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两个生命用爱紧紧扣在一起，坚强了他们的心，携起手来，由世界的一个角落，漂到另一个角落。
第二章 苦涩的原乡梦
钟理和与钟台妹所乘的船经基隆，到达日本门司。当时钟台妹因旅途太劳累病倒了。钟理和关切地问她想不想家，甚至问她是否后悔。钟台妹此时的态度一如沙场大将：“事情已经决定了，不往前走还要怎样呢？”在日本休养了三天后，又从下关搭船抵达韩国釜山，然后换乘火车随日本的移民潮到沈阳，暂居同乡林国良家。
沈阳并不是钟理和心目中所憧憬的祖国。他越观察清楚，越感觉到这块冰天雪地的大陆，处境与台湾所受的异国殖民压迫并无不同，他所接触的祖国同胞与他所期待的亦完全相反。这让满腔热情投奔的钟理和感到幻灭的痛苦。
东北难以成为钟理和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作为谋生的驾驶工作又因为冰冻路滑，连续发生事故，被吊销执照而失业。钟理和夫妻两人的经济十分困难，生活陷入窘境。原来从未经验过要面对一日三餐的现实问题的大家子弟，困在其中几近绝望。1941年1月15日，长子铁民出生，但他们穷得连必要的奶品也买不起，幸得在同院邻人的帮助下，婴儿才得以生存。恰好这时联络到在关内做事的表弟邱连奇，彼此都是在异地最亲近的亲人，靠着其接济和安排才得脱困。当年夏天，举家迁往中国的心脏地区北平。
在谋生之余，钟理和继续着阅读写作。在沈阳的艰难生活给钟理和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也融入到他的作品之中。他在沈阳时期写成《友情》和《都市的黄昏》，这些文章均未发表。前者仅七百字，后者写于1939年农历正月十四，1954年8月21日重新改写成短篇小说《柳荫》，1959年才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以在东北生活为素材的作品还包括《门》以及未完成的《泰东旅馆》和《地球之霉》。
《柳荫》记叙了“我”在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驾驶时与朝鲜青年朴信骏、金泰祺的交往。驾驶实习场那片给人带来凉意的小小柳荫，就是“我”与朴信骏、金泰祺休憩交流的地方。朴信骏和金泰祺都是封建传统婚姻下悲剧受害者。朴信骏刚脱离母乳的时候，就由父亲为他暗聘下一个乡下姑娘，约定成年后成亲。他爱上的却是青梅竹马的女友。女友的家长逼迫她和别人成亲了。朴信骏为了躲避家中为他订下的包办婚姻，远走高飞到了中国的东北，而他所爱的人则先跑到了镇南浦的咖啡馆当女侍，后来竟抵不过命运之神的捉弄而沦为妓女。金泰祺也是经由包办的婚姻，这个矮小得不适合坐上驾驶台的男人与一个比自己大六岁的人结了婚，并在十五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女孩子的父亲。在被残忍地推进使人晕眩的疾速的生活漩涡中，金泰祺却并未丧失掉少年的明朗和快活，对生活保持着热烈和洁净的好奇。这在“我”看来，能够在像火的激烈的恶劣的环境中，依然把做人的兴趣保持得如此完美，这事情本身便该是一种美德。两个朝鲜人此后各自有了不同的出路。金泰祺放弃了学习汽车驾驶，做起了在学校外卖冰果的小贩。而朴信骏当过妓女的女友也到了中国东北，他又和她一块去了张家口。在冰果不能再卖下去的冬天，金泰祺最终也不知去向了，大概是回朝鲜去了。小说结尾中引用的朴信骏的一句话：“为了女人，为了不合理的婚姻，我们就需接受这样多的苦难！”倒更像是作者的一种自省。一方面，表示作者对两个异国朋友遭遇的同情；另一方面，因为自己也有类似的遭遇，借它写出自己一些“心有戚戚焉”的感怀。
《泰东旅馆》是钟理和最早尝试的长篇小说，描述了初抵沈阳的见闻，创作于1941年。作品分为清稿与初稿两部分，加在一起共四万二千余字。其中清稿部分为五千六百余字，未见下文；初稿为三万六千余字，残缺不整，首尾部分散佚，字迹模糊，且未经修饰，有不少难解读的地方。虽未完成，但也可以看出作者所企图表现的内容，并能由此而窥沦陷区的社会面目。
作品中，“我”携妻子离开台湾到内地冰雪盖地的奉天，落脚到泰东旅馆。“这里漂浮着不可名状的寂寞、惆怅，与迫人的忧郁。一种似浓密的秋雾的，难以捉摸的荒凉、凄怆、暗淡的空气，把泰东旅馆整个的包围起来。它强韧而钝重，几乎凝结成可触性的窒息的一块。这气氛波及与感染旅馆的全部住户——人们的脸色、心灵、思想、生活，都一如下雪前的阴霾的天空一样灰色，如孤寂的垣墙一样单调，而无生气。”旅馆的住户和“我”一样，都是“同样负着那可咒诅的、悲哀的同一的命运——殖民地的人”。小说记叙了这些挤在“缺乏理性和秩序的野性、淫秽的声浪的屋栋”里的人们灰色的生活：唱鼓书的韩小姐和为她拉胡琴的父亲，每天黄昏在旅馆中唱一段书后，便上茶馆讨生意；刘账房管每夜来旅馆找活的“野鸡”抽头；房客佟文振整天抽大烟、下棋和聊天；三个由乡下来就读于某日语学院的学生染有烟瘾，又常迷困于爱情；还有私通女学生的中学教员、作威作福的马警长、勾结马警长的大学教授等。这些人无力自省，只会虔敬地顺着命运指示的道路走，从他们身上，“原乡”的希望是黯淡的。主人公听到韩小姐唱的大鼓，心中想的“它既然背负着这么悠久的历史，经过了这么悠久的淘汰而尚严然存续着，难道这里头更没有民族的跃动与血的旋律么？”从艺术上看，作者驾驭复杂关系与众多人物显得并不太顺手，所以作品读起来觉得是片段的连缀而缺乏支配全局的主线。而且作品中充塞的大量关于情感、爱情、责任、义务、道德等内容的议论竟占去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显得有些生硬，有以概念代替形象发言之嫌，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作品的艺术性。
《地球之霉》作于1944年，看不出规模，据已知的部分来看，应是由若干情节不相衔接的短篇故事串成。第一篇《深夜的喜剧》讲的是司机崔志信夜间出车，乘客是一男二女，崔志信从他们的言谈行为中判断那是嫖客、妓女和鸨儿，经过一番争执，终于达成协议。到达目的地后，崔志信得到了比车钱多得多的十元钞票。这同时也印证了出车前和同事说的那句玩笑话“司机和妓女是同路人”，因为他们都是伺候老爷的。第二篇《二十五日与醉鬼们》讲的是在25日这个人们领取月薪的日子，崔志信的车相继拉了两个醉汉。第一个乘客是某商馆的课长，大谈“人类仍和太古一样是有尾巴的”；第二个乘客则在醉酒后忘了自己本该值夜，而去会女人，醒悟后疾返，等到返回值夜的地方，又发现皮夹早丢掉了。第三篇《人生的另一角落》有题无文。本文语言充满了内在张力，例如在表现城市之夜的纷扰喧嚣时，采用了密度极大意象，让人读起来没有片刻喘息的余地——
灯光——它是人造的太阳、光明、人类的夜生活，便和它一道开始了，并且陈展出来。看！这是怎样令人惊心动魄的景色啊！好像这里已无需乎自然的太阳了。遍地是光明的交错，光明的泛滥，光明的迸射。像梦一般幽幻的路灯，不住向时代的摩登男女诱惑着，魔性的陈列橱窗的装饰灯，在半空中明灭着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仿佛猛兽的凶悍圆睁的眼睛，种种样型的汽车的照明灯，还有关在四角玻璃盒子里，昏黄的马车灯；静的灯与动的灯……灯光的海呀！地面上，则有影儿的世界，它们交织着，跳跃着，颤抖着；有静静地躺在地上的，有像灵魂似的跟在人和车的后面满街疾去的。半空上，有密密排排的，没有完的蜘蛛网，那是电线与电话线，都会的神经呀！血管呀！它们一分间，不，一秒间，更不，一万分之一瞬间，要传达多少意志，发出多少命令，送出多少血液，谁计算得出呢！还有街道——人与车的河流！人与铁，在这里奔流、翻滚、冲撞……速力呀！速力呀！只有速力是他们全部目的似的，他们和时间竞争、挑战、格斗。人力车，那拉着比自身还要大的负累的螳螂，嘴里呼着热气，咻咻地，踉跄走着；先生，借光，对不起，借光呀——还有马车、汽车，这负着臃肿之壳的蜗牛，和喝醉了酒，满地匍匐的蟾蜍。啊啊，汽车来了哪！司波勒，二十四年式的啤酒箱子似的福特，最新式的尖端型的别克。的、的、的——叭——叭叭——躲开呀！劳驾，先生；汽车来了……前面的人和车，恰似着了鞭子般急忙向两边闪避，中心腾出一条空隙。于是，迅雷似地卷起一阵旋风，汽车驶过去了。接着，是迸射着青色火花的，转动不自由的虺蛇；这也匡朗匡朗地叫着走过去了。可是人的怒涛，立刻又将裂痕填平。挤着，汹涌着，叫骂着，碰撞着……。的、的、的——汽车又来呀，劳驾，先生：
汽车咆哮着似恶兽，电车的像天塌地裂的哄声，使地皮受惊似的在人们的脚底下震颤起来，马车铃的叮令——叮——的清脆声，由什么地方响起的工厂的汽笛，则如小孩受了烫似的干嚎，小贩的吆呼，女人的尖叫，车夫的争吵……这一切声浪，汇成一股洪流，更在人们和铁的腿上，唤起更高的速力……
这里有光有声有色，形成一种容纳性极强的合奏效果，把都市的炫目景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纵观钟理和的全部创作，如此的写作风格算是极为罕见的。
中篇小说《门》是一部日记体小说，记述了主人公袁寿田在1940年11月初至次年5月底的生活及思想历程。作品由至友康孝先生死不明的悬疑为主脉，配以长子出生后的经济窘迫，在家乡的弟弟也正遭遇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苦恼而想来投靠他，以及所住大杂院人家的恩恩怨怨等等一连串的人事纷扰，氛围阴暗沉重，给人极度压抑的感觉。具体写作时间不详，据钟理和1945年10月5日的日记中记述：“前所作《绝望》似可改名为《门》。抑或如隆生所言题为《落叶》。”
“门”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意象。一开始，读者便似乎听到了“咿——”的一声凄冷而寂寥的关门声，随着是绝望而粗暴的无情的落栓声。主人公袁寿田怅惘而悒郁的一日便开始了。
主人公生活了四年多的地方奉天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令人倍觉“寂寞、焦躁、烦恼、与冰凉的灰心”。生活在这里，再不能和以前那样“怀着近似怯悦的陶醉，与甜美的颤抖亲近它”，感觉到的是“从绝望而生的痛苦，与日子的堆积成比例地，跟着入夜院门的关闭，就立时倾压下来，几令人感到窒息”，由此，“灵魂失掉和平、内心失去安宁”。单是所住的那个院子，便“恰似专聚合着世间最末流、最下层、最不洁、而最为世人所不齿的人们”，“只要一天地球还在转动，则这所院子便一天有事情，并且，不管其事件的形象，有二种方式——是贱民的、是贵民的，但其所构成的内容，则不外是吝啬、欺诈、愚昧、嫉妒、卑怯、狭量、猜疑、角逐、鲁莽”。在失望与幻灭中，主人公甚至憎恶起“卑鄙与肮脏，与失掉流动的热情和理智所代表的足堪诅咒的这民族”。他们“不洁、愚蠢、吝啬”，失却人性、羞耻。主人公复杂的心情是“憎之而又爱之，爱之而又不能不憎之”。
然而，世间毕竟尚存有真情。像那对老夫妻的家中就是生活美满，“在别处，一家子全体在展开着猜疑、虚伪、欺骗、与嫉妒之中，这一家子却和气霭霭地过的颇幸福，而平安。他处是以金钱、奢侈、虚荣买的快乐，而他们却以劳力与爱得之”。老人疼爱袁寿田夫妇不亚自己亲生的儿女，怜悯他们远离千万里外的家乡，举目无亲，安慰或照料他们无微不至。在主人公眼中，“被投落在大千世界里，失掉温暖的庇护与安慰的妻，也对她（指老太太）亲爱、恋慕与缱绻，如孤生在石阴下的弱草之爱慕阳光”，“瞧瞧天真地投入老太太温暖怀中的妻，与抚摸妻如亲生女儿的老太太——瞧瞧人间至美的这一瞬时，我常禁不住自己眼睛之热，与鼻之酸”。当妻子就要临产，两人“最先浮起于脑袋的，是得先请老太太去的事情”。老太太便让自己的儿媳妇在寒冷的风雪夜请来了接生婆。以后的日子里，老太太也把照顾袁寿田一家三口的生活视为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对他们的孩子，更是犹如自己亲人。这一切都让主人公感动，他由衷地叹道：“老太太——老太太呀，祝你平安——那是我永世不忘的慈祥的第二母亲——”
在窘困艰顿的生活中挣扎，主人公总要感到惆怅，对于自己的妻子更是惭愧无地：“出不能有用于家国，入不能保有其妻子。”在妻子临产的时候，主人公茫然无所措，如失了意识似的，“仿佛在自己足下平空响起一声地雷，茫然如失去了知觉”。直到孩子降临人世，“漫长，悲壮而且断肠的第一声”哇地冲出来，“壮穆的一瞬，崇严的一瞬！在这一瞬间，我分不清我所感到的是什么，是悲哀？是快乐？是幸福？是伤心？是感激？是尤怨？那声音似一把尖刀，猛然往心上扎，我觉得喉头如梗，胸膈似压，呼吸窒息，同时，两行热泪，滂沱而下”。孩子降生了，主人公却不敢走前去：“一边，我谴责，并且蔑视自己的这种鄙贱，与卑怯的思想，一边，则又不能不为世间不清不白的伦理道德的这种滑稽、神秘，不可解所苦恼。”他看到自己的孩子“露出在被外的脸，是红的颜色，两只小眼睛，半开阖着，濡湿绵细的胎发，覆着额部，像未生毛发的软体动物，瞧瞧就觉可怕”。想到的是，“为使其不忘出生之微贱，并且，后日须有健全，而胜过昔时的钢铁般坚毅的生涯，即一边记念着身世的惨苦，而一边希望其能勇往直前，不为过去所苦，因名之曰健生！他日后能体会出为父者之苦衷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