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们一齐跪到公园里，不去上课。校长追究起原因，向学生保证他们不再挨打。赖和生平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也许从那时候起，他就懂得了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尊严，必须通过斗争。
十四岁那年，赖和入“小逸堂”拜黄倬其（黄汉）为师。这是为了让赖和等学子更好地打下汉学基础，父兄们精心地选择了黄倬其这样博学多才、教育有方的私塾教师。据赖和回忆说，黄倬其早年不得志，倚笔为生，做大户人家的家庭教师。乙未年（1895年）日本据台，他认为靠书本不能保国救国，“投而弃之，欲伸其志于商场”，可是“转徙流离十余年间卒不获就”。（赖和：《小逸堂记》，《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7页。）从这一点看，他的爱国心、报国志都是很明显的；父兄们让他来教子弟，用意也是非常清楚的。后来，黄倬其还跟随他的东翁（雇主）“游历大陆，远踏南洋，求其可以一展素抱者，乃或有其处而资力不及或力所能及而际非其时，望洋兴叹，颓然而返”。（同上，第198页。）他的“素报”是什么，赖和没有明言，但不难猜想出来。黄倬其很有学问，人品也好。他的教学方法与其他私塾不同，不要求学生读死书，除了读讲古文、诗集以外，汉文习作以书信、联句为主要课程，“因夫子教导有方，我等学生皆甚契洽，遂成一系无形之统”。（同上）这种严格的古典文学教育给予他在人格形成期以巨大影响。亦即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同时也培养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
不可否认，公学校的日式教育，使赖和具备了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但赖和的父祖都是以术士为业，这样的家庭背景属于闽台民间生活习俗；书房教育，尤其是小逸堂这一阶段，更使得赖和与中华文化的大传统进一步贴近。家庭与私塾对赖和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不是自小在民族传统环境中成长，加上长辈有意识地引导、培养，能在极强势的日本文化的统治之下，站稳民族的立场而不倒，并从事坚决的反抗斗争，是无法做到的。
第二节 汉魂不朽——民族意识的潜在生长
赖和公学校毕业后，想上台北继续求学，但家里人不大愿意，理由是怕孩子在台北那样的“坏地方”被人拐骗，其实是舍不得他少小离家。可是，他找不到合适的事情做，也不愿意去当日本人的走狗——补大人（巡查补——助理警察，由台湾人充任，警察都是日本人当）。这个职业在当时许多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可以威风地过着享福的日子，而且日本人为了以台治台，培养汉奸，凡公学校的毕业生，只要去申请，总尽数录用。赖和说自己“生成羞耻心强些，怕被别人笑话。因为那时代的补大人，多是无赖，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横行直撞，为大家所侧目”
。（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43页。）几番谋职的尝试碰壁之后，家里人终于满足了赖和报考上级学校的愿望。
赖和求学的那个时代，台湾的中等教育，主要是为了便利居台日人子弟升学而设，高等学校更是多从日本国内招收学生，根本没有考虑为台湾培养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的人才，甚至认为愚民政策对其统治有利，所以对公学校毕业生升学有种种无理的限制。总督府设立的台北中学、台南中学、台北第一师范学校，都不收台湾学生。惟一的一所招收台生的公立台中中学，是经过台胞多次请求，并负担建校经费才被允许设立的，在赖和升学的时候还没有这所学校。能让台湾人进入的，恐怕只有医学校了，因为台湾缺乏医生，而日本医生多不愿意来台。于是，1909年5月，十六岁的赖和考入了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成为第13期年龄最小的学生。这是当时台湾青少年能争取到的最好的出路了。
在台北医学校，赖和遇到了一位好先生，即校长高木友枝。他是日本人，却没有种族偏见，从不歧视台湾学生。他又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尽力栽培自己的教育对象，为他们着想，连早已毕业的学生也都在他的关怀之列。他为他们的进步、成功而欣喜，甚至还给使酒乱性犯了法的学生当特别辩护人，让这名学生得到了缓刑处理，“这是在法庭未曾有的事”
。（赖和：《高木友枝先生》，《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7页。）他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每周总会给赖和他们上一个小时的“修身”课。他从不照着书本讲解，而是讲些社会现实，总是让学生觉得这一个小时过得太快，怅恨不已。他对学生训话，态度如同父亲对儿子一般，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他尤其重视学生人格的养成，在每年的毕业典礼上，他都要强调：“要做医生之前，必须做成了人，没有完成的人格，不能尽医生的责任。”（同上，第290页。）高木友枝对赖和的影响相当大。
尽管受的是“日本教育”，也遇到了高木友枝这样好的日本校长，赖和的爱国思想却在他的医学校时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说，儿时的民族意识是父祖和塾师对他的灌输，那么现在，则是他自己自觉的选择，并且超越了他的家庭背景所能达到的层次。
根据细致的“田野调查”，人们推断赖和在医学校时代曾经涉及了复元会。
复元会是医学校的学生社团，“复元”表面的意思是恢复健康，实则含有“光复台湾”的寓意。复元会的领袖人物是赖和的同期同学翁俊明和王兆培。王兆培是福建漳州人，中国革命同盟会福建分会会员，曾就读于厦门救世医院，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满清政府发觉，于1910年春逃往台湾，转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他秘密联络同学，建立同盟会在台组织。翁俊明于当年5月1日宣誓加入，随即被设在漳州的中国同盟会机关委任为交通委员，化名翁樵，负责发展会务。9月3日翁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委派为台湾通讯员。中国革命同盟会台湾通讯处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为据点成立，到1912年已有成员三十余人。复元会于1911年成立，开始的时候仅是个普通的学生社团，后来活动范围扩大，发展成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到1914年已有会员七十六人。他们在位于太平町的江山楼集会，发起启蒙运动，聘请教师教授祖国正音国语，并练习用国语说话，每提到中国，均称祖国，决不袭用日本人所称之“支那”，所有纪年也均用祖国年号。1913年，翁俊明和同班同学杜聪明还秘密潜往北京，计划以细菌毒杀袁世凯，未遂。
现有资料没有详录复元会及同盟会的会员名单，赖和是否加入也未见记载，但有学者判断赖和不会置之度外。其理由概括如下：
首先，从赖和的创作来看。赖和有一首传统诗《登楼》，所登之楼即复元会时常集会的江山楼，请看：
一楼柳色晚晴天，放眼闲凭夕照边。
满路泥泞没车马，远山雨后生云烟。
半江水涨春潮急，万顷风平麦浪鲜。
如此江山竟沦没，未知此责要谁肩。
诗内含“江山楼”三字，在春光明媚的景色中登楼远眺，结语是“如此江山竟沦没，未知此责要谁肩”，复元会“光复台湾”的宗旨已明显地呈现出来了。赖和终生不用日文写作，不署日本年号，努力地学用白话文，作品中蕴含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等等，也都符合复元会与同盟会的精神。
其次，从赖和的交游看。赖和在医学校读书的时候，曾与翁俊明、王兆培以及另一人合影一张，在1911年前后，拍摄一张照片诚非易事，一定是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翁、王二人是医学校复元会、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赖和与他俩过从甚密，没参与他们的组织，至少也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赖和与杜聪明交情至为深厚，两人曾于学校放年假的时候，从台北到彰化，作过一次徒步旅行，沿途拜访了已经毕业行医的校友们，赖和有诗并前言为证：
年暇由台北徒步归家，途中计费五日，初由三角涌（三峡）沿近山村落到头份，乃折向中港，遵海而行，山岚海气，殊可追念。
思向风尘试筋力，故乡遥远自徒行。
吃苦本来愚者少，追随难得是聪明。
最后一句是双关语，“聪明”即指杜聪明。这次旅行，在医学界、文学界传为佳话，黄得时在《台湾新文学播种者——赖和》一文中，提到他从杨云萍处也曾得知，因为赖、杜二人于途中拜访过杨的父亲杨敦谟——医学校第6期毕业生。杜聪明已确知是复元会、同盟会的成员，所以赖、杜的这次旅行，除了请教医术经验外，很有可能是向这些比较有经济基础的校友募集复元会的经费。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当天，赖和被捕入狱。根据他的《狱中日记》所载，当局一直不明示抓他的原因，关在牢里也不大理睬，只在一次很难得的审讯中，“问我和翁俊明的关系，这一层似不甚重要。要我提出灵魂相示，这使我哑口无言。要我说向来抱的不平不满，我也一句说不出”。翁俊明于1941年4月2日奉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在香港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与港澳总支部咨办对台事务及各项布置。当局在翁俊明那么多的医学校的同学中，单单拘捕了赖和，应非偶然，仅为了向来所抱的不平不满被关那么久也不大可能。以日本军警无孔不入的调查能力，想必不会无风起浪，否则当时何以为查明翁俊明对台工作情形，单单逮捕赖和呢？“退一步而言，即使赖和战时果真未和翁俊明有所联络，但他遭军警逮捕，依然是由于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时代的关系，翁俊明的同学中赖和特别受到注意，那么年轻时赖和曾涉及复元会或同盟会的活动，更是提供了一则例证”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21页。）
再者，从赖和的经历看。1918年2月，赖和渡海去厦门博爱医院工作。博爱医院隶属于台湾总督府资助设立的财团法人厦门博爱会，是总督府“对岸经营”政策的产物。
日据初期，风起云涌的抗日烽火，使总督府疲于应付，陷于相当的“苦境”（后藤新平语），并给日本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迅速平定台湾，总督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的情报网发觉，台湾的武装抗日力量与对岸的福建省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兴衰成败。福建是台湾抗日斗争的资金和武器的来源地，又是台湾抗日分子的理想庇护所，当斗争失利时，抗日首领潜逃对岸，既能躲藏，又方便与岛内联络、对斗争加以指导。台湾抗日武装力量还得到来自福建的人力支持，数以百计的不明身份者托词打工渡台，忽然晦其形迹，有潜入“匪群”的迹象。同时，福建与台湾两地人民均有家族关系、亲子兄弟，隔海相依。日方认为：“台湾本作为福建省之一部分而存在，岛地之人大抵皆由福建移民而来，所谓土匪者，亦明为逃入岛地的福建人。由是之故，台湾当政者不可独将台湾放在眼里，若欲平定土匪，必须多少慑服对岸的厦门人。”（《厦门事件与台湾》，《台湾协会会报》3卷12号（明治30年9月），转引自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4期，第103页。）“对岸的安危与台岛休戚相关，故对岸形势不可一日等闲视之。”（《台湾银行的过去、现在、将来》，《台湾协会会报》2卷9号（明治32年6月），转引自同上。）有鉴于此，总督府实施“对岸经营”政策，从收揽福建民心、缓和反日情绪的手段出发到达到影响台湾民心趋归的目的。他们在福建开办学校、医院；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给获得日本籍并居住在大陆或海外的台湾本岛人（台湾籍民）和“归化取得帝国国籍”的大陆人（归化籍民）以保护；设立日本佛教的传教所，对皈依者许以种种利益；拉拢地方上层人士，控制舆论工具，等等。
厦门博爱医院正是这种背景。其医生名义上是总督府的“技手”，享受高等文官待遇，在给台湾籍民和当地民众治病的同时，研究华南各种传染病的防疫，提供给台湾本岛作参考，还负有日华亲善的任务。这种总督府医官的身份，与赖和一生所坚持的民族立场相冲突。赖和有一首旧体诗《归去来》，其中有这么几句：
雄心郁勃日无聊，坐羡交交莺出谷。
十年愿望一朝偿，塞翁所得原非福。
渡海声名忆去年，春风美酒满离筵。
此行未是平生志，误惹旁人艳羡仙。
大陆之行是他的“十年愿望”，可这“一朝偿”，又是“塞翁所得原非福”，似乎厦门任职，并非他自愿——“此行未是平生志”，而是否被殖民当局征派没见记载。有人猜测，当时，大陆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反日气氛益见浓厚，赖和很可能是由于反日而离开台湾，以医官身份作掩护，方便观察中国政情，并从事其他活动。翁俊明自1915年噍吧哖事件后举家迁往厦门，于1919年在厦门开设俊明诊所。据今人考证，赖和到厦门后，显然没能与翁俊明碰面，因为这段时间，翁氏在上海发展事业，开设俊明医院，但他的家在厦门，不排斥相互间的联系。赖和的厦门之行，是复元会或同盟会的安排，也是有可能的。
无论赖和是不是复元会或同盟会的成员，赖和的思想和作为与两会的宗旨都是一致的。不可否认，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医学校时代大大地垒实了，发展了，并且终生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