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后记》于1950年代出版，我本会把它题献给伯特兰.罗素：巴特利教授告诉我一封大意为此的信件现存于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罗素档案馆「Russell Archives」。
我最后可以提一下，在我看来这部《后记》（连同《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译本）在1954年时几乎已准备就绪。正是在那时我选择了它的最初的题目，“后记：二十年后”，暗指1934年《探究的逻辑》的出版。
1982年于白金汉郡佩恩
1982年的序言
正像巴特利教授在他写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本书作为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后记》的一部分写于1956年以前。它所讨论的不是人类的自由和人的自由意志，即使它们的确是它背后的问题。
我在撰写此书时不想明确讨论这些问题，有着种种不同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后记》像《科学发现的逻辑》一样——本书是它的续编——是要讨论物理学，它们的方法和它们的一些含义，物理宇宙论，以及知识论在物理学中所起的作用。
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围绕着人类自由问题的几个问题被哲学家们的论著搞得有些混乱。这种混乱至少始于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休谟。我认为，这与下述的事实有关：在这些问题上，常识［common sense］是混乱的。因为一方面常识倾向于断言每一个事件都是由一些先前事件所致，因此如果我们充分详细地知晓所有有关的先前事件，那么，任何一个事件都可以解释或者预测。另一方面，常识至少在许多情况下能使成熟的、心智健全的人有能力在可供选择的行动可能性之间自由选择；因此常识应对这种行动负责。
和似乎是冲突的，问题是这种冲突是真正的冲突，还是仅仅表面上的冲突。休谟和许多决定论者机智、巧妙地（在我看来过于巧妙了）试图表明和并不真正冲突，因此一个人可以是决定论者，而同时又谈到行动自由。然而，这一见解所根据的论据主要是词语的。它们依赖于对于诸如“自由”、“意志”和“行动”等词的意义的词语分析；依赖于对于诸如“我会不像当初那样去做吗？”之类的问题的分析。这些词语分析是十分无益的，把现代哲学引向了泥潭。但是还有另一种态度。
我自己的起步和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不是来自休谟（他支配着英国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而是来自拉普拉斯[Laplace]。在休谟发表《人性论》[Treatise]约50年后的1819年，拉普拉斯出版了《关于概率的哲学论文》[Essai philosophique sur lesprobabilites]。拉普拉斯写道：
我们应当……把宇宙的现状看作它的先前状况的结果，看作随后状况的原因。假定……一位神明能够知晓使得自然生机勃勃的所有的力，和构成自然的所有物体在一瞬间的状况：……对于「这个神明来说］，没有任何事物会是不确定的；未来会和过去一样在它眼前出现。
这种见解（如我在本书正文中解释的那样）比常识强烈得多，我称之为“科学”决定论。至少1927年前大多数物理学家，尽管不是所有物理学家（例如我想到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会同意这种见解。这种拉普拉斯决定论断言，如果给出它在某个瞬间，例如目前瞬间的状况、情境，宇宙在无论未来还是过去的任何瞬间的状况就是完全被决定的。我认为这种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尽管它似乎得到初看上去的决定论的物理学理论及其惊人的成功的证实——最确实、最严重地妨碍了对人类的自由、创造性和责任的解释以及对它们的辩护。拉普拉斯对决定论的极为清晰的表述超出了常识，也与西方科学史深深地相互盘绕，它无疑远远胜过上面作为给出的不严谨的简洁陈述。
然而，可以反对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我在本书中就确实反对它。就我自己而言，我决不是决定论者。我在本书中把在物理学理论中、在宇宙论中为非决定论留下余地当作自己的任务。因而我论证说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它既不被“经典”物理学又不被当代物理学所需要。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与主要是词语的诡辩无关。因此我将在宇宙论的水平上展开我自己的讨论：我将讨论我们的世界的性质而非词语的意义。
但是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十分清楚地说明，每当我在本书中谈到“科学”决定论（“科学”一词加了引号）时，我心中想到的是据称的“科学”学说，据称的“科学”决定论。这个学说的流行，以及它甚至在伟大的科学家中的影响，要归因于它表面上的科学性，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它被广泛地相信是科学的一部分，尤其是牛顿「Newton」的和爱因斯坦[Einstein]的引力理论和麦克斯韦「Maxwell」的电磁场理论。
在我的论证过程中，我将站在决定论的对立面发展出一种见解，它也试图超越上面的。
无论如何，我在此要清楚地说明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Poverty of Historicism］中都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对从哲学上为人类自由，为人的创造性，为传统上称作自由意志的事物做辩护深感兴趣——即使我相信诸如“什么是自由？”或者“‘自由’意味着什么？”和“什么是意志？”等问题和类似的问题以及澄清它们的尝试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也在所不惜。因此本书是人类自由和创造性问题的一种绪论，并以不依赖于词语分析的方式在物理学中和宇宙论中为它留下了余地。
关于本书第一章的开头，可以谈一谈我对直觉的观点。
我认为直觉和想象是极其重要的我们需要它们来创立一种理论。但是，正是由于它可能使我们相信我们由直觉知道的事物是正确的，因此直觉会严重地使我们误入歧途：直觉是无法估价的助手，但也是危险的助手，因为它往往使我们不加批评。我们必须总是尊敬地、感激地、并以对它采取严格的批评态度的努力来对待它。
第一章 决定论的种类
我想在此阐明我是非决定论者的理由。在这些理由中我将排除自由意志的直觉观念，因为这一观念作为赞成非决定论的理性论据是无效的。当一个人实际上是在暗示下或者强制下或者药物的影响下行动时，他很可能相信他是在故意地、完全自愿地行动。但是，一旦用无需求助于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直觉观念的论据成功地摈弃了决定论的观念，在有限的程度上，重新确立这些直觉观念的正当性也许是可能的：因为那时刚才提到的反例就会被当作特例－－也许被当作妄想的例子，它们使这些直觉观念暂时成为不可靠的。不过，这些问题在此都不予讨论。我在下面打算做的是批评人们用来支持决定论的常识论据、哲学论据、尤其是科学论据。
我的中心问题是考查支持我所称的“科学”决定论的论据的有效性；即这样一种学说：世界的结构是这样的，如果提供给我们对于过去事件的充分精确的描述以及一切自然法则，任何事件都能够以任何期望的精确程度通过推理预测出来。
这个问题所以相干，主要是因为量子论的倡导者们常常对情况作如下的描述：他们说，经典物理学蕴涵着我所称的“科学”决定论；只有量子论迫使我们摈弃经典物理学，随之也摈弃了“科学”决定论。与这种观点相反，我要表明，甚至经典物理学的有效性也不会强加给我们关于世界的任何决定论的学说。
在批评决定论时，我将涉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一种观点，直至1927年止物理学家们实际上都毫无例外地持有这种观点，似乎爱因斯坦到他1955年去世时为止也持有这种观点。诸如斯宾诺莎、霍布斯、休谟、康德、叔本华、J.S.穆勒「J.S.Mill」和（至少到1927年止）M.施利克「M.Schlick」等哲学家也持这种观点。施利克在1930年对这个问题仍犹豫不决，如下面援引的这段有趣的文字所表明的那样：
由于一切事件都受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一假定通常被描述为普遍因果律，我可以这样表述［我的论点］：每一门科学都以普遍因果律为先决条件……一切经验都证实这种信念，即至少就它对于一切实际生活的目的都是必要的而言，在一切与他人的接触和 与自然的接触中，而且甚至对于技术所要求的极度的精确性来说，这个先决条件都得到了满足。但是，因果律是否绝对地、到处都是有效的，没有哪怕最微小的例外——也就是说，决定论是否正确——对此我们不清楚。然而，我们清楚的是这样一点：仅仅思考和思辨，权衡赞成的和反对的论据（这些论据无论如何都会是伪论据）的数量是不可能解决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之间 的争端的。这样做一定会给人荒唐可笑的印象，尤其如果想到那实验的与逻辑的技艺的庞大无比的军械库的话，而当代物理学正小心翼翼地逼近，要用这些技艺攻克因果律是否对于甚至原子内的极微事件也是有效的这一难题。
我所以援引这段文字，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代表了我要批评的观点：因果律与决定论的论点相同，我们从经验得知，它至少对于一切实际目的来说是正确的：对于“一切事件”，尽管也许不是对于“绝对的”一切事件，“到处，没有哪怕最微小的例外”，都是正确的——量子论对此提出了疑问。还因为我想接受施利克提出的观点中所蕴含的挑战，施利克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争辩的，但是只能使用经验论据，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辨的思维只能使用“伪论据”，必然给人“荒唐可笑的印象”。的确，我觉得，对经验论据稍作改进并不是思辨的思维完全力所不及的。
1.宗教决定论，“科学”决定论和形而上学决定论
决定论的直觉观念可以这样概括，即世界就像一部影片：正在放映的影片或者剧照是现在，影片已放映过的那些部分构成过去，尚未放映的那些部分构成未来。
在影片中，未来和过去并存；在和过去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未来是确定的。尽管观众可能不知道未来，每一个未来事件原则上却毫无例外地可能是确然已知的，恰如过去一样，因为未来存在的意义与过去存在的意义相同。实际上，制片人——造物主－－会知道未来。
决定论的观念源于宗教，尽管有些伟大的宗教相信非决定论即相信关于至少有些事件不是预先确定的学说。（至少自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以来，基督教神学在极大程度上教授非决定论的学说；突出的例外是路德「Luther］和加尔文「Calvin］。）宗教的决定论与神的全能——决定未来的完全的能力－－和神的全知的观念有关，神的全知意味着现在上帝已知晓未来，因此未来是可以预知的，预先确定的。
除宗教的决定论外，还有一种我将称为“科学”决定论学说的形式。
历史地看，人们可以把“科学”决定论的观念看作用自然的观念取代上帝的观念，用自然法则的观念取代神的法则的观念的结果。自然，也许是“自然法则”，既是全知的又是全能的。它预先决定一切。上帝是不可测知的，只有通过启示才会被人所知，与上帝相比，自然法则却可以由人的理智辅以人的经验来发现。如果我们知道自然法则，就能用纯理性的方法根据现在的数据预测未来。
世界上的每一个事件都是预先决定的，这是一切形式的决定论学说的特点：如果至少有一个（未来）事件不是预先决定的，那么决定论就会遭到摈弃，非决定论就是正确的。就我所称的“科学”决定论而言，这意味着，如果世界上至少有一个未来事件原则上不能由根据自然法则和关于世界现在或者过去的状况的数据进行的计算预测出来，那么“科学”决定论就必须遭到摈弃。
因而“科学”决定论的基本观念是，世界的结构是这样的，只要我们知晓自然法则和世界现在或者过去的状况，那么每一个未来事件在原则上都能预先通过推理计算出来。但是若要每一个事件都是可预测的，那么它就必须可以以任何期望的精确程度预测：因为测量的即使最微小的差异都可以被宣称区分了不同的事件。
尽管从历史上说“科学”块定论的观念似乎是从宗教决定论到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术语的一种送译，然而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科学”决定论的观念却是可能的。例如，可以把它描述为产生于对常识性世界观的有些深奥微妙的批评，按照这种世界观，可以把所有事件分为两类：可预测的事件，例如四季的更迭，或者太阳和恒星的周日运动和周年运动，或者钟的运转；和不可预测的事件，例如天气的神秘莫测的变化，或者云的行为。
现在可以得出下面这个有些深奥的问题来批评关于钟与云的区别的这种常识性观点，即，这两类事件是真的不同还是只是我们的知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使得它们似乎不同；是否只要我们对于云和对于钟了解得一样多，云的行为就会和钟的行为一样可以预测。
科学知识的进展刚刚使人们能够和恒星本身的运动一样精确地预测行星或者“流浪者”的运动——曾是众所周知的反复无常的象征——这个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个猜想，就变成了一种信念。正是这个成功，开普勒［Kepler］的三大定律和牛顿的天体动力学的成功，导致近代对于“科学”决定论的几乎普遍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