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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延安使命：揭秘历史显为人知的内幕
引言
第二章延安生活
第三章美军观察组的活动
第四章通讯联络
第五章外交、分歧与赫尔利
第六章共产党人试图绕过赫尔利
第七章在延安的情报收集
第八章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
引言
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经向中国陕西省的延安派遣了一支军事小分队，以加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络。
延安使命：揭秘历史显为人知的内幕
美国历史学家卡萝尔.卡特积20年之研究，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采访了大批当事人，第一次详尽记述了60年前在西方人眼中的“禁区”延安工作和生活的美军观察组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再现了鲜活的历史人物和壮阔的历史场景。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肩负着美国政府赋予的特殊使命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开始了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长达三年的正式交往与合作。
记录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美国和国际支持、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而进行的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努力，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及延安解放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民真心诚意支持共产党的感人情景，及至美军观察组人员都被事实征服了，积极支持和尽力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正义事业的史实。
本书记录了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如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美国华盛顿高层传递信函和信息；为国共合作、国共谈判从中斡旋；为抗击日军搜集军事情报；为美军飞机建立救援系统；帮助延安建立通讯和气象设施，培训技术人员；帮助延安建立医疗设施，提供医疗服务，救助伤病员……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为救助美军飞行员牺牲了一名军官，不少成员为这次使命还失去了一次提拔机会。书中许多情节极为感人。
本书客观记述了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分析了战后美国“失去中国”的原委。
本书记述了当时许多著名国际友人访问延安和在那里工作的情景，如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马海德、野坂参三等。
本书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些历史人物，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中国战区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美军观察组指挥官包瑞德等。
本书披露了八大历史内幕：中国共产党人不惜一切努力为争取美国及国际支持的内幕；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与前苏联关系的内幕；毛泽东、周恩来重庆谈判的内幕；1945年1月毛泽东提出愿和周恩来一起访美的内幕；国共合作与分裂、美国人从中起作用的内幕；美军各情报机构的建立、在战时中国的活动和争斗及与中国情报机构合作与争斗的内幕；美国驻华军事、外交官员及机构的派系斗争内幕；当时日本共产党及反战组织的活动内幕。
本书史料珍贵，研究精当，评论客观，叙述生动，人文与历史价值独特。今年适逢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60周年，明年又是二战胜利60周年纪念。本书的翻译出版对新中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极有价值，同时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反思与启迪。
引言
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经向中国陕西省的延安派遣了一支军事小分队，以加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络。这一名为美军观察组的小分队建立于1944年，以"迪克西使团"而知名。当时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美军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战争改变了西方获取对华利益的传统模式。1943年1月中美签署的互助协议废除了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同年12月，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一同参加了开罗会议，会上三位领导人同意在战争结束时要将中国东北和台湾归还于中国国民党统治之下。1944年6月初，在陈纳德少将领导下，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14thairforce）的B-29轰炸机开始从一些由数万中国劳工帮助下建成的机场起飞进行对日空袭。出于营救那些被日军击落的美机飞行员的需要，以及由于新闻媒体对中国国民党军队对人民的暴行的报道，在美国内部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直接对话、加快战争胜利进程的呼声越来越高。确实，就像史蒂芬·L.莱文所写的，在重庆和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都小心翼翼地建立与美国方面的联系，而且承诺作为对美国援助的回报，要在抗日战争中进行有效合作。尽管他们反对外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他们都试图说服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从1936年就到达延安。除了新闻记者外，在1944年1月前，一些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就向中缅印战区的美国指挥官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建议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可能的联系。这反映了建议者的认知，即中国共产党军队一直在进行抗日战争，有时是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或中国国民政府结成统一战线，但更经常的是独立作战。对共产党的这一行动表示赞同的人们也察觉到，中国的未来可能掌握在毛的手中，而不是蒋和他的追随者们手中。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中国正式向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宣战。苏联立即削减了对华援助。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国，因此减少对华援助是"安全"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战将会刺激革命的爆发，苏联计划观察中国的社会结构，来衡量"帝国主义战争"的作用。
美国的目标是要赢得战争，但考虑到"政治合法性"，它并不愿意在中国与除国民党外的其他任何团体打交道。美国的战略是要加强中国的力量，让中国在战争中打击日本。1942年1月，中缅印战区成立，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总司令。陆军中将约瑟夫·W.史迪威任蒋的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区美方司令。这一安排迫使史迪威实际上要为两个指挥官服务：蒋，他对如何进行战争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观点；陈纳德，一个力主使用空军力量的狂热支持者。
陈纳德1937年由于耳聋而退出军界，作为中国空军的顾问来华。1941年，当时美国还在保持中立，他组织了一支美国志愿军"飞虎队"进行抗日。美国对日宣战后，他受命指挥美军航空大队中国特别行动队。陈纳德完全笃信空军的优越性。只要能使他的理念付诸实施，他就毫不犹豫地绕过史迪威。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
1942年初，当这些工作正在进行时，刚建立起来的战略情报局（OSS-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译者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关注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对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联系产生了兴趣。
罗斯福的近身顾问哈利·霍普金斯读过戴维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罗斯福受霍普金斯影响，向蒋施压，要他同意让美国观察员们去延安。他派去了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去加大说服力度。在罗斯福看来，观察员们的目标是像控制国民党一样控制共产党。
即使是在华莱士的强硬态度面前，蒋还是采取了拖延战术。直到1944年他才允许第一组观察员飞赴延安。观察组的成员人数也在不停变动，开始时有17人，在投下原子弹，对日进攻成为可能后，观察组人数增加到最多时候的45人。这个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活动开始于1944年7月22日，直至1946年4月20日回到北平总部。1946年7月24日，它被命名为延安联络组，置于北平执行总部的军队改编部门之下。最后一个美国观察员于1947年3月离开延安。不论是在过渡期或是在正式名称的变更时期，这个观察组在其存在和履行职责的全过程中都以"迪克西使团"闻名，这是它的代号。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它可能是因为被称为叛乱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像美国内战时期的南方联盟一样。
使团中的成员是选自各个不同部门的专家。他们比在通常的传统军事组织内更能施加影响力。这一使团有四个指挥官，另有两个"接替"的人，一个是在使团的建立者被另外任命后的接替者，另一个是"最后走的一个人"。
第一个指挥官，也是人们心目中与"迪克西使团"联系最紧密的人是戴维·D.包瑞德上校。1944年春，包瑞德驻在广西桂林，是美国Z军总部内军事情报局的工作人员。Z军准备与国民党政府合作，正如Y军与国民党合作在缅甸抗日一样。包瑞德从1924年就来到中国执行军事任务。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非常推崇。他被认为是一个"中国通"。1944年3月25日，他被告知"迪克西使团"将建立起来，而他将是其中一员。1944年12月前，包瑞德一直是"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官，之后他又被另外任命。他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使得他与中国共产党人更近地发展友好关系。
引言
莫里斯·I.德·帕斯上校被任命为包瑞德的继任者。共产党人认为德·帕斯与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关系密切。他们希望他离开，于是1945年2月，德·帕斯被任命到中国南部的一个基地。威尔伯·J.彼得金少校（他后来升为中校）于3月4日接任。彼得金来自美国中西部，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者。他执教过新闻学、数学和高中乐队。他作为预备役军官，于1941年被召入伍。他在佐治亚州的贝宁堡（FortBenning,Georgia）执教。1943年9月，他被派到中国靠近桂林的一个地方，向中国的年轻军官传授战术，并教他们如何使用美国装备。彼得金通过三个翻译传授这些，因为没有一种中国方言能被中国所有的南方人听懂。当日军攻陷桂林后，他为自己在重庆的军事情报局中找了一份工作，参与G-2计划和训练。当时包瑞德正在重庆组建延安观察组，他见到彼得金并请他担任"迪克西使团"的执行官。彼得金在使团工作到1945年7月，之后他回到美国并退役。
彼得金的继任者是伊万·D.伊顿上校，一位资深军官。伊顿上校在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后作为美国武官在莫斯科工作。当哈利·霍普金斯到莫斯科时，伊顿预言斯大林只能坚持90天。他于是建议美国不要全力对苏联进行援助。伊顿的错误预言导致他被召回华盛顿，在五角大楼任职，直到中缅印战区分裂，阿尔伯特·C.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成为中国战区指挥官。魏德迈要求将伊顿调到他的总部，作为共产主义专家。伊顿6月份来到重庆，于7月接任"迪克西使团"团长，一直到次年4月被派往上海。他的执行官是美籍华人杨照辉上尉（后来升为少校），在他之后继任团长。与坚定的反共产主义的伊顿不同，杨上尉站在爱国立场上，对共产党人采取了客观态度，与其轻松相处。杨照辉于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任使团执行官，1946年4月至11月任使团团长。他离开后，詹姆斯·巴特勒继任。巴特勒的继任者约翰·塞尔斯上校最终结束了使团使命。
"迪克西使团"在其存在时期内，进行了有价值的工作。其职责和成员随时间改变而改变，尤其是在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指挥官后。一开始，使团奉命寻求与中国共产党人更进一步合作的途径。后来当与中共合作缺乏政治利益时，这一目标就让位于对中共的情报收集了。作为职责之一，使团收集天气信息，帮助援救坠落的美国飞机，并尽其所能地在前线的突破点上收集关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得失的情报。使团成员还不时在中共军队的护送下，行进于日军封锁线后方，撰写关于军事和社会形势及医疗条件的报告。他们也分析中共面对国民党时微妙的政治地位。尽管战略情报局经常无法确定其适当的目标，它还是积极地影响着"迪克西使团"。
当国共之间内战升温时，"迪克西使团"帮助从国民党控制区运送共产党人到延安。使团也处理了陈纳德的情报官约翰·伯奇被杀后的余波。伯奇死后成为美国极右翼政治思想家的偶像。使团最终将从共产党处获取的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到1947年2月，派至延安对国共进行调解的人员，及对使团成员的行为进行报道的个人，与"迪克西使团"打成一片。我们从包瑞德那里得知，他们不时表现得像礼貌的客人。有人给包瑞德捎带了一瓶威士忌，但这位造访者在指挥官还来不及品尝里面的东西时就不小心打碎了瓶子。这个飞行员抱歉地说下次飞行时他会再带一瓶来。包瑞德就像没听见似的尖刻地说："如果我有一支枪，我就毙了这个狗娘养的。"
"迪克西使团"的住处在1944年至1946年成了很多新闻记者和造访延安的人的客栈。一些观察家来到延安，探寻毛的追随者们和国民党之间有无建立和睦关系的可能性。这类来访者中的特别人物包括了帕特里克·J.赫尔利，他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以及之后的美国驻华大使，都没能成功地使两方和解。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也在1946年为实现同一目标进行了毫无成果的努力。书写使团的历史时，人们首先会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与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访问，其次是马歇尔使命的失败联系起来。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很多对延安有亲身经历的观察家建议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更近的联系，包括信息和物资的共享。这些人被传唤至国会，被指控对共产主义太软弱。这一事件标志着"迪克西使命"的终结。"迪克西使团"从成立之初就备受争议，在它解散后的许多年里仍然是被讨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