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委员、司令员）。以第73 师为基础扩编为第31 军（后改编为129 师第386 旅）。军长王树声（后为太行军区下属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西路军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所剩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9 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为129 师副师长，1939 年夏调离129 师）曾经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首先是狠。“狠”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在战斗中，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有了战斗任务，大家抢着上。当时，在方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号：“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狠的基础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高度的阶级觉悟。有了建立在高度阶级觉悟之上的狠劲，就能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与敌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在近战中战胜敌人。第二是硬。在战役战斗的危急时刻，部队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有了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重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第三是快。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红军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红四方面军走的能力很强，有时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红军对敌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作战原则就是要速战速决，其本质上还是一个“快”字。第四是猛。猛则要求进若锋矢、战若雷霆。“两军相遇勇者胜”。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起仗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锋时高喊着猛虎般扑向敌人，非常勇猛顽强。第五是活。活，即灵活机动。机动灵活是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在战斗中非常注意机动灵活，常因敌、因时、因地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了自己，打击了敌人。徐向前也看到了红四方面军的不足。他指出，文化程度偏低，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大弱点。除红四方面军总部保留了仅有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红四方面军的这个缺陷，主要是与方面军领导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有关。不仅是红四方面军如此，当时的中央，也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看重表现，而首先强调是不是工人成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把工人出身但能力极低的向忠发推举为党的总书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红四方面军也存在着严重的“唯成份论”，其结果是在各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着轻视文化学习的倾向。所以，129 师成立后，刘伯承首先做的事情就是选调了一些有一定文化和军事素养的年轻干部充实参谋队伍，要求参谋人人都要天天练字、天天记日记。他还强调参谋都要学会测绘知识，能
勘察地形，会标图、识图和用图。129 师中除了我们很熟悉的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外，还有参谋长倪志亮（曾担任73 师师长），政训处主任张浩（10 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改任政治委员），副主任宋任穷。1938 年1 月，邓小平来到129 师担任政治委员。从此刘伯承与邓小平被人们合称“刘邓”达13 年之久。
2.129 师暂不出动115 师、120 师开赴抗日前线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129 师按兵不动，迟迟没有出发。这个举动，决不是中国共产党有意保存实力，而是为了在国共谈判中争取到更加完整的抗日权利，采取的一个充满艺术性的战略步骤。129 师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手里握着的一张牌。
等待谈判结果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时间表：1937 年7 月14 日，“七·七”事变后一个星期，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以10 日为限，以军为单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搞好出征前的军政训练。7 月22 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8 月22 日，在敌不断增加兵力，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完毕，即以115 师主力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 月31 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9 月3 日，120 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115 师之后北上。4 日，八路军总部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从上面的时间表可以看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心情是多么迫切。八路军没有等待，“不待改编完毕”，就将两个师的主力开上了前线。但129 师没有动。中央军委在等待着国共两党的谈判结果。国共两党的谈判实际上早在1937 年2 月就开始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内的和平，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自1937 年2 月开始同国民党当局举行了多次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是以其1937 年2 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为谈判的基础。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国民党接受五项国策，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向国民党作出下列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的五项国策、四项保证，实际上主要要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国共间的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各派围绕中共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 月15 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迫于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方案，通过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但斗争并未就此停止。
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国民党当局也明白，在抗日这个大的问题上限制中共已经不可能了，只有通过合作来“消化”中共。国民党在谈判中在“合作”、“统一”上大作文章，企图通过“合作”、“统一”达成削弱、控制甚至取消中共和红军的目的。为此，在边区政府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向边区政府派人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国民党当局的想法是借此机会把红军全部消化掉，让中共成为水上浮萍。所以，国民党当局开始就不同意保留红军建制，想把红军全部分散到国民党的各个部队中，让红军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中共的抵制下，又坚持中共只能保留1 万余人，余者遣散。这种明显损害抗日大局的做法，不仅中共不同意，真诚抗日的各界人士也不答应，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才同意红军改编为3 个师，保留4 、5 万人。同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改编后的部队不能设独立的指挥部，国民党还要派人在其中担任要职。在谈判中，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为早日建成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主动提出改变苏维埃制度，成立陕甘宁特区政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指导，特区政府行政官员经民主选举产生，由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但中共也清楚，和国民党打交道，无原则的让步，无限制的让步，其结果只能使自己无容身之地。和国民党打过多年交道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设立总指挥部，拒绝国民党当局派人来控制红军的做法。其间有一个小插曲。中国共产党曾向国民党提出，我们可以交换干部，互到对方的部队中去任职。但国民党深知中共的厉害，“国”军的干部派出去后，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共军赤化。对于中共的这个提议，国民党没敢答应。由于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国共双方达不成协议，谈判未能完全达到目的。最使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是国民党为了将共产党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严令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案不准发表。冯玉祥后来回忆说：“案子通过了，但不准发表。”相反地，却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虽然在决议案中，反共的调子比以前低了，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不让共产党失望，也不能不让共产党有所防备。“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在华东的统治受到直接威胁，国民党当局才被迫和中共达成协议。8 月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3 个师，每师1.5 万人。随后8 月25 日，红军即发布了改编令。8 月31 日115 师东渡黄河。9 月3 日，120 师也挥师北上。但国共的谈判还在继续。早在7 月15 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亲自将中国共产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正在休假的蒋介石。《宣言》中提出了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与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行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之后，又重申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8 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等举行了1937 年2 月以来的第5 次谈判。
谈判中，蒋介石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删掉，只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加以宣布，以造成共产党完全臣服于国民党的假象。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其间，蒋介石曾多次催促八路军将部队开往前线。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坚决的。7 月28 日，他在给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请周恩来转告蒋介石：3 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以便指挥作战。同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康泽。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原准备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8 月5 日，毛泽东又在《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的电报中指出，红军应只承认开拔主力，全部开出去是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在陕甘宁尚有10 个师，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全部开出去，他则稳占后方。8 月10 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不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布指挥部、不颁布番号的情况，指示红军：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就如同下围棋一样，蒋介石想在抗日的问题上抢个先手，而让共产党落个后手，没有下过围棋的毛泽东，却深谙棋理，招招不让。8 月18 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之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击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谈判小组的训令中提出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9 师待命三原县，暂不出动。毛泽东在9 月17 日给总部及各师领导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中指出：我四方面军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根据中央的指示，谈判小组明确向蒋介石表示：129 师出动的条件，即由国民党当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 月下旬，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第6 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表问题。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22 日授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时，国民党当局将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第2 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历时半年多的谈判终于徐徐降下帷幕。9 月30 日，八路军129 师由庄里镇出发东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