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林海音人生的最初阶段，她是快乐地和父母弟妹生活在远离家乡台湾的老北京的。然而，一件悲惨的事却中断了林海音的童年快乐。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第四节 丧父
林海音最小的叔叔林炳文在林海音全家来京后不久也奉父亲（即林海音的祖父）之命投奔祖国，来到北京工作。他与大哥林焕文一样也进入北京的邮局工作。林炳文也将妻儿接来北京，兄弟两家来往密切、感情深厚。林海音七岁时，她的爱国的父亲林焕文决定不让她上日侨小学（当时台湾在日本治下），而要上中国人办的学校，是她的叔叔林炳文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日子里带着她投考厂甸的师大附小。林海音记得：在附小的教室大楼从楼下考到楼上，一间一间地进去，出来，认颜色，试听觉，填木块，是叔叔拉着她的小手鼓励她，在她考取之后，叔叔又带着林海音和她的妹妹去中央公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玩，并在格言亭前拍了一张照片。林海音：《家住书坊边?番薯人》，（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5页。就是这个疼爱她的叔叔却在1930年的时候因为参加朝鲜人的抗日活动而牺牲。关于这件事林海音在《番薯人》中是这样叙说的：
朝鲜人的抗日，常以暴力方法，我听母亲说，他们的床下竟藏置炸弹。抗日固然很对，但是他们是利用叔叔在邮局工作，汇钱方便，叔叔为了逃避父亲的注意，就搬出虎坊桥的家，带了妻儿到外面去住。出事的那次是他们叫叔叔带款乘南满铁路。他们不肯自己去，因为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容易被发现。年轻不更事的叔叔，可说是有勇而无智，到大连被日本人捉到，毒死在牢里，父亲去收尸，伤心生气，回来不久也吐血病倒。祖父竟写信责备父亲，说好好的一个弟弟，怎么没好好照顾，落此下场。我记得父亲一连数夜写信向祖父报告，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的手卷上，可见其信之长。叔叔真是一个反日的无名英雄，他死时还不到二十五岁。
林炳文的死对林焕文打击太大，使他不久竟因此肺病复发，吐血不止，一病不起。林海音小小年纪便面临着家庭的变故，承担起照料重病父亲的责任。父亲的病总也不见起色，林海音就要代替父亲去办很多事。她在《城南旧事》中有一段英子代病中的父亲到日本人开的银行去寄钱的叙述，非常生动。《城南旧事》虽是小说，但据傅光明先生讲：“林先生告诉我……《城南旧事》里的几篇故事，家人、宋妈都一点儿不差，只有惠安馆的疯子，看海去的小偷儿，人是我亲见的，故事却经过一番编排。”林海音：《静静的听》，（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122页。所以，关于英子的这段叙述基本上可以看做是林海音本人的真实经历。然而，林焕文先生虽在医院进进出出却沉疴渐重，于1931年农历五月初九病逝于东单三条的日华同仁医院（即今同仁医院），享年四十四岁。身后留下二十九岁的妻子林黄爱珍、十三岁的女儿林海音以及她的六个弟妹。丧事是由林家亲戚张我军、同乡陈顺龙、柯政和帮着料理的，骨灰火化后由林海音的堂兄阿烈捧回台湾。张我军是台湾著名作家；陈顺龙是台南人，在德国学牙医，在北京开牙医馆，曾进宫给西太后看牙，他的女儿陈慧是林海音的好朋友；柯政和也是早期到北京的留日音乐教育家，一直在北师大、师大附中教音乐，林海音的丈夫何凡曾做过他的学生。林海音：《家住书坊边?番薯人》，（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8、9页。在以后的岁月中，林家的孤儿寡母还经常得到这些乡亲的看顾。关于张我军与林家的关系，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是这样说的：
爱珍是板桥人，林焕文在1915年间，到板桥林家花园，担任主人林本源的秘书及总管，在那里娶了爱珍，也结识了板桥人张我军。张我军的母亲阿婆（陈爱）与张我军父亲结婚前，曾与爱珍的一个小叔叔有过姻亲之议，后来这个叔叔早逝，这门亲事也就没结成（另一个说法是，爱珍小时候曾许配给张家的一个儿子，后来因为男方病故，没有嫁入张家）。不过张、黄两家一直仍以亲戚相称，爱珍比张我军小一岁，张我军的母亲阿婆很喜欢乖巧的爱珍，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张我军到北京后，进入师大念书，常上乡亲林焕文家。英子从小用闽南话叫张我军“舅舅”。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41页。
林焕文去世后，两家经常来往，张我军的母亲阿婆常约爱珍打牌、排遣寂寞。
关于父亲的死，林海音日后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对自己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工夫研究。他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地方，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林海音：《生命的风铃?〈城南旧事〉代序》，（台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67页。
林焕文的英年早逝对林海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若干年后，她以书信体的方式叙述了当时的情形：
第一信给祖父
英子十四岁
亲爱的祖父：
当你接到爸爸病故的电报，一定很难受的。您有四个儿子，却死去了三个，而爸爸又是死在万里迢迢的异乡。我提起笔来，眼泪已经滴满了信纸。妈妈现在又躺在床上哭，小弟弟和小妹妹们站在床边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
以后您再也看不见爸爸的信了，写信的责任全要交给我了。爸爸在病中的时候就常常对我说，他如果死掉了的话，我应当帮助软弱的妈妈照管一切。我从没有想到爸爸会死，也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这样大的责任。亲爱的祖父，爸爸死后，只剩下妈妈带着我们七个姐弟们。北平这地方您是知道的，我们虽有不少好朋友，却没有亲戚，实在孤单得很，祖父您还要时常来信指导我们一切。
妈妈命我禀告祖父，爸爸已经在死后第二天火葬了，第三天我们去拾骨灰，放在一个方形木匣内，现在放在家里祭供，一直到把他带回故乡去安葬。因为爸爸说，一定要使他回到故乡。
这段文字出自林海音《英子的乡恋》，这是她在民国四十年三月写的，她说：“这几封信虽不一定每封都是写过的，但却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情和真实的生活情景。写时倾泻了我的全部的情感，因此自己特别珍爱这篇小文。”林海音：《两地?英子的乡恋》，（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1月四版，第110页。给祖父的信虽不一定是当时写就的，但描述的却是当时的情景，丧夫丧父后林家的孤儿寡母日子是可想而知的艰难，这股悲情积郁在林海音心中，二十年后写时仍然倾注了全部情感。
林焕文撒手归去后，林家面临着留北京还是回台湾的问题。林海音的祖父林台先生也多次写信让他们回去，但林家的几个孩子如果回台湾就要进日本人的学校读书，这是已经读到中学的林海音所不愿意的，而林黄爱珍若回台湾就要过大家庭生活，不如留在北京自由，她也乐得顺从孩子们留在北方，好在有邮局的抚恤金，生活还能维持，一家人也就留在了北京。但车夫和老妈子是用不起了，宋妈被介绍到天津的朋友家工作。林家也搬到专给福建、台湾乡亲住的南柳巷晋江会馆，因为这里可以免费住，条件也不错，老乡之间还可以互相照顾。“家里苦，不再穿新衣了。有时，他们会穿台湾乡亲的衣服，还有几次实在熬不过去，爱珍只好拿出几件焕文先生的衣服，叫会馆的长班老王拿去当了，换点钱用。”日子艰难地过着，悲剧还是不可避免地继续着，就在林焕文走后的第二年，林海音的四妹燕瑛也病死了，死时才六岁。不久，幺弟燕璋也得了脑膜炎病死，死时只有三岁。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44页。林家的凄苦自可想象。就在这样的家庭情况下林海音进入了她的少女时代。
第二章 求学、工作与结婚
第一节 少女时代的学习生活
林海音的父亲在1931年农历五月病逝，9月她就进入福州人办的私立春明女中读中学。这不仅是因为春明女中位于城南，家住城南的林海音上学方便，还因为春明女中特别优待福建学生，一般学生学费二十五元，福建学生十八元，当时林海音登记的籍贯是福建，这对于靠父亲抚恤金生活的林家子弟来说节约的是不小的一笔钱。为什么籍贯写福建而不是台湾或广东呢，林海音日后写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明：
我懂事以后，常听到“番薯人”这个名词，台湾同乡间谈话更时常用到。“番薯人”就是台湾人，大家彼此间提到台湾人就用“番薯人”代之，是台湾人的代号了。因为台湾的地形，就像一条番薯，故以名之。同乡长辈在北京，有时就戏称我是“番薯仔”。不提台湾而以“番薯”代替，其中也包含了异乡人无限辛酸。台湾人远离被日本窃据的家乡投奔到祖国来，籍贯上大都填写他们的祖籍闽、广两省。我在小学读书写的是父亲祖籍广东蕉岭，父亲死后，我们的籍贯改为母亲的祖籍福建同安。这样的做法，一是为的躲开北京的日本领事馆之类机构的注意，再则在祖国人面前，如果说是台湾人，也会被投以异样的眼光，真是好可怜的“亚细亚的孤儿”啊！林海音：《家住书坊边?番薯人》，（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4页。
丧父的悲痛、异乡人的落寞让少女林海音有些孤寂。据她的老同学吴金玉回忆：
刚上春明时，林含英（英子）给人的感觉是不爱说话，静静的，也许她刚失去父亲。那时她就很喜欢文艺了，有一次上课，只见她一个人把头压得低低的，默默地掉泪，原来她在看《红楼梦》。那时候女孩子是不准看《红楼梦》、《西厢记》之类的小说的，怕学坏了。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46页。
春明女中位于城南，是京剧演艺人员聚居的地方，很多京剧、话剧、电影界人士的子女都在这所学校读书，著名老生余叔岩的两个女儿余慧文、余慧清就与林海音同班，著名演员白杨（当时叫杨君莉）比林海音低一班，京剧演员言慧珠则比她们低好几班。据王景山说，著名音乐指挥李德伦的姐姐黎颖原名李菊同也是林海音的同班。王景山：《旅人随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14页。渐渐地，林海音走出了丧父的失落，融入到学校生活中，交了一些好朋友，像余家姐妹、前面提到的吴金玉等都成了她的好朋友，不仅在学校交往，回到家还要通信，少女的心事只有少女才清楚。林海音还经常到北新书局和现代书局看书买书，她为自己定了一份《现代》杂志，成了一个新文艺的爱好者。王景山：《旅人随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6、47页。
据林海音老年回忆：
当我在初中读书的时候，正是新文学发扬极致的高峰，我们被这新鲜的文学时代迷住了，不断地阅读着更多的新书；新的思想，新的笔调，打动了我们的心意，又有不断来自中国以外，地球的每个角落的文学思想和作品，冲击着我们的小心眼儿。我们不再是那种傻乎乎只会背书的小女孩子，洁白的心灵上，也知道点缀上一些什么主义，什么理想了。林海音：《静静的听?永无止境的崇敬心情》，（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67页。
林海音不仅阅读《现代》，她还阅读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以及林语堂创办的中文幽默杂志《论语》和《人间世》、《宇宙风》，林海音说：“我们那时是小小的女学生，却也被这个新文学时代的潮流，感染和领会了幽默的作风，对我后来从事文学的工作影响，是很重要的。”美国女作家奥尔科特（1832——1888）根据自己童年写的小说《小妇人》也让林海音着迷，她还以《小妇人》中老四爱美的名字为自己取了个英文名Amy。
女中学生的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林海音并不是个书虫子似的人物，她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喜爱明星，也爱好话剧。老年的林海音回忆道：
有一天下课，我们几个喜欢电影和爱活动的同学，相约去看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外景，是胡蝶、郑小秋演《啼笑因缘》，地点是在先农坛的四面钟下面，阶前摆着简单的道具，不过是一个大鼓架子。在《啼笑因缘》里，胡蝶是一人饰两人，这时是拍她饰演唱大鼓的沈凤喜，郑小秋演樊家树。人家都说郑小秋个子矮，和胡蝶演对手戏要登上小板凳，这是故意挖苦。那天胡蝶梳着一条油松大辫子，鼓妞儿的打扮，郑小秋穿团花缎子长袍，少爷的打扮，但那件长袍为什么是紫红色的？后来听说因为拍黑白片，这样才可以使色调和谐。郑小秋没拍戏，看见有一堆小女生，便走过来很和气地跟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是哪间学校的。那天去看我所喜欢的女明星，虽是半世纪后的今天，记忆犹新。林海音：《生命的风铃?遥念胡蝶》，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