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以“教育救国”的呼吁相比，对于文学是否可能起到同样的救国救亡的作用，当时的文人学士基本上没有什么指望，相反的是对中国人“重虚文”而“轻实学”的批评和反思，因此在谈到新的教育制度的设立和教学内容的安排时，传统的文学课程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而最大限度给予重视的，当然是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3〕。不过，在一味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的过程中，人们也发现，尽管西方教育以自然科学见长，但也并没有摒弃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按照陈平原的说法，“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立章程，都只能依据其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之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学堂章程的制订，又悄然复归——虽然只是在字面上”〔4〕。
但文学教育的这种复出毕竟是被动的，多少有些不太光彩。中国那么悠久辉煌的文学传统，难道真的沦落到只有成为西方自然科学陪衬的地步吗？——在1900年之前，文学类课程所占比重真的是少得可怜，常常还不如语言特别是外国语言，因为它们毕竟更“有用”！不过，文学的这种被冷落不会太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东渡日本的轮船上，读到一部日本小说，领悟到文学原来还具有启人心智的巨大作用。到日本后，即在其所办报纸上以文学手段继续其未竟的事业，以所谓的“新民体”文章呼唤国民的觉醒，尤其是大力倡导小说。他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5〕。在这里，梁启超把小说的作用提高到吓人的高度，事实上也是提高了文学的作用。梁启超看到了小说等文学作品在宣扬维新变法、呼唤思想启蒙过程中的独特而巨大的作用，意识到仅仅让人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保证中国走向富强和强大，而一味地以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来培养人才，也不能保证这些人才真正能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关键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是否真正觉醒。而在如何让睡狮醒来方面，文学无疑是一个最为有用的手段。于是，一个本来为时人所鄙弃的学科，因着启蒙与救亡的需要，又重新获得人们的青睐，并最终与教育一起，成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风风雨雨，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这种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之被重视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庸俗化和功利倾向，由此产生的副作用至今存在且有泛滥的倾向，实在是不能轻视。能够把看来“无用”的学科以“有用”的方式来使用它并发展它，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中常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对此非常值得研究。
其实，对于何谓“有用”，王国维后来也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他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就对张之洞所制定章程中缺少哲学一科提出批评。针对张之洞认为哲学为无用之学的说法，王国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今若以功用为学问之标准，则经学文学等之无用，亦与哲学等，必当在废弃之列，而大学之所授者，非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不可；坐令国家最高之学府与工场阛阓等，此必非国家振兴学术之意也。”〔6〕当然，那时的王国维人微言轻，虽然见解深刻，却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相反，倒是历史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赋予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重要地位，这就是借助其对人思想情感的影响，从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的角度来借重和使用文学，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对文学的看重，当然有助于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做好了准备，但其对文学自身特性和规律性的忽视，也同样导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整体成就不理想的结果。
教育的发展其实也是如此，同样被视作为启蒙救亡服务的工具，并和所谓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举措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运动。而其本身所应当具有的塑造人的心灵、拯救人的灵魂的功能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随着各类实用性课程开设得越来越多，真正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却越来越少。本来作为学校，应当具有文化的传承、创造和为一定的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但在所谓的满足特定社会发展需要（尤其是看来十分紧迫的启蒙救亡需要）的制约下，学校日渐成为单纯为社会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所培养的人才也只是一些实用性人才，所形成的一套以考试为中心的教学管理体系，严重忽视了对人的全面培养，以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没有培养出多少真正对中国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这自然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在塑造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使人类更加远离动物性和健全人性方面，我们看到了教育与文学的使命其实是相同的。
同样的使命却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的。教育所给予人的，毕竟还有各种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教育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灌输和强制的方式，而文学给予读者的主要是启迪，灌输和强制往往是无效的。
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和文学，还不得不承担了另外一种使命，即呼唤国人的觉醒，以拯救我们的民族，教育救国和文学启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不息的伟大事业，在他们眼里，自然也是非常的神圣。
在教育家看来，文学毕竟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内容。只有全面提高国人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才是最好的救国救亡的途径；而在文学家那里，文学则是既能塑造心灵，又能启蒙救亡的神圣事业。
教育和文学，在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方面，看来还是有所不同。
1946年，冯友兰所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铭》中这样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氏此言如今几已成为经典，这是因为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西南联大，以其特殊的身份，的确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既坚持学术自由，又成为民主堡垒，这是今人为之赞扬的西南联大的功绩。
诚然，当大敌当前、民族存亡危机上升为第一位时，每个人都有义务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当时的许多作家才会自觉地投笔从戎，走向战场。即使那些依然从事创作者，也把主要精力转向宣传抗日的救亡题材，这自然无可非议，却多少令人遗憾：因为毕竟对一个民族而言，从它的长远发展来看，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几声呐喊，更应该有从历史深处和文化传统角度对我们这个民族进行审视和剖析的研究，同时也需要那些真正表现我们民族之伟大和智慧的艺术杰作。
而且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教育，从反对科举废除科举开始，中经饱受历史巨变的影响而多次遭受挫折。到了世纪末，本来有了可以健康发展的机会，却又走上过分重视应试教育的老路。而文学，也在忍受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成为政治工具的同时，在世纪末同样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这种从依附于意识形态到几乎堕落为商品社会中一件普通商品的过程，同样说明文学的未来不会比教育更好——如果不对这种现状进行改革的话。
培养人才是不错的，问题是培养怎样的人才。是培养他们赚钱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还是应该有更重要的东西？
文学艺术走向市场也是必然的，但关键在于作家艺术家的心态是否也应受市场的控制甚至一味迎合市场的庸俗和实用的要求。市场所欢迎的难道就一定是好的或者有真正价值的？一个民族对于文学艺术的要求，是否应该有更深广和深刻的方面？眼下所流行的所谓“美女作家”也好，“用身体写作”也好，除了散发出浓厚的铜臭味之外，就是更加刺鼻的庸俗和低级趣味，文学的堕落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不值得深思？
（《文学兴国策》，1896年上海广学会初版，2002年1月上海书店“近代文献丛刊”之一。）
注释：
〔1〕胡适：《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胡适文集》第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2〕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3〕〔4〕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5〕《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1页。
〔6〕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5页。
蔡元培的“决斗”
? 裴毅然
“五四”学潮之前，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力劝学生不要上街，学生队伍临出发前，蔡元培还在校门口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代向政府申请提出，希望学生不要影响正常学习与社会秩序，但学生群情激昂，坚持要上街游行，他也就让开了。可事后，蔡元培又完全站在学生一边，联合北京各校校长保释学生，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官方压力。1919年5月4日当晚，蔡元培在北大三院礼堂大会上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许德珩、蔡海观等三十二位被捕学生保释出来。〔1〕
其时，由于京城政治圈内一些官员也或多或少同情学生，迫使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摆布，安福系、新交通系压制学生的计划因而不能实现。5月7日，三十二名被捕学生获释。不久，亲日官员也只得引咎辞职，上海和其他地方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至此，大家都以为事件已经胜利结束。然而，蔡元培则因事情闹大了，深感到意外，特别为营救学生得罪了当权的亲日派，京中又哗传政府将明令免其校长之职，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蔡元培不愿因个人去留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于是，蔡元培5月5日递交了辞呈，8日闻已允辞，别任马君昶为校长。得此讯后，蔡元培担心这一消息发表后，学生会拒马氏到职再起风波，增加学生与政府之间纠纷，自己则有把持地位恋栈之嫌。同时，一位接近政府的友人也警告他：“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2〕
因此，蔡元培剃掉长须于5月9日悄然离京，后于《晨报》登了一则广告，引了《风俗通》与《诗经》里的几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表示闹大了的五四事件出乎个人意料，乃是社会过高期待，致使北大为满足各方社会呼求而不得不疲于应命。《风俗通》里原语为：“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蔡元培以被杀之马自喻，表示自己之所以离京实为苦于应接，萌生倦勤之意，亟思休息。事实上，蔡元培也确实身心疲惫，且愤于无聊无效的公文呈递，痛感不自由之苦，“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旁苦而无功的生活”〔3〕。
他先到天津，再到上海，最后悄然抵达杭州，寓寄从弟临湖依山之居，后又借寓西湖杨庄。他希望能像传统文人雅士那样，归隐西湖，息心听林，温习德法文，准备翻译一部《西洋美术史》或若干美学名著，决意不再回北大。然而，北大学生却认为蔡校长乃被逼离京，轰然而起学潮，5月19日北京各校罢课请愿，力促政府迎还蔡元培，惩办亲日官员曹、陆、章等人。北京高校的这一罢课举动，迅即获得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事情再次闹大。北大学生组成“南下代表团”，劝请蔡校长回校主持校政，由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带队。其他方面“劝回”的代表，纷至迭来，汇集杭州西湖。
虽经多方敦请，蔡元培仍不肯回北大。6月15日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称校长一职须承仰上级官僚鼻息，自己从1916年12月26日接到大总统黎元洪任命出为北大校长，已忍煎受熬两年半，决不愿再尝滋味。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校长”，认为各方掣肘太多，借民国元年袁世凯之语抨击“北京是个臭虫窠”，对邀请其返校者答以“谨谢不敏”。同时，他在其他场合说自己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及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乃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为胜利而陶醉，欲望会越来越高，自我约束力则越来越松懈，恐怕越来越难以满足。蔡元培在自述中说：“《易传》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4〕蒋梦麟后来评曰：“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太歪曲事实了。”〔5〕最后，迫于北大不能没有校长这一现实问题，7月14日，蔡元培与三十四岁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蒋梦麟面商，请其代表自己到校顶职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