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顶之灾让所有的人都变得善良起来。
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这些熟悉的词语找到了它们真实的对应。几十口子全村男女老少住在马路边搭起的长棚子里，吃大锅饭睡大地铺，真是实实在在过了几天艰苦而友爱的共产主义生活。
后来情况慢慢有了些好转，也有了些变化。有些人开始把亲戚朋友送来的吃的穿的背着人掖到铺盖后面，有的人开始把从大队领的衣服抢着穿到自己孩子身上，还有人把空投下来的大饼都藏馊了，让满大棚的人闻着骂街。总而言之，当人们发现天没塌下来地也没陷下去，还要一家一户过日子的时候，私有制又出现了！小队指导员我叔伯二叔李景斋在电道边上发表了全村人都搬到北边的尚德村和自力更生为主救济和互相帮助为辅自建简易房的重要讲话。到了北庄，每家画出一块地方自建简易房，盖到一半都发现材料不够。于是都想到了马路边上那个“共产主义大窝棚”，大人碍面子不好意思的，纷纷暗示自家孩子去抢窝棚上的苇席、木杆，我清楚地记得和哥哥小宝三清架着排子车，光着脚在柏油路上狂奔驰骋的欢快情景。啥时候碰见贾樟柯，非撺掇他拍成电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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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
王志勇
我冲着大舅家的小表弟有刚说：“我的手没了”。惟一的一次，主动提醒别人注意我的残疾。他坐在一堆干草上，嘻嘻地笑，似乎觉得我是把胳膊藏掖起来逗他玩。“哇！”的一声，二舅家和我同龄的表弟有志上前一把搂抱住我，号啕大哭——二妗子地震中也被砸死了。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孩子的哭声让在场的大人们，瞬间眼泪决堤。
生活是不能假设的，这是一个常识。我清醒地知道，我自己，一个当年只有八岁的孩童的命运脚本，已在1976年7月大地几秒钟的剧烈摇撼中，被彻底篡写了。
我的胳膊是在转到河南新乡市后锯掉的。当我们作为头一批回唐山的伤员快要登上火车时，送别的站台上，管床的一位姓卢的护士长在别人的搀架下，哭成泪人。她不顾一切冲上前，搂着我的脖子，蹲下身，紧贴我的脸，哽咽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一定看到了蛰伏在一个残疾孩子身上的未来风暴。
站在废墟瓦砾狼藉的唐山火车站，我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颤抖，我的身体在颤抖中瑟瑟缩成一团，上下筛糠。我用目光盯着周围人的脸，极力想搜寻一点惊恐的表情来印证我的惊恐，但在一张张脸上读到的，除了麻木之外，还是麻木。
那是一个地震中刚刚截去右臂的八岁的孩子，从河南新乡乘了两天一宿火车后的错觉。准确地说，是“感觉暂留”。已是酷暑褪去的八月底，天空阴丧着脸，风乍起，含着雨腥味的秋风扬起我右侧空荡荡的衣袖，像是一种不怀好意的逗弄。惹恼一个独臂儿童、让他暗憋一肚子无名火的，有时仅仅是一阵起于青萍之末的秋风。你能把秋风怎样？你能把不怀好意怎样？自打胳膊锯掉后，我对空去了的右侧的敏感更细微了。截肢手术后，我从全身麻醉中醒来，睁开眼睛看见那么多人围拢在病床前，感觉身体的右侧有一股麻酥酥的电流，像一条细若游丝的蛇，钻来窜去。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老姨，我右手的小拇指痒，你替我挠挠。”我当时非常不解，老姨闻听这么点小事，为何顿时泪落连珠子。我以为我的右臂仍在打着牵引。
四十多天前的蓝光闪过之后，唐山，换了人间。家园在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唐山的重建，就是把地狱再次变回人间。四十多天里，我们经历了地动山摇，天塌地陷，生离死别。父亲、母亲、大哥和我截肢后的伤口并没有完全愈合。新乡的医生根据来自唐山的消息说，上海的医疗队还驻扎在地震灾区，如果我们愿意作为头一批“康复”的伤员回家，后期治疗不会比留在那里差。我们感谢新乡人民的无私救助，可心魂深处的伤口到哪里去治愈？我们只想回“家”，虽然“家”已在大地几秒中的震颤与痉挛中夷为平地。回家，其实只是回唐山。
下了火车后，我们站在车站的废墟瓦砾上等了许久，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有两位教师模样的中年男子意外重逢，涕泪滂沱地紧紧拥抱。一个说：“天不灭曹啊！”
另一个说：“两世为人呐！”
这两句话，至今犹存耳畔。我当时并不解其意，日后被同样记得很牢的父亲反复叹赏，长大后才渐渐通晓。
终于，等来了接我们的一辆手扶拖拉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说一句话。烧柴油的拖拉机在“突突突”地噪声中，冒着呛人的黑烟前行。眼前的城市已不能叫城市，脚下的街道已不能叫街道，满目残垣断壁，街边搭着窝棚似的简易房。我们的心上坠着铅，在剧烈地颠簸中，一点点向着无底的深渊坠着。
缺了姐姐的全家还是全家吗？姥姥已震亡的姥姥家还是姥姥家吗？我们全家无处可去，只能投靠市郊的姥姥家。姥姥家的深宅大院曾是姥爷早年开糖坊创下的基业之一，解放后，糖坊在“公私合营”之时充公，连同几十亩上好的肥田。日后四个舅舅娶亲，女方来相家，人还没见，“家”已相中。震前，不知是谁淘气，用镰刀将二门门框的木楞削去一小片，母亲察觉后心疼不已。她是家中的长女，与弟妹间隔很多，为了帮着父母干活，母亲直到30岁才出阁，娘家的一砖一瓦都有她的汗珠子滴在里面。如今可怜一片废墟，折断的房梁、木檩，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仿佛劫难中的伤员。它们曾支撑着一个大家族遮风避雨，迎娶儿媳，传宗接嗣，地震中，却成了屠亲害主的凶器。只有原先大门口那棵皂角树，撑着硕大的树冠，岿然不动，它的树龄已逾百年，光阴荏苒，沐风栉雨，却仍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仿佛陡地高大了许多。我最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像只猴子似的攀爬到顶端，手搭凉棚，眺望远方假想中的敌情。它曾是我的空中乐园，我的望塔。如今，我只能在树下，仰着脖子，凝视它的枝叶婆娑，谛听她们在风中的窃窃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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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
二哥因在地震中仅受了一点轻伤，没有随我们转院到外地，留在姥姥家。他目睹了自己的姥姥和妹妹下葬的场景。他后来讲，四个当时年轻力壮的舅舅在为亲人掘墓时，每挖一锹土，都好像耗尽平生最后一点力气。
四十多天里，互无音信。我的几个表弟围拢过来，脸上的表情似笑似哭。我冲着大舅家的小表弟有刚说：“我的手没了”。惟一的一次，主动提醒别人注意我的残疾。他坐在一堆干草上，嘻嘻地笑，似乎觉得我是把胳膊藏掖起来逗他玩。“哇！”的一声，二舅家和我同龄的表弟有志上前一把搂抱住我，号啕大哭——二妗子地震中也被砸死了。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孩子的哭声让在场的大人们，瞬间眼泪决堤。
我们毕竟活着回来了。
三舅是姥姥家最后一个出现的亲人。见到我，老半天，他的目光仿佛就像焊在了我的脸上。他一言不发，若痴若哑。他的神情让我有些害怕，我歉然地望着他，犹如做错了事。我明白他为什么那样看我。
正是三舅，最先从废墟里钻出来，和大舅、二舅扒出老舅，扒出姥姥家的其他亲人，留下二舅和老舅善后，赤着脚，手持撬棍，和大舅从姥姥家哭嚎着，一路飞奔向我家寻来。房屋坍塌的景象惨烈，沿途的参照物大异其貌，他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找。两个哥哥从废墟里披伤挂血地钻出来，正面对被埋在瓦砾堆中的父母和弟弟束手无策，见到两位舅舅，真好比天降救星。在大哥的指点下，三舅看准位置，奋起神勇，独自一人掀掉挤住父亲的那张水泥预制板。父亲得救了，接着救出的是头部被砸了一个大窟窿的母亲，最后是我。
三舅确是具有神勇之人，而且文武双全。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三舅，他是武术家王荣昌的入室弟子。雨天的日子里，不教武术，就给我们讲《水浒》，在我的性格中最早播下尚勇、侠义的种子。长大后，读这部名著，记忆中蹦出来的字，一句句印证着书中的段落，才恍然当年他是背下了整套书。地震前一个月，我和两个哥哥也在三舅的引领下拜在那位年近古稀，依然精神矍铄的武术家门下。每天清晨四点半，我们要准时起床，五点钟，到达胜利桥北边小树林里的一块空场，和几位师兄师姐，一起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习武。那一段时间，我们哥仨的饭量明显见长。“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母亲虽然只能顿顿给我们煮秫米粥，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六年后，电影《少林寺》风靡神州。学校包场只能够订到早场票。银幕上出神入化的武打场面，勾起的是影院里一位少年锥心泣血的疼痛。黑暗中，我无声地吞咽着滂沱的灼泪。
自打我截肢了，他不再给我讲《水浒》，也不再练武功。他曾认定我有武术天分。我致残以后，他有空就给我烧核桃、砸核桃吃。有一天，他又从柴火堆的灰烬里拨拉出一个个冒着烟的核桃，找了一块石板，右手握一柄鹤嘴锤，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发烫的核桃。我蹲在一边看。当时一位远房亲戚目睹此景，在旁边悠悠地说：“你现在给他砸核桃，他将来却没法给你砸核桃。”我抬起头，狠狠地剜了那人一眼。
若干年后，我的老姨告诉我，当时三舅闻听我截肢，在野地里独自一个人打着滚儿地哭，“他恨不能把自己的胳膊锯下来，安在你身上。”若干年后，愚笨的我才想到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舅舅尚且心疼我若此，父母呢？他们背地里，该偷偷咽下过多少撕肝裂胆的泪？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哀乐在九月的一个下午响起，我们都预感到又有一位大人物逝世了。在一串长长的定语后面，人们期待着播音员夏青播报的最后结果。我不记得最后报出的是“毛主席”还是“毛泽东同志”。父亲的一位朋友那天下午恰巧来探望我们，我眼见他闻听这个沉痛的消息后，眼泪刷地一下子喷射出来，我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见过有人那样流眼泪。讣告之后，又是低沉得如击锤大地的哀乐。哀乐稍歇，大喇叭里传出民兵连长语气严厉地儆诫：“地、富、反、坏、右注意了，有哪一个胆敢轻举妄动，就地正法！就地正法！就地正法！”
天再一次塌了。没有人号啕。包括不是地、富、反、坏、右的贫下中农。是因为人们分不清抢天呼地的号啕算不算轻举妄动？还是泪已哭干、大音稀声、大哀无恸？大地震发生后，唐山断电、断水，当时曾盛传毛主席亲自把一桶水，拎上了运往地震灾区的送水车。
塌下来的天，还得一块一块地补；劫后余生的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过。在九月末，我们迁回市区，在救援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搬进了砖头压油毡的简易房。简易房的确简易：劈柴棍子做檩，秫秸做笆，再上层笆泥、抹层沙灰，就拢起了一家人。为了防潮，大哥找来装过水泥的废弃的牛皮纸，抖净裁好，转圈儿糊在墙壁上。残疾足以造成一个本该在外疯跑的孩子的自闭。我不甘寂寞，将一方皱巴巴、印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手帕，铺展开来，捏一枝圆珠笔，在墙上的旧牛皮纸上临摹。墙体原本凸凸凹凹，一笔下去，笔道没留下一划，纸先被笔尖戳了个小洞。我小心翼翼地画着，身心投入，就像当年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张大千。“壁画”跃然墙上：头带月牙金箍圈、腰扎斑斓虎皮裙的齐天大圣，正手持如意金箍棒，奋力砸向举剑相迎的白骨精。没有一个外人相信那是一个改用左手执笔的孩子所为。我只能说，上帝怜恤我，在一颗孤绝的童心里偶洒一滴甘露，注入信心，帮了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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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
生活在余震频频中，开始步入正轨和有序化，但人们仍然没有解除对再次发生大地震的恐惧心理。有一位邻居到我家串门，她说她几乎天天梦见在地震中死去的母亲给她托梦，说梦中母亲告诉她：“老天爷收人收的还不够数。”邻居在梦中问她的母亲还差多少，她的母亲说：“还差一斗小米那么多。”她魔怔似地天天来说“小米”，有一回，母亲终于在她刚一要张口时，背过了脸去。我们谁都不再怕死。
街道居委会开始挨家挨户地登统伤亡人口。我姐姐“王艳玲”的名字从我家的户口簿上被注销了。他们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传达地震预报。每次预报的时间越来越“精确”。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预报说下午三点有大地震，让各家各户做好防震准备。有啥可准备的？那一回，照例是“谎报”。下午很晚的时候，上午通知预报的人从路上走，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孩在那人的身后喊：“你不说的三点有地震吗？三点已经过了。”预报人回头看了那孩子一眼，没理他。那孩子接着继续拖着长腔儿喊：“你不说——的三点——有地震吗？三点——已经——过——了。”预报人走的没影儿了，拖长腔的孩子骑在一截木头上，敲打着一件东西，不厌其烦地把这两句话当成歌词，在阒寂的下午，自编曲韵唱了很久，很久。地震中，他的妈妈砸死了，爸爸成了酒鬼，哥哥成了小偷。
入冬前，政府通知统一迁坟，为的是防止来年瘟疫流行。地震中慌不择地堆在市边上的坟头，都要在限定的日期内迁到指定的地点，逾期不迁者，届时政府将按“无主坟”铲平。于是，每天晚上，街头巷尾，一片丁丁当当的钉棺材声。地震中入葬的人，能有一令卷席就相当不错了，没有谁是躺进棺材里入土的。“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抽出一个人来搞基建”。中国在拒绝外国人道主义援助之后，唐山人要“自力更生”，继而提出拒绝外省、市援建的口号。人们白天上完了班，晚上要抓紧时间，弥补上这一课。窄仄的院子里无法施展，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搬到马路边干。小孩给大人举火执烛照亮，把一趟趟街，都映照得灯火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