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为《文星》的长期作者，文章以冗长而著称。《文星》从来都是以一次刊出为原则，可见当时萧孟能对他确实抱有几分尊重。胡秋原在《文星》的最后一篇笔战文字《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见诸“追思胡适先生专号”，之后便不再向《文星》投稿。萧孟能曾去信并要求见一面，均未得到答复。于是《文星》第五十七期的“编辑室报告”中出现这样一段话：“这次文化问题的讨论，《文星》仅供篇幅，让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有发表的机会，但没料到有人辩翻了脸，反而迁怒于《文星》，这是我们感到很遗憾的。”这里“有人辩翻了脸”指的就是胡秋原。继胡秋原“出走”不久，郑学稼、徐复观等人也相继退出《文星》。胡、郑、徐三人本来跟《文星》编辑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一向私交甚笃，可由于此时“李敖的介入，台湾大学一批学有所专，而且自命能谈问题的青年朋友接着也涌入《文星》，于是《文星》的知识阵容，在年轻人狂热和激情的泛滥下，声势日渐浩大”〔26〕。而胡秋原、徐复观这些人自认为遭到了年轻知识分子在《文星》上的连番围攻，于是也不愿坐以待毙，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反击，导致了双方由论战而谩骂，相互扣大帽子，乃至人身攻击，终至与《文星》而决绝……就中西文化问题而言，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则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前后的人物当为第二代知识分子，胡、郑、徐等人以年龄和早年在大陆文坛崛起的时代而言，无疑应属介乎第二三代之间的知识分子。如今在台湾他们与下一代的西化派青年知识分子对立，被当成传统派的“义和团余孽”而遭受声讨，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对于这帮“胡适的鹦鹉”极为不满，觉得这些青年“太猖狂，太不知自量，太不识时务，太不知进退”，并说他们“还带着一些欧仆西崽的臭味”。
1962年5月5日，《政治评论》刊出叶青《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一文，声称“‘全盘西化’是一种奴婢思想，而现在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多是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所以称为‘奴下奴’是再恰当没有了。这些人，目的不在讨论问题，只是由于门户之见，为‘洋大人’、‘学阀’看‘家’而已”。陈序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化界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1933年12月29日，他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曾引发过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陈序经认为：“寻出一种办法以为中国文化前途计的人，大约不出下面三个派别：一、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二、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三、主张折衷办法的。”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后两派一个是“办不到”，另一个是“走不通”，因为“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义，而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换的道理”。《文星》在第五十八期时重刊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一文，李敖还写了“重刊后记”，“对这位第一个提出‘全盘西化’四个字的人的一点怀念”〔27〕。这一姿态分明表示“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毫不让步的决心。至此，文化论战进入了一个短兵相接阶段。
《文星》第五十五期（1962年5月1日）继续刊登讨论胡适思想及文化问题的文章，其中重刊胡适的《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就在这一期，有好心人开始对论战双方进行“调和”。东海大学教授梁容若在《如何奠定现代文化基础》一文中，希望台湾学术界的风气现代化，大家多向前看向大处着眼，称旧账是算不完的，一时也难有结论。以梁氏之见：毛子水、胡秋原、居浩然、徐复观、李敖诸君悼念胡适的文章，其命意大体相同；居浩然当年教国文的种种高见，与徐复观所说的相去并不太远；李敖冷天常常穿长袍，文章又满篇成语，喜掉书袋，可见他还不能割断传统，完全西化；徐复观的儿女在国外学理工，足证他们一家也是追求现代化，热心科学，和胡适、李敖并无不同……“监察委员”黄宝实在《弭兵停战议》一文中认为，这场论战的美中不足之处，就在于“论少战热”，或“有战无论”，于是呼吁交战论者，各自忍辱一次，布施一次，弭兵停战，而转移智慧于文化之体认研究，“并从而宣扬之”……另有一篇法学家徐道邻夫人叶一凤的文章《谩骂不能推行西化》。她在文中指出：李敖接连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了两次病，所表现的热情和博览，值得佩服。即使他说话的礼貌差了点，但是看在他善良的动机上，可以不必计较他的态度。可是，蛮横无理的态度、谩骂决不是推行西化的好办法，依仗“年老”固然不可以，依仗“年少”同样也不可以……或许是受到这些好心人物以及善意文字的影响，《文星》第五十六期（1962年6月1日）终于停战一期，仅刊出包奕明的《中国文化问题的关键》和东海大学教授张佛泉二十七年前写的《西化问题之批判》等文章。李敖写了一篇游戏文章——《妈妈·弟弟·电影》，在文中数落他亲爱的妈妈的第一生命是她自己，第二生命是他的弟弟，第三生命是电影，是之谓“三命主义”。又借他的妈妈酷爱电影时那种“雅人深致的热情”，来讽刺那些食古不化而偷偷模仿西方新事物的老古董们。李敖在后记中将这篇文字谓之“小说”，因为“个中的事实不必信其有，也无须信其无，总之能猜到我讽刺什么就好”〔28〕。一笔吴稚晖体的文章，确实生动可读，连公共汽车站旁的三个女孩子都在吱吱喳喳谈论这篇“妙文”。然而，只安静了一个月，到了《文星》第五十七期（1962年7月1日），战火又卷土重来。居浩然在《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一文中，不仅冷嘲热讽地挖苦胡秋原既不懂自然科学，又要卖弄从通俗科学杂志那里贩来的知识，结果与义和团思想分子一样不打自招地暴露了弱点。接着，他笔锋忽然一偏，破口大骂在上一期撰文以充当“和事佬”的梁容若、黄宝实两先生，说前者是乡愿，称后者是活死人，因为这种人已无精神生命，自己倒要看看“这活死人受了我的恶骂有什么反应：若是不能忍辱，则自打嘴巴；假使忍辱布施，那是死定了，则以入土为安，今后免开尊口”。整篇文章极尽刻薄、无情之能事，一副豪门恶少的嘴脸（许逖语）。对两位好心的劝架人给予如此恶毒的攻讦，很难让人想象这位居正（孙中山的朋友，曾任国民党“立法院”院长，作者注）之子竟然也是受过多年西方高等教育的学者（据知情者透露，居浩然晚年在澳洲墨尔本大学教书时，也是骂人成性，侨胞形容他是一个“以得罪人而为乐”的人物）。在《郑学稼脑袋里的东西》一文中，孟戈则抖落出郑氏在讪讥胡适时所用的材料大量采自中国大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全面批判时的文献，包括1955年香港三联书局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卷里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论战一方采用如此方式施以口诛笔伐时，引起了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其中包括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当时留学海外的学者林毓生就认为《文星》“发昏”、作风“轻佻”，态度极不严肃。
由于胡秋原、徐复观等人的扬长而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文星》内部这时开始出现了分裂。1962年《文星》第五十八期（8月1日）刊出三则启事，其中有一则为发行人叶明勋、主编陈立峰宣布辞职的消息：
本社原任发行人叶明勋先生，近因事务繁忙，主编陈立峰先生，因健康欠佳，已分别辞职。从本年8月1日起，发行人由社长萧孟能兼任；编辑事务由编辑委员会处理。
关于叶明勋、陈立峰二人的突然辞职，历来说法不一。有人怀疑他们是被李敖挤走的。萧孟能却矢口否定了这种说法，声言他们是自动退出的：
叶明勋、何凡是自动退出《文星》的。《文星》杂志从来不刊登主编或编辑的姓名，编辑群对外是编辑委员会，但对内有主编。林海音当《联合报》副刊主编时，我请她为《文星》写稿。离开《联合报》后，加入《文星》编辑委员会，她与何凡都不是专职。李敖进《文星》之后，把《文星》的作风改变了。我完全同意他，完全支持他的改变。我办《文星》除了文学、生活、艺术之外，一直对社会、文化采取批判的态度。没有批判的杂志，任何人都可以办，何必要我来办？〔29〕
叶明勋、陈立峰、萧孟能为《文星》鼎足时代的元勋。而陈立峰是在后来接替何凡为杂志的主编的。何凡与妻子林海音二人离开《文星》的时间较早一点，那时论战尚未爆发，他们与《文星》及萧孟能的矛盾是因其他一些问题产生的。在当时，叶明勋虽被冠以发行人之名衔，却未真正过问《文星》的社务及编务，颇像当年胡适挂名《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一样，真正掌控其社务和编务的乃社长雷震。而《文星》的真正当家人则是“魄力十足”的社长萧孟能。如果说何凡、林海音夫妇的最终离去因“不能以书为食”，似与经济有关，那么叶明勋、陈立峰二人在此时告别《文星》则与这场论战不无关系了。“如今《文星》发生了这么大的文化论战，且又介入了司法纠纷，他（指叶明勋，作者注）自然不愿牵连在内。而陈立峰是《文星》的执行编辑人，《文星》的新走向，得罪了那么多人，与他的人际关系有冲突，且与他的性格和理念不相符，自然也要求去。这样一来，萧孟能身兼船主与船长两职，而他手下真正的掌舵人是谁呢？”〔30〕毫无疑义，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萧孟能慧眼中那个咄咄逼人的李敖。萧孟能坦言：
我认识李敖之后，很快地我就晓得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我从事文化事业，办杂志、办出版最需要的人才。他也很快地了解我这样一个搞文化事业的人是他的性格里面最合适、再也碰不到的人。我提供园地，他来发挥。他的文章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有人敢登的，真是伯乐与千里马，相辅相成的一个情况。在《文星》结束以前，李敖所有写的文章虽然越来越刻薄与具攻击性，还是不伤大雅的。他发挥言论思想及辩论带一点动人、吸引人的语句，他认为他已经形成的风格，能受读者欢迎。可是到后来是情不自禁地发挥，带着轻薄俏皮，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31〕
虽然《文星》内部发生分裂，但这场论战确实给四平八稳的《文星》经济上带来了利益。“《文星》杂志增加了篇幅，拓宽了销路，也找到了售价加倍的正当性”〔32〕，发行量从原来的四千册增长到七千册左右，这或许正是萧孟能梦寐以求的。在当时，青年读者抢读《文星》，一时成为风尚。诗人余光中在第五十八期《文星》上发表的《欢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可说是一篇《文星》为改变风格、走向异数的标志性“社论”。余光中这样说：“1962年的文化界是多姿多彩的。胡适先生在赞美与诟骂之间死去。在中西文化论战声中，年轻一代的发言人李敖先生自己，也多少成为毁誉参半的人物。一些假发被无情地揭露，一些偶像自高处跌下来。……年轻的一代中，大抵心仪其人，口诵其文，反对者固然也很多，但嘘声毕竟弱于喝彩……”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怀疑这场论战背后的真正企图。就以点燃这场论战之火“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而言，“他们的‘做法’，也是相当暧昧的……是胡适思想的检讨？还是中西文化的论战？究竟是利用胡适？还是真正的尊敬胡适？除《文星》编辑部之外，谁也没有弄清楚”。“很多人不是被胡适那篇发展科学所必须的社会改革的演讲所吵醒，而是被《文星》吵昏了头。”〔33〕这是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许逖在专著《文星·问题·人物》中的一段话。许逖对《文星》在论战中“谩骂狂论的风格”始终不敢认同。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冷眼旁观者”，当年在辅仁大学做学生时，正是“中西文化论战”如火如荼之际，“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其大起大伏，实在是有点“咎由自取”。李敖后来也批评这本专著“从皮相看的地方多”，萧孟能则坦然大度，预约了一千本拟放在文星书店里出售。许逖感慨道：“这一点实在是十分难得的，因为《文星》老板很清楚我对他们的批评是不会作任何人情顾虑的。还肯这么做，至少可以说明，他们相信我的话是客观公平的。”〔34〕
尽管这时李敖尽力在帮助萧孟能使“文星变色”，但他本人仍在罗家伦〔35〕、陶希圣〔36〕所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简称“文献会”）“暂时糊口”（李敖自语）。不过暗地中，他又与萧孟能达成一种默契，“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李敖自语）了。而此时在相互谩骂声中以及揭老底的卑劣手法之下，胡秋原等人似乎有点招架不住了。1962年9月18日，胡秋原发表公开谈话，宣布自己将为反对乱戴红帽子而奋斗，并经由律师向《文星》杂志提出了警告。同一天，“立法委员”邱有珍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文星》案……一场“中西文化论战”从变味而变质，闹进了“立法院”，让人大跌眼镜。《文星》第六十期（1962年10月1日）又刊出李敖的长文《胡秋原的真面目》，再一次激怒了胡秋原。据李敖在“文献会”同事阮继光生前回忆说：
李敖在《文星》发表文章写“闽变”，这下恼怒了胡秋原，他专办一个《中华杂志》和李敖对上。《文星》和《中华杂志》你来我往，极尽攻守之能事。胡秋原招架不住，竟告到法院。李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闽变”当时的报章杂志，一捆捆、一包包地搬到法庭作证。当然，胡秋原的官司又败了。这其间，陶先生（指陶希圣，作者注）是不作任何偏袒的，没有说一句话。胡秋原恼羞成怒之余，竟把箭头直接指向陶先生，说李敖是陶先生的先锋、打手。陶先生沉默不语，不作反应。胡秋原计无可施，于是联络湖北籍的立法委员如钱纳水、郎维汉等人向陶先生施压，并向党部陈说。胡又直接找陶先生，陶先生看到目标转移到他的头上，大有野火烧不尽的情势，于是解除了李敖的职务。这大约是民国五十二年的事。〔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