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部学生食住一概官费（公费），每月还可以领到一元五角的助学金。从师范部毕业后有做五年公学校教员的义务。吴浊流就学时的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是台湾的最高学府，教员也称为教授、助教授，薪水待遇也和大学一样，因此师资很雄厚。但教科书的内容很浅，比日本内地的中学课程还低。
入学不到一个月，新生第一组的刘君突然被勒令退学，让吴浊流惊诧莫名。刘君被退学的原因是跳越寝室的窗户。这本来不算什么事，不幸的是被日本人舍监头儿至宝田看见了。传说至宝田读高等师范时曾留过级，人虽不聪明，但很有当学校警察的手腕。每年新生入学，他都先看照片把每个人的名字记熟，路上碰到学生，他会突然叫一声该生的名字，使被叫者大吃一惊。全校六百多名学生，他几乎都记住了每个人的相貌和名字，以至吴浊流每次见到他时，心里都在想：他是不是日夜只研究这种事？至宝田还有很卑鄙的一点，就是用有色眼镜看人。他专挑穷人家的子弟欺负，对有势力者或御用绅士的子弟，则予以关照。对成功了的毕业生，他甚至会阿谀奉承。至宝田对校长和其他地位高于他的人，极尽媚态；对同僚则很是轻蔑。知道至宝田的厉害，学生们在路上遇见他，都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则静静地瞪着人家，而不予以回礼。学生们背后都骂至宝田是阴阳人。
吴浊流读师范部一年级期间，学校里还发生了另一和至宝田有关的事件。有一天，国语学校的四五个学生在台北万华的新起町的旧书店里找书看。一个学生不注意撞到了书架，架上掉下了几本书。书店的日本店员骂道：“清国奴！”学生们听了怒不可遏，要店员道歉。但店员不但不道歉，反而更蛮横地连骂了多声“清国奴”。这时，经过店前的十几个国语学校的学生也听到了，一齐涌进书店抗议。学生们要店员一起到学校老师面前分清是非。店员认为学校也是日本人的天下，因此也毫不示弱地跟着学生们到了学校。
学校舍监对此事的处理是：对骂人的店员不仅不加责备，还将碰落书本的学生痛骂一顿。舍监办公室在膳厅前面，当时正是晚饭后的时间，学生们围在舍监室前，等着看处理结果。过不一会儿，店员得意洋洋地走出来，在学生们的面前又大声说：“清国奴！怎么样？”
学生们被激怒了，立即把店员包围起来。有人先在后面喊打，于是大家都跟着纷纷喊打。动作快的，就跑上前去对店员动了拳脚。周围其他人受从众心理驱使，也都跑上前去打人。惊恐万状的店员伺机突出重围，从舍监室的南廊跑出，向公卖局方向死命奔逃。几百名学生在后面追赶，有的拿拖鞋，有的拿草鞋追着打。店员逃到至宝田宿舍，见到至宝田便向他求救。至宝田对此事不知底细，只是威慑性地大喝一声：“是谁？”学生们听到至宝田的吼声，霎时间作鸟兽散。
大家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没想到学校进行了残酷的处分。事件的中心人物自然首当其冲，平时不被至宝田喜欢的学生，也全部被勒令退学。这些被学校驱逐的学生，后来大部分西渡大陆，成为抗日分子。
吴浊流避过了这场骚动。因为他只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而且他对此事并不像其他学生一样冲动。他认为如果是自己当面被骂“清国奴”，大概也不能如此保持冷静。但在别的学生兴奋地轻举妄动时，他却超然物外。他事后这样分析自己当时的心态：
我也不是为了明哲保身这种利己的想法才保持静默的，只不过茫然看着骚动而已。从这冷感症看来，我这个人，是不是完全缺乏民族精神呢？不是的。那么，是被理智抑制着吗？也不是的。我的自我解剖认为，那是受到一种传统的习性所支配，轻举妄动会有危险的无意识中有着意识预感，在支配着我的行动的吧。
这意识预感并非一朝一夕所成的。在过去数千年来的专制政治之下活过来的中国人，在自然中养成的。在这先天的习性上，我又在后天大大地受到锤炼。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35页。
吴浊流所说的“后天的锤炼”，是指他所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的日本人的残暴，以及父母尤其是祖父隐忍敛气、息事宁人的处世方式的影响。他认为自己不参与此一“清国奴”事件，最主要的还不是出于对后果的顾虑，而是长期的专制统治使人形成的“冷感症”，这可以说是一种“强权下的特征”。同①，第36页。
师范二年级时，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旗舰三笠号泊靠基隆港，吴浊流随同学们去参观。第一次见到军舰的他，对舰上大炮之大十分惊异。他心中暗忖：依说明，主力炮炮口直径十四吋，射程十哩，若三笠号从淡水港外向台北开炮，台北将成废墟。若从旧港附近发射，新竹不用说，就是故乡新埔也在射程之内。也就是说，台湾全岛的都市都在它的射程之内。他内心不禁涌起一阵悲哀：台湾人是绝对无法抵抗日本人的了。
同年暑假，吴浊流回家乡度假。派出所里平时相熟的一个巡佐（警察）来访。吴浊流将他当作老朋友一起聊天。言谈中吴浊流把从高年级同学听来的关于台湾有流行性感冒的话说了出来。假期结束返校后，吴浊流被台北州警务课传讯。一个警部（刑警）审问他：你故乡的警察送来报告，说你回到故乡，散布关于流行性感冒的谣言，有没有这回事。吴浊流稍加辩解，即遭警部一连串的大声斥骂。警部命令他在刑事室外的走廊上站了一小时，并警告他“以后要当心”，然后才放他走。吴浊流从这件事中领教了警察的可怕，且意识到轻率地信赖别人是自己性格的一大缺点。
三年级时的一个拂晓，学校一楼自修室的手工橱突然着火。灭完火后，学校当局认为是有人纵火，把学生们紧急集合起来调查。学校的舍监、外面来的刑警，共同对学生一一讯问。调查持续了三天，并没有找到疑犯。但有几个学生莫名其妙地被退学，只是因为平时受到舍监的注意罢了。
吴浊流在新埔公学校时的一位高年级同学也同在国语学校就读，只剩一个月就要毕业，因在种植毕业纪念树时跟农业助手顶嘴，竟被命令退学。
在这样动辄得咎的险恶环境里，吴浊流时刻告诫自己必须处处小心。他还想起了祖父生前训告他的张良在圯上逢老人的忍耐心的故事。他深感祖父说得有理，一个人为人处世，的确需要忍耐，能忍多大限度就坚持到多大限度。
吴浊流的日语发音不好，一年级时很担心被留级，因此他的自信心稍稍受挫。二年级后，他起了一个怪念头，认为自己犯不着太用功，因为不论学得如何，毕业后都是做公学校的教员，月薪都是十七元。从此他在课程学习方面只以不留级为目标。平时他常跑学校图书馆阅读各类书籍。
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于1919年，即吴浊流三年级时改名为台北师范学校。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民族解放、民族自决的新思潮风起云涌。吴浊流和同学们也受到这股新思潮的吸引，经常谈论这些话题。“但是，真正地与这新思潮发生共鸣，彻底去追求它的热血却稀薄。只是漫然地谈谈说说，一如流行性感冒罢了。这多半也因为台湾是殖民地，而存在着更多的矛盾之故吧！”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39页。
四年级是最后的学年，吴浊流和同学们到师范学校附属公学校去当三个月的实习教员。也许是第一次尝到了从学生变成老师的滋味，大家这时都有从笼中放出来的鸟儿的感觉。每天早晨朝会时，看看五六年级的女学生也是一件赏心乐事。当时的女生年龄和实际给人的感觉都比较大，到五六年级，已显得较为成熟了。一天的教学工作完成之后，在回师范学校的归途中，大家便谈论那些女生。当时的台湾社会还是很封闭的，年轻女性很少抛头露面，在学校里女学生也是寥寥无几，因此女学生也就如天之骄女，尤其是长得姣好的女学生，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
实习结束后，学校安排去日本旅行。乘船来回花去六天，实际在日本参观十二天。第一次见识日本本土风情，使吴浊流感到很大的兴味。在京都的游览参观，给吴浊流留下了此行最深刻的印象：
在京都游了两天，在这里特别感到的是日本女性的美和温柔。和在台湾的日本女性不同，优越感一点也没有，也没有人种的差别观，会叫“狸啊”日本人蔑称台湾人为“狸仔”。的出言不逊的女性也没有。年轻的女服务生，以我们学生为对手快活地谈话。
“张先生是台湾的美男子吧！真是可爱极了。”
也有这样说着就去抚摸第一班的张君的樱色面颊的天真的女服务生。我所见的京都的女性都很美，她们行动的可爱、言语的高尚，使我感动至极。她们的优雅，摇荡着我这才二十岁的稚嫩的心情。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40页。
京都的见闻，使吴浊流觉得自己过去对日本人的看法，有一部分需要修正。
吴浊流和同学们在东京高砂寮住了三天时间，在台湾留学生组织的欢迎会上，有日本贵族爵位的寮长，以民主主义为题发表演说，令吴浊流大吃一惊，他想不到日本也有这样的人士。台湾的留学生们，也轮流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们所谈的都是吴浊流在台湾听都没听过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吴浊流除了惊异之外，无法判断他们演讲的内容的好坏，只是觉得好像说得有点道理。
日本旅行归来后，同学们对民主主义这一新思潮，开始热血沸腾起来。吴浊流也到图书馆去借读有关这方面的书。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家竟“理论联系实际”，谈到了毕业后待遇的不公平问题。有人提出，同样是读完师范，毕业后日本人就做教谕，台湾人就只能当训导，这种差别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大家一致赞成他的意见，并商议发起争取平等待遇的升格运动。然而，正当大家还在酝酿中时，当局就颁布了升格法令。根据此一法令，训导升格为丙种教谕，日本人是甲种教谕。虽然还是没有完全平等，但大家感到已无发起运动的必要，也就偃旗息鼓了。升格法令的出台与当时北师的校长太田秀穗的努力有关。太田秀穗同情台湾人的处境，因此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
除了太田校长，北师受到学生敬重的日本教师还有八沼、矢田等。八沼富于教育爱，时常勉励学生；矢田平易近人，常和学生聊天，甚至还帮助策划与吴浊流同班的蓝君退学，以遂蓝君赴大陆留学之愿。吴浊流认为，与一般的日本殖民者不同，他们是贤能的教育家。
吴浊流毕业那年，发生了“北师事件”。起因是台北师范学校的学生因靠左走的问题与警察发生冲突。学生向警察投掷石块，并包围了南署长，而署长拔剑恐吓学生，并带领警察拘捕了四十五名学生，台北地方法院判决这些学生以不起诉处分。北师校长太田从日本出差回来得知此事，对警方大为不满，最后太田校长与署长同时引咎辞职。吴浊流在北师的一位同班同学把自己所写的怀念太田校长的一篇文章寄给吴浊流，吴浊流看后大为激动，也写了一篇自己的感想，并将两篇文章一起投给《台湾日日新报》，结果都被刊登了。这篇文章是吴浊流的“处女作”。
吴浊流后来回顾在国语学校（台北师范）求学四年的生活时指出，虽然由于殖民当局的教育方针，国语学校课程的内容很肤浅，但学校优秀的学生，平时都勤读课外书。另一方面，学校有一批优秀、进步的教授，也教给了学生很多教科书以外的知识。学生因而无形中扩大了知识面，培养了自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国语学校人才辈出，后来成为日本统治下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
第四节 照门教书时期
1920年3月，吴浊流从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回故乡的新埔公学校照门分教场（分校）任教。
照门分教场有四个班、五个年级，四、五年级是复式教学。全校学生二百多人，教师四人，主任森田是日本人。吴浊流刚到校时教一年级课程。
森田为人温厚，对教育很热心，然而身体很虚弱。吴浊流到任没一个月，森田就病倒住进医院。吴浊流代理主任职务主持分教场，并除一年级外还兼教原由森田担任的四、五年级课程。吴浊流此前仅在师范时代做过三个月的“教生”，另外两个教员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十七八岁的台湾青年，大家都缺少教学经验。但三个人凡事都商量，诚心诚意地教育学生，经常是课时完后接着加教。三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甫登上服务社会的舞台，每天的工作大家不仅不感觉疲劳，反而感到很充实和愉快。吴浊流有时因辅导学生直到天黑，不得不住在森田的单身宿舍过夜。森田的书架上有很多书籍，大大地满足了吴浊流的阅读饥渴。到了暑假，他将森田书架上的伦理学和哲学书籍约二十本带回家看。假期尚未结束，一天，学校的校工慌张地跑到他家，说森田的近亲来到学校，通报森田死了，并要把森田的遗物拿回去。吴浊流大惊，拿着森田的书急忙赶到学校，来人已经把森田的东西打好包准备离去。吴浊流将森田的书还给他们，他们不接，表示赠给他留做纪念。森田单身从日本来台，身边没有亲人。他很好学，准备报考中等教员修身科，因用功过度，患了肺结核，当时医学还不是很发达，终于不治，十分可悯。
吴浊流想起森田住院后，自己忙于教学，竟没有想到去看望他；而森田也没有跟学校联系。他想一方面是由于自己尚不通人情世故；另一更大的原因，则是因为日本人和台湾人隔着一条鸿沟，是两个不同的阶层，所以双方都缺乏交往的愿望。他内心自责而又感慨：这是殖民统治扭曲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又一活生生的例子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