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9年，他大概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亲历者了，难怪毛泽东9月19日约他同游天坛时自然而然就谈到了戊戌政变的情节，并问及当年光绪召见他的仪式，乃至昔日为官的情况、为官时受禄几何等。[4]难怪在政协会议期间，《新建设》杂志要不断地采访他，请他口述当时的史事，到最后他都谈不出什么来了。
9月18日，张志让带信给他，请他追述戊戌政变时的往事，“先定讲述之轮廓、计划，按次讲求”。[5]9月23日，张志让带了三个北大学生来做记录，并借了梁启超等有关戊戌变法的书籍供他参考，他对己所讲不满，“殊觉凌乱”。[6]9月26日，有人送来记录的问答稿，请他审阅。第二天他即将修改稿交还。10月2日，北大三学生继续请他做戊戌政变的讲述记录。10月3日，他给他们写信，表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追忆的，“昨天所谈尤为琐碎，不足录，不如中止”，请他们转达张志让。[7]
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
1949年的变化是张元济所始料不及的，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兴奋与惶惑，欣喜与隔膜，老人的心态可以说极为复杂。8月24日，当他从老友陈叔通信中得知自己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他马上回信谢绝了。1913年9月，他以“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为由断然拒绝了熊希龄出任教育总长的邀请。[8]这次他所列举“实有难于应召之处”的理由竟有五条之多。
一、“近来脑力渐觉衰退，每思一事，甚易坐忘，遇有需费钻研之事，思虑亦复不能深入……似此衰孱，有何裨补？”
二、“中共诸子多非素识，在会中者，屈计故交大约不及十人。气类太孤，殊觉岑寂。”
三、“素性戆直，不喜人云亦云，况值此国家多难，又重以弓旌之招，若缄默不言，实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浅言深之讥。”
四、“都门亲故虽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阔别，既旧游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亦大苦事。”
五、他儿子所在的单位近来正在“倡议裁汰”，如果要他请假陪同自己北上，“必被顺水推舟，从此失业，以后何以为生？”如果独自北行，“征途旅舍，事事躬亲，亦复精力不逮”。
因此他“再四踌躇”，只有请陈叔通“善为我辞”。[9]就在写信的当晚，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梅达君来访，转达了中共中央来电邀请北上之意，恰逢张元济早早睡下了，由他儿子接待。第二天（8月25日）他写信给梅，说自己“并未接得当轴电示，亦无等函牍，自审菲材，愧乏贡献，且年力衰迈，方染微恙，孑身远行，征途旅舍，诸事躬亲，亦苦精力不逮”，只得辞谢。并请转达对周恩来的歉意。[10]两天后梅达君再次带着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慰问信登门造访，请他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并希望他于9月10日前到达北平。8月30日，还在犹豫的张元济写信给梅达君，再次重申：“自惭樗栎，愧乏訏谟，且孑身远行，惮有种种障碍，再四思维，甚难遽行决定。”[11]同时他给陈毅、潘汉年回信表示：“元济樗栎庸材，涓埃莫效，仰蒙宠召，无任悚惭。迩届衰年，时时触发旧疾，惮于远行。……际此残暑，孑身远行，殊感不便。故一时行止尚难决定。”[12]张元济的口气虽有所松动，但还在观望犹豫之中。
陈云登门造访才定计应召
就在此时，出身商务职工、此时位居中央核心层的陈云登门造访，告诉他不久前到东北视察期间，见到沈阳、长春的商务分馆情况都好，请先生放心，并向他介绍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13] 张元济这才在9月3日决定北上赴会，他这天的日记中说：“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4]9月4日，“梅达君来，谆谆劝行”，他因为要检查身体，“须明后日方能决定行止”。[15]两天后，他终于在儿子的陪同下，登上了北行的列车。这一天在写给张国淦的信中他说：“中共招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经两月之磋磨，难于坚却，已挈小儿同往。”[16]自戊戌变法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不但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与政治一贯保持了距离。除了1947年、1948年为青年学生仗义执言，他曾与唐文治等老人致信上海当局，他确实不问政治久矣。1949年1月30日，甘介侯持李宗仁亲笔信来访，希望他作为和平代表去北平敲门，第二天，他给李宗仁写信拒绝了这一邀请。
“古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以[垂]委，敢不勉竭微忱。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不克膺此巨任。且连日在报端屡读文告，自揣庸愚，实无涓埃可再为高深之补。辱承谆命，只得拜辞。”[17]和他一样拒绝的还有67岁的银行家陈光甫。
这次应召北上，对张元济来说确实很特殊，因为他心中确实怀抱了近百年的希望与梦想。9月11日，宋云彬在北平见到张元济，在日记中称，他虽然83岁高龄，“而精神矍铄，腰脚甚健，殊可佩也”。[18]11月26日，张元济在商务作关于出席政协会议的报告时恳切地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这是一个目睹了戊戌变法以来所有历史变迁的老人当时的想法，是他真诚的肺腑之言，“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毕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啊。也正是怀抱有这样的梦想，张元济才最终接受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老“商务”遇到新问题
此时，商务印书馆正面临着建馆半个世纪多以来最大的考验，职工会与商务之间即劳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虽然劳资纠纷在商务历史上一直没有断过，商务的工人运动时起时伏，陈云早期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作为资方代表，张元济对工运、对劳资纠纷，一向的态度就是“和平改革，勿伤元气”。但在1949年的社会大变局中，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以张元济在商务的德高望重，想要游刃有余地从容处理发生的劳资纠纷也非易事。何况商务经济效益的滑落，使矛盾更加尖锐了。3月11日上海尚未解放，商务的主动权还未丧失时，他给商务丁英桂的信中说，他收到本公司工会的请柬，请转达工会中人，“际此时艰，万事必以俭啬为主。若会中诸君不能俯采，弟谨先辞谢”。[20]
6月24日到28日间，为邀请工会筹备委员到家中茶叙，他给丁英桂至少写了4封信，此前工会来信提出了业务改进。6月28日，看过他与工会代表谈话记录后，他说：“似尚有未尽录入者，请补入（如委托造货种种之措施失当等）。”[21]
8月2日，他给丁英桂写信：“又前日十三日与工会讨论薪水，彼此言论想经记出。”[22]
9月5日，他临行前，“出赴商务印书馆，约职工会常务委员叙谈。略言余将北行，际此艰难，甚盼努力合作。当此合作伊始，彼此都不能相互满意，但望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若辈斤斤于总务改组，新订章程及人选均不满意。余言人选我亦大不满意，但当局诸君斟酌再四，确有为难。此次用人较多，即予备数月之后去留地步”。[23]
在去商务时，他还“见职工会悬有红字通告，对公司改组总务处办法有所不满，招令会员陈述意见。字迹甚大，张挂在三楼楼梯入口不远之处”。9月6日，他写信给丁英桂，“请即照录一份”，并吩咐以后遇有此类通告，“均请录存，以备查考”。[24]
此前6、7月份，张元济一直在为商务的业务改进事情绞尽脑汁，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工会方面一直未接受。[25]在政协开会期间他不仅要为商务在业务上的困境殚精竭虑，而且要为困扰着商务劳资纠纷而忧心忡忡。9月13日，他在六国饭店收到商务总经理陈夙之10日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夙之提出原则二项，尚正当。然同人无能相助者。”看了此信，他一夜睡不安宁。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北京饭店把信面交同时与会的陈叔通看，“甚为不平。言允职工会要求开紧急会议尤不合”。他拟了一份回复陈夙之的电报，陈叔通修改了几处，却不愿列名。9月14日，他收到陈夙之11日来信。“职工会要求各节均已接受。只可成事不说矣。”9月15日，他给陈回信，并注明给职工会的几个人传阅。同时他给商务另一董事陈拔可写信，“请坚持拒开董事会”。当天，陈叔通来，也说“改组案将来仍须提董事”，他们的意见相同。[26]
9月19日，陈叔通向他转述，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在政协筹备会上讲演说“工会要求不宜滥允”，“工会有团结，商业同业无组织，不团结。遇工会过分要求，只图苟安。目前随意应允，且与签约，事后翻悔。此与工会为难者一。又资方怕事，工会要求不敢与之争辩，一切顺归工会，工会即欲扶助，资亦无从措词。此与工会为难者二”。李立三希望“资方与劳方尽管斗争，斗争不已，工会出为仲裁，反可持平。并盼资方不可怕事。怕事反要生事等”。还带来一份北平药业劳资集体合同，用作参考。他将李立三讲话的大意以及药业劳资合同，都信寄给远在上海的陈夙之。[27]
10月8日李立三与朱学范来访，张元济向他们说商务的职工会筹备会常务不肯加入改组职务，“似欠合作”。李立三问他原因，张元济说：“诸人以恐被疑为资方买收，故而胆怯。”李立三表态：“职工不应违抗公司用人之权。”[28]
从张元济12月12日给丁英桂的信可知，其间他与工会之间的谈话、折冲也没有停止过。[29]
1949年底，张元济在商务工会成立大会致辞时，因患脑血栓症突然倒地，留下了左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去了海峡对岸的王云五在《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文中将他病倒归因于商务劳资纠纷中工会对他的“侮辱”。这一说法后来曾遭到许多研究者，包括张元济后人的质疑与反驳。当然，即使张的直接病因不是商务的劳资纠纷，但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过度的奔波、操劳恐怕也是他病倒的重要原因吧。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曾在商务服务的陈云、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陈叔通等身居高位，胡愈之直接出掌了全国出版大权。当年出入商务的练习生、职工、编辑，此时居于或将居于国家领导地位，张元济留下的《1949年赴会日记》（9月3日—10月20日）的字里行间无意中记录下了他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变化。
商务一直缺乏一位能够董理全局的编审部主任，张元济极希望沈雁冰（茅盾）能南下重返商务。来京前的7月19日，他就提议将商务原先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拟请沈雁冰担任会长，董事会已通过了这项决议。9月9日，张元济抵京的第二天早上，沈雁冰就到六国饭店看他。“雁冰语余，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余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30]沈雁冰因此推荐了郑振铎，实际上郑也很快另有高就，再不可能回到曾工作过的商务去了。
10月18日即张元济离京南下前一天，他还与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午后二时，偕叔通访沈雁冰。余复申前请。沈坚辞。嗣请代拟一进行计划，先用浅文小册，以自然科学、技术、文艺为主。沈谓当与振铎共同商酌。余言叔通未行，并乞会商。”[31]张元济回到上海后，沈雁冰还几次致信，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会会长一席。毕竟今非昔比，昔日的商务练习生、《小说月报》主编，如今即将出任新政权的文化部部长，要他回到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民间出版机构任职，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从11月14日、19日他给张元济的两封信中看来，他们已商定由茅盾约请国内专家为商务编一套《新民主丛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丛书的名称是茅盾确定的。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地位最高的无疑是陈云，他成为了新时代财政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门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一封信就出来了。这里旧称九爷府，后被收为励志社。10月2日，陈云来访，和他谈了约一小时才去。他们谈了些什么，张元济的日记中没说，除了叙旧、鼓励、客套，恐怕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出版界执牛耳的龙头企业，此时已陷入经营、发展的困境之中，这是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也没有遭遇过的。“沪、港、平三处商务印刷厂抗战前年用纸量75万令，而1948年降至6.6万令；人均用纸量1936年为341令，1948年为130令。1949年头五个月基本上没有出版书籍，现金已入不敷出。上海解放后，局面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有所扭转。1949年用纸量为1.37万令，人均27令，比1948年又有大幅度下降，职工工资减少。最严重的恐怕是新书出版的萎缩。1949年9月出了《小学教师学习丛书》等四套小学丛书，缺乏新意，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兴趣亦由此转向其他出版社。”[32]北上前张元济就曾向上海市长陈毅呈文，诉说商务连职工薪水都发不出来的困难，恳请新政府“垂念此五十余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33]到北平之后，张元济更是无时不在为此操心，不断地与老商务同人商讨、寻找出路。9月9日，陈叔通对他说，夏康农可以到商务做编审，原因是夏“与当局亦通声气”。[34]10月4日，陈叔通又推荐宦乡进商务驻京收集稿件，称他们相识很久，非常了解其人，能文能办事，即将出任外交部欧非司长之职，“极为当道所重”。当天宦乡来和张元济见面，谈及商务，“将来可注重于文化的工业，如地图、地球仪、玩具等等。又言人情喜新厌故，有商务与新书店同译一书而人多就新书店购读，此必须费一番转移工夫，方可恢复旧日地位”。张元济认为“言极有理”。宦乡又说过去出版的书必须大加整理，不合用的全部废除。[35]他们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并言犹未尽，约定下次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