆。被法军占领的各国人民纷纷起来争取民族独立。第六次反法联盟组成并对法宣战。1813年10月，拿破仑在德意志境内的萨克逊同反法联军展开战斗。在莱比锡决战中，与法同盟的萨克逊军队在战场倒戈，使法军惨败，退出了萨克逊。莱比锡战役失败后，拿破仑帝国内部陷入了分崩离析和众叛亲离的境地，而联军则穷追不舍，长驱直入，终于在1814年3月31日进入了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被囚禁在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
司汤达的命运，是和拿破仑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联的。正像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的：“1814年4月我和拿破仑一起下台了……”
烧炭党人的朋友
拿破仑退位后，随之而来的是波旁王朝的复辟。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在联军刺刀的保护下回到了巴黎。司汤达痛切地感到“象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受屈辱外不会再有别的。”因此，他离开了巴黎前往意大利米兰，客居七年之久。他在这里读书、旅行、写作、欣赏意大利的音乐美术和追求爱情。此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争取祖国自由和解放的革命斗争。
当时的意大利，仍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之下。一批爱国志士正在为意大利的自由和解放进行着艰苦的斗争。起初他们是一群在亚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丛山峻岭中伐薪烧炭的工人们组成。白天烧炭，晚上就接待来自各地的流亡者、被放逐者和起义者。因此被称作“烧炭党”。他们的革命活动目的在于组织和吸引受压迫、有怨气的广大的意大利民众，通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推翻奥地利统治，建立意大利共和制度。他们不仅在“根据地”深山密林里活动，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力量，而且在大城市，在统治者的上层和军队中也安插自己人。后来，烧炭党组织迅速发展，由它所领导的“从蛮夷的统治下解放意大利”的斗争席卷了整个意大利。
司汤达对烧炭党人的斗争非常同情和支持。他来到意大利以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米兰，但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1817年，他出版了《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这部旅行随笔。这不仅是一部描写意大利自然景色、名胜古迹的游记，还是一部真实生动的社会政治见闻录，具有鲜明的批判特色。司汤达把批判的矛盾指向奥地利统治者和反动教会。他揭露奥地利国王每年仅向米兰一城就榨取三百万巨款，讽刺奥地利警察当局败不堪，贿赂成风。对在异国统治者卵翼下的意大利封建贵族阶级和上流社会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在旅游过程中，每到一处都不记追叙拿破仑在1800年到1814年统治意大利时的建树，宣扬拿破仑的深远影响和人民怀念拿破仑的情形。这部作品出版后影响很大。法国伟大诗人歌德赞扬作者“文笔生动，流畅自如”。还说这本书只读一遍是不够的。这部作品，第一次使用了“司汤达”这一笔名。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得知 《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的作者司汤达就是他在意大利结识的好朋友亨利·贝尔时，喜出望外，立即提笔给司汤达写一热情洋溢的信。然而，这部作品在奥地利统治者那里，其影响就完全是另一个方面的了。这个旅行随笔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将它宣布为禁书，并到处寻捕其作者司汤达。
司汤达在米兰化名阿里戈·贝尔。他白天无忧无虑地读书、写作、听音乐、进行社交活动，晚上则仿佛过着另一种生活。他经常在自己的寓所秘密地接待烧炭党人。米兰的烧炭党领袖人物之一孔法隆耶里就是司汤达的好朋友。司汤达把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烧炭党人也把他视作他们队伍中的一员。司汤达在旅行到都灵时，曾以工程师多梅尼科·维斯马拉的化名进行革命活动，参与策划了武装起义。这位曾经转战欧洲的拿破仑手下的老兵，也常常直言不讳地向烧炭党组织直陈己见，指出他们的斗争实践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误区。他曾经在一次烧炭党人的聚会中指出他们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争取广大的工人、农民对革命活动的支持。他认为，“问题根本不在于必须赶走站在从梅尔坎蒂到拉·斯卡拉的广场上的奥地利龙骑兵的夹道队列，并把某个米兰商人选为省长送进圣马加里塔去接替奥地利人。问题在于，无论是在都灵，还是在米兰，没有一个工人理解你们的运动。我去过都灵的一家工厂，那里安静得象坟墓一样。奥地利人甚至没有往那儿派纠察队。”虽然烧炭党人对他的观点不能接受，但司汤达是在进忠言，这一点大家心里明白的。
当时，奥地利当局对烧炭党人的活动非常惧怕。认为“不久后整个意大利老百姓会到处造反。”所以他们加紧了对烧炭党人的搜捕和镇压。他们甚至把宗教组织耶稣会变成自己的鹰犬，秘密地刺探烧炭党人的活动。米兰的主教萨尔活蒂就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奥地利特务头子。他们还对作为烧炭党人根据地的深山密林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不许人们给烧炭党人送食物，企图把所有的烧炭党人都饿死。有的百姓出城时，身上被搜出一块面包，就在城门附近被当场枪毙。所以当时的烧炭党人几乎都改名换姓，联络时多靠记忆而不诉诸纸笔，对叛徒格杀勿论。
1821年间，由于革命力量与统治者力量的悬殊，以及烧炭党人自身的弱点，都灵的起义失败了，米兰的烧炭党组织也被严重破坏。包括孔法隆耶里在内的大批烧炭党人都遭到了逮捕。许多人壮烈牺牲。孔法隆耶里被判处绞刑，后来又改判为终身监禁。就在当局疯狂地搜捕烧炭党人的时候，司汤达也遇到了极大的危险。幸亏他的外国侨民身份和惯于使用化名进行活动，才得以涉险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