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即1572年五月，正当盛年的隆庆帝一病不起，遽然崩架。继位的万历帝只是个虚岁十岁的小孩，先帝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旧臣做顾命大臣，一起辅佐小皇帝。受先帝顾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也担负极大的责任。据有些史料记载，当时忝列三位大臣之后身受顾命的，还有从小照顾万历帝的“大伴”、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但这一说法，很多史家怀疑，认为是张居正和冯保合计弄出来的伪诏，尤其是当时的首辅高拱，认为国朝无内官顾命的先例，他和冯保早有过节。文渊阁大学士高仪，性格仁厚而本分，他是被高拱举荐入阁的，但秉承的是明哲保身之术。
如此局势很明朗，内阁中两大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好似火星碰地球，都是要自己说了算，不甘为人下的主，一山不容二虎，他们的冲突是必然的。在万历帝登基前，两人已有矛盾，高拱报复了张居正的恩师、致仕在家的前首辅徐阶，而且对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关系亲密很是痛恨。
结交宫中太监，是明朝对大臣的一条禁令，皇帝担心内外大臣勾结，左右朝局。但官场上的事情，说归说，做归做，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没有内应，外廷大臣将举步维艰，因为大太监掌握有关皇帝的一切信息，他们和皇帝朝夕相处。万历帝的父亲隆庆刚当皇帝时，张居正早就看好照顾太子起居的冯保，百般结交，这个道理很简单，太子登基，陪伴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太监一定会受到重用。而高拱正相反，他要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应当说，高拱这样做，更符合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教导，不许太监干政，是真正的为大明朝考虑。但当时，大明已建国两百余年，太监干政成为惯例，明智的选择应当是尊重现实。
隆庆帝在位时，冯保已经是宫内太监的二把手，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是皇帝私人武装，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刑部，不受都察院和大理寺的监督，自行侦缉、逮捕、关押人犯，到后来都能左右审判了。恰逢宫内太监最高职位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冯保作为二把手，本可以顺理成章的升任，但高拱担心他难以控制，向皇帝推荐了另一位太监陈洪担任此职，而陈洪能力实在太差，不久罢职。高拱干脆将冯保得罪到底，又绕过冯保推荐了另一人孟冲，可想而知，冯保能不对高拱恨之入骨？
隆庆帝崩驾前，冯保走通了两宫太后的路子，让隆庆帝下诏驱逐掌印太监孟冲，以冯保代之。因此万历一登基，内阁两大臣高拱、张居正，加上内廷第一大太监冯保成为左右大明政局的三驾马车。三足鼎立犹如曹、孙、刘三股政治势力，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冯保好比刘备、孙权，和高拱没法单打独斗，但两人联合起来，力量的天平就向张、冯这边倾斜了。张居正早就和冯保暗通款曲，两人的联合几乎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
两位铁腕宰相的PK
明朝在洪武帝朱元璋手里，已经废掉了宰相的设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学士只是备皇帝咨询的顾问人员。到了中后期，内阁权力越来越大，大学士成为了无名而有其实得宰相。
内阁学士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票拟，即替皇帝起草有关军国大事的文书，无意外情况，大学士所拟票皇帝一般照准，因此等于最初的决策由内阁出；大学士所拟的票到了内宫，由皇帝身边的掌印太监批红，即替皇帝批准草案。这就相当于唐代的中书省草诏，门下省审核，没有手握批红太监的配合，内阁大学士很难有什么作为。因此与“外相”内阁大学士相对应，内廷司礼监掌印大太监被称为“内相”。
如果冯保这个大太监偏向于张居正，高拱必定势单。对这样的局势，高拱也早默察在心，隆庆帝病重时，双方已经暗中来个回合，相互侦查火力。首先是张居正的亲信唆使户科给事中曹仲平上疏弹劾高拱。给事中是监察六部九卿的，和监察十三行省、两都的御使合称“言官”，专门给官员找毛病的，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计，可到了明朝后期，一些言官基本上沦落成皇帝或者权臣的枪手，说让咬谁就咬谁，说咬几口就几口。曹给谏的上疏中列举高拱十大不忠。——“不忠”是帝制时代能给政敌扣上的最大帽子。可快死的隆庆帝不想自己见列祖列宗前朝局动荡，他还得让首辅高拱在非常时期稳定局势，所以他很生气，要求处罚这个乱咬的监察官员，张居正和冯保当然要保护为自己打头阵的先锋，便做了手脚把曹给谏调到京外，异地做官。
高拱也不示弱，你能找到言官当枪手，难道我就找不到？因为他知道关键时刻皇上离不开自己，一方面上疏要求退休，反守为攻；另一方面授意御史张集上疏攻击张居正和冯保，举太监赵高杀李斯，引来秦朝亡国之祸，嘉靖朝大奸臣严嵩勾结太监害死夏言等典故。拿历史说事，中国士人的传统，其所指者谁，昭然若揭。
扣帽子、抓辫子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技艺之一，张居正何等聪明的人，一眼就看出这个典故的破绽，说这厮如何把圣上比喻成秦二世？——这一击简直无可抵抗，而冯保作内应，放出风来，说万岁爷爷因为被比喻成秦二世，非常生气。这一下，把上书的张集吓了个半死。
张居正的聪明就在于他并不想简单地报复，去处罚被高拱指使的抢手，而是吓唬攻击自己和冯保的言官，制造一种气氛，让人不给步张集的后尘。
这场风波过后，新皇帝登基，朝局基本稳定，高拱和张居正也到了摊牌的时候。高拱首先发起攻击，要求扩大内阁权力，削弱司礼监的作用，同时，和自己推荐的高仪商量，决定用“两高”同盟来和“张冯”同盟对阵，可高仪看出这场斗争的极大风险，不敢趟这池超级浑水，对高拱说，先生说的不错，所说的都是大丈夫该做的事情。但祸福难以预料，我固然不赞成先生这样做，但也不敢阻止先生。
高拱决定先下手为强，孤身出击，草拟一道奏折，建议采取五项措施，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扩大内阁的权力，并且通报给张居正。——同是辅臣，这是必须的程序，抑制宦官是个政治正确的命题，张居正没理由反对，还当面夸赞高拱此举将建不世之功勋。可一转身，马上派人向冯保通风报信，商量对策。高拱的奏折递上去后，得到的回答是：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也就是委婉地否决高拱的建议。高拱不甘心，干脆图穷而匕首现，授意一帮言官，明确攻击冯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将冯逮捕公审治罪。
到了这个份上，已是你死我活了，冯保必须反击，他向张居正讨主意，张居正说，咱们正好将计就计。
如何将计就计呢？高拱要求限制太监权力的上疏批回来了，上面写有“照旧制行”，高拱说，这样重要的批示为什么不让内阁拟稿？怎么让宦官草拟意见呢？送公文的太监说这是皇帝亲自批的。高拱说了句，哪有十岁的天子能裁决政事呢？
两位铁腕宰相的PK
这句话出了大毛病了，冯保马上告诉皇帝。万历帝早慧，一听首辅大臣看不起自己，跑到两宫太后（嫡母和生母）那里哭诉，太后也觉得高拱太放肆了，是犯上欺君。高拱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不久，宫中传出命令，说皇帝召内阁、六部、五府（即掌管军队的五都督府）进去听旨。将文武大臣都集中起来宣布旨意，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军国大事。高拱听说后，高兴坏了，以为是要驱逐冯保，自己发起的攻势见效了，而张居正早就知道缘由，两人见面时他还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等大臣们跪下后，太监宣布：“张老先生接旨。”高拱立刻知道大事不妙，因为他是首辅大臣，按理应由他带领群臣接旨。果然，圣旨说大学士高拱擅权，把持朝政，不许皇帝管事，不知他想干什么？太后、皇帝母子三人很惊惧。令他回原籍闲住，不许停留。
听完圣旨的高拱从开始的九霄之上，跌到冰海之底，汗如雨下，伏地不起，旁边的张居正扶着他的胳膊，才让他站立起来。
两个宰相的PK，至此，以张居正大获全胜而告终。
胜利者的高风亮节pose
当着众臣，万历帝和两宫太后驱逐了首辅高拱。高拱当然知道自己被逐，是冯保和张居正在背后搞的鬼，对二人衔恨入骨。但得胜的张居正这一方，为显示自己的高风亮节，第二天，他联名对两人PK时作壁上观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上疏恳请皇上收回成命，让高拱继续留在内阁。奏折读起来十分感人，他说高拱身历三朝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他还说高拱那份要求限制宦官等五条建议，是自己和高拱联名上书的，事先又和自己商量过。如此由此皇上怪罪高拱，那么臣的罪过也无可逃脱。如果皇帝以为建议明确内阁、宦官之间的责权是大罪过，那么臣请求和高拱一起罢斥。
因为按明朝的祖宗规矩，上疏和皇帝的批示，就如红头文件一样，必须发给各级官僚学习。不知内情的人看完这份奏折，当然以为张居正是何等光明磊落的男人。对于张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摆pose简直就是必修的武功。这种pose摆出来后，对失败的一方高拱来说，觉得更是一种侮辱。张居正这道挽留高拱的奏折，自然皇帝不会照准，而且批示，众卿不可党护高拱。《明史。高拱传》对此只作寥寥数字的交代：“居正乃与（高）仪请留拱，弗许。”真是春秋笔法。
张居正还对来向朝廷辞别的高拱说，我为先生申请了驰驿。所谓驰驿，又叫乘传，就是沿途由兵部管理的驿站，免费提供食宿。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是一项特权，控制得非常严。到了后期就冒滥了，很多本来没资格享受这项特权的人，也想办法从兵部那里搞来驰驿的文书，大揩官家之油。，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形容：“山人术士皆得乘传”，“驿使交驰”，“过客百倍于昔”，“夫马仆从动以百数”。驿卒、挑夫不堪其苦，明朝陆粲有一首《担夫谣》说到偏僻的贵州，乘传者都多不胜数，“归来息足未下坡，邮亭又报官员过。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贵州都来手掌地，焉用官员如许多！”
如海瑞在当淳安县县令时，浙江巡抚胡宗宪的儿子，也享受老子的特权驰驿，而且因为一个驿站的工作人员招待不好，把人家绑起来殴打。海瑞知道后，将胡公子逮起来，交给上司胡宗宪，说有人冒充大人的公子招摇，被我抓了。大人严以律己，不可能有这样的混账儿子。
我估计面对张居正的惺惺作态，高拱恨不得朝他吐一脸唾沫。但毕竟是读书人，老先生忍住了，但用挖苦的话回敬，俺回家就回家，要驿驰干啥？先生如此关照老夫，不怕皇帝再责怪你“党护”我么？搞得张居正脸红一阵，白一阵。高拱装孙子的功夫还是不到家，事以至此，不如也假惺惺地表示感谢。
这世上少雪中送炭之人，多落井下石之徒。皇帝命令高拱马上回家，就不能一刻耽搁，那些锦衣卫前几天还对首辅毕恭毕敬，此刻三番五次催促、威逼、将他积攒的钱勒索得干净，而原来的仆人也大多携款逃逸，真正是树到猢狲散。高拱坐着骡车，带几名老仆，出宣武门，沿着大约今天的京珠高速公路的走向，往河南老家赶路。今天开汽车或坐火车，很快就到郑州了，可那时得风餐露宿好些天。脱毛的凤凰不如鸡，混杂在普通商旅中的高拱，很是狼狈。出京不远，刚到今天房山良乡时，一个差人手持公文赶上，说奉张居正的命令，来给高拱送驿驰的勘合。高拱还想硬到底，大骂张居正两面三刀装好人，不受这道文书。旁边的亲朋劝他别硬扛了，这把年纪了。而且这享受特权的待遇，是皇帝批准的。君有赐而不受，那就是大罪。
气愤归气愤，权衡利弊的高拱，最终还是接受了政敌的这番好意，一路接受公款招待，回到了老家。
且将剩勇打死虎
在张居正、冯保的联手策划下，皇帝和太后驱逐了高拱，此时高拱已是62岁高龄，如果不出大的意外，高拱没有在政坛上复出的可能，基本上是一个死老虎。
万历元年的一个早晨，年幼的皇帝照例从后宫出乾清门，到外廷去上朝。一位穿着太监服装的陌生男子直奔过来，被警卫擒住，皇帝命令掌管东厂的大太监冯保去侦查此案。
事关圣上人身安全，当然是超级大案，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尽快侦破。
首辅大臣张居正闻讯后，上疏皇帝，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平白无故混进宫内，肯定有极大的阴谋，背后一定有指使之人，务必追查出来。
由于东厂是皇帝的私人武装，直接听命于冯保，其侦缉、预审都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因此特别便于屈打成招或诬陷他人。冯保和张居正商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此案牵连高拱，从肉体上消灭政敌。
冯保亲自审问这位自称叫“王大臣”的嫌疑犯，私下里密语王大臣，告诉他，只要说是高阁老（拱）指使的来刺杀皇帝，将给你官做，并命令自己的仆人辛儒，陪着往大臣吃饭喝酒，帮他捏造一套说陷害高拱的口供。然后在这个人两腋下面，分别绑刀、剑一把。如此，才开始审讯。王大臣按照冯保的吩咐，说自己受高拱的指使，并供出高拱在京的家人李宝、高本等人是同谋，而且一搜查，嫌疑犯身上还藏有利刃。这样看来，能将此案办成弄死高拱全家的“铁案”了。
“审讯结果”一传出，朝野议论纷纷，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件案子背后有政治报复的影子。吏部尚书杨博（字维约，山西蒲州人）和左都御史葛守礼（字与立，山东德平人），相约找到张居正，为高拱辩解，杨博说，这件案子关系重大，如果就这样草率的定案，恐怕大臣将人人自危。张居正对二人说，难道二位先生怀疑我要深文周纳，勾连高拱么？杨博回答得很巧妙，说，不敢这样怀疑，但只有先生您才有回天之力，洗刷高拱的冤情。而且更搞笑的是，急着撇清自己的张居正竟然很不谨慎，自摆乌龙。他拿出一份东厂的审讯笔录给杨、葛二人看，意思是此乃嫌疑犯的招供，与自己无关。可里面有四个字“历历有据”，葛守礼不愧是最高监察官员，一眼看出 这是张居正亲自删改的笔迹，张居正连忙解释，审讯的人不通法理，我替他们改了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