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文化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文化的含义。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文化呢？如果我们把文化定义为一套审美性的符号体系，那自然是一种很方便的做法，由此则文化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就可以相安无事。但是，文化民族主义在现实中更多的是被解释成包含某种价值体系在内的，比如儒家伦理道德、黑人传统精神等等。因此，现实中的文化民族主义通常都是与世界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而且，文化民族主义一旦失控，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极端危险的力量：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质进而就可以强调所谓的民族性。如果这个民族是个强势民族的话，便可能声称本民族天生就比别的民族高贵卓越，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希腊人的夸赞一样。黑格尔的哲学便是用民族精神来理解国家的本质，民族精神决定着它的潜在的历史命运，这意味着一个被选中的民族将注定要统治世界——由此我们也看到了纳粹主义的根源。
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可以大致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它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点，但并不排斥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一种是消极的，它一味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即便这种所谓的优越性很值得怀疑——并盲目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鲁迅先生曾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１８〕这后一种心态正是消极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
因此，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一定的限度内也许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一旦越出了这个限度，就可能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桎梏。归根到底，文化应当为人类而存在，而非人类应当为某种文化而存在。我们决不应该把某种文化置于高高的祭台上却用成千上万活生生的人来做献祭的牺牲；把不合乎时代精神的东西放进博物馆或者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才是真正的人道精神。
五
实际上，世界主义所崇尚的普世原则有个前提性的理论假设，那就是人类有一些共同的需要，比如说，自由主义者会认为，自由是人类的一种共同需要，自由不能转让，没有人不需要自由。按照人类学中功能学派的观点，文化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如果人类有共同的需要，那么，为了满足这些共同需要，不同的文化中就应该有些共同的内容，这些共同的内容就构成了普世价值。
崇尚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者、理性主义者通常都反感民族主义。波普尔说：“民族主义诉诸我们的部落的本能、情感和偏见，诉诸我们试图摆脱个人责任之压力的欲望，试图用集体或群体的责任来取代它。”〔１９〕伯林甚至说民族主义对一切事物都会构成一种威胁，因为“民族主义就等于我们对自己说，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或法国人，所以我们是最优秀的人，我们完全有权做我们要做的事。一旦你把一切行为的根据放在民族这个超越个人的权威上，那就会扩展到政党，到阶级，到教会，通向压迫的道路便从此打开了。”〔２０〕事实上，现实中的民族主义在大多数时候的确意味着一种狭隘的感情和对集体意志的盲从，因此它含有内在的非理性的倾向。而且，由于民族主义思想广泛流行，其破坏力也就非常强大。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流血冲突、纷争仇杀都与民族主义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只要人们心中还存留着强烈的民族情绪，这个世界就不会太平。
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民族的形成实际上是对以往更为狭窄的地方情感（比如村社、城邦）和团体情感（比如家庭、部族）的超越，那么，我们也许应该把世界主义看做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扩大和延伸。马志尼就有这个意思。个人太弱小，人类太庞大，因此，同一个民族的人民应该结合成一个国家：“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劳动的地方，我们的劳动产品必须由此出发为全球的利益服务……我们按照真正的原则为我们的国家劳动时，就是为全人类劳动。我们的国家是我们必须为了共同的福利而运用的杠杆的支点。”〔２１〕如果这么理解民族主义，那么它就是迈向世界主义的阶梯，而世界主义则是民族主义的前景。也许有一天，欧·亨利的小说《世界公民》中那位“世界公民”的话真的会成为现实：“我们都是兄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以及住在考河湾的人都是兄弟。将有这么一天，一切为自己出生的城市、州、地区或国家的自豪感将一扫而光，正如我们理当如此的那样，都是世界公民。”
注释：
〔１〕《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４页。
〔２〕〔１５〕〔１６〕（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３、５７～５８页。
〔３〕Ｈａｎｓ Ｋｏｈｎ，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４６）ｐ．１２．
〔４〕（英）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２６页。
〔５〕（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０７页。
〔６〕《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８６页。
〔７〕鲁迅：《且介亭杂文附集·半夏小集》，中国人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８〕〔１９〕（德）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７、９５页。
〔９〕转引自：（德）Ｅ．Ｂ．伯恩斯著：《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６０页。
〔１０〕（美）Ｓ．Ｂ．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涂光楠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８页。
〔１１〕（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２９页。
〔１２〕（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３８页。
〔１３〕〔１４〕秦晖：《天平集》，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６页。
〔１７〕Ｍａｒ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ｄ．），I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Ａ Ｒｅａｄｅｒ，（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１９８９），ｐ．４５．
〔１８〕《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中国人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２０〕（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６页。
〔２１〕（意）马志尼：《论人的责任》，吕志士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７页。
说到“英雄”一涕然
——陈其美及其时代
? 黄 波
起首便引“诗曰”，诗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十年薪胆余亡命，百战河山吊国殇。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此诗系为陈其美而写。说到陈其美，也算是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了。陈旭麓先生等编于１９９０年的《中华民国史辞典》“陈其美”条说：陈其美（１８７８—１９１６），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字英士。早年为当铺学徒。１９０６年（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东京警监学校，是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１９０８年奉命回国，往来于浙沪及京津等地，联络党人，结识蒋介石，加入上海青帮。１９０９年（宣统元年）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于右任等办《民立报》，宣传革命。１９１１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被推为庶务部长。武昌首义后，在上海积极响应，事成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次年元月为派系权力之争，派人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于上海广慈医院。３月委为唐绍仪内阁工商总长，迟未就任。旋被解沪军都督职。二次革命时，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事败走日本。１９１４年中华革命党成立，任总务部长。１９１５年１０月被孙中山委为淞沪司令长官，准备反袁；１２月与杨虎等发动肇和舰起义未果，为袁世凯忌恨。１９１６年５月１８日被张宗昌遣人刺死于上海寓所。
好的辞典应该是只叙事实少发议论的，《中华民国史辞典》“陈其美”条是典型的辞典写法。但对于陈其美这样一个在纷纷扰扰的清末民初政治中上演过无数好看大戏的人，旁人看来，自然会各有各的侧重、各有各的观感。１９１７年４月，陈其美殉难周年前夕，孙中山向中华革命党党员发出《为陈君英士醵资安葬之通告》，其中称其“功业彪炳志行卓绝……为吾党惟一柱石”〔１〕。蒋介石取得政权后，为这位昔日把兄弟采取了多种纪念形式，包括建纪念馆、发行纪念邮票、出版宣传资料。时人评价“在辛亥革命先烈中，在国民党政权时期，受到如此崇高待遇者，惟陈其美一人”。而１９４９年后，大陆加诸陈其美头上的则多为“流氓政客”、“买办阶级的代理人”等帽子。直到１９７８年大陆中华书局出版《民国人物传》丛书，《陈其美》一章中也多带贬抑，要点有三：一是军事冒险主义，二是个人权欲，三是指责其在二次革命时挑拨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而到了１９８５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了建国后大陆第一本《陈其美传》（莫永明著），据说其学术贡献端在于“如实评价了陈其美为推翻清政府和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所建立的功绩和勇于任事、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２〕。１９８６年５月，在由浙江社科院、杭州大学等五单位联合主办、京沪等九省市专家学者参加的纪念陈英士先生殉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则宣称对陈氏其人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价”，认为“从主流与整体来说，陈英士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英雄、功臣”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较具权威性的《辛亥革命大辞典》许之为“有见解、有作为、有贡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另外一书一刊则更富意趣。书是湖北荆州市一位楹联爱好者刘作忠编注、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挽陈其美先生楹联辑》，近八百页，挽联大概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体了，“成仁”、“取义”、“大名著四海”、“人格著千秋”等等是这一文体的关键词；而在海峡对岸，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主办发行的《近代中国》双月刊于１９９９年出了“陈英士先生生平与事业研讨会专辑”，封面上赫然是“大丈夫不怕死”几个凛凛大字。
关于近世人物的评论史，实质也是近代以还中国政治史的缩影。就陈其美而言，中间有段时间对其贬多于褒的原因众所周知，好在终经山重水复，复见柳暗花明，近世一“英雄”“伟人”形象巍然耸立。但陈其美肯定还是“那一个”，也肯定是“身后是非懒管得”了。常识告诉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物要想来个钦定似的盖棺定论都是不可能的，既如此，且让嗟予小子也来说道说道，算是在一片黄钟大吕中来点瓦釜之鸣吧。
清末民初政争中的陈其美
在“辛亥革命先烈”中，陈其美算是大器晚成。１９０６年在他三十岁时始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且初时并未受重视；同盟会成立后的初期军事活动中，其均未参与。查《孙中山年谱长编》，在那一时期也看不到这个精悍的湖州男子的身影，足以证明那时的陈其美还无法进入决意推翻满清政府的同盟会的决策层。可是，在他的后十年，却宛如异峰突起，屡屡立于风口浪尖，让人侧目而视，其故安在？虽说时势能造英雄，但历史既然选择这一个而非那一个来当英雄，无疑还有历史的逻辑。
陈其美人生的转折在于同盟会革命策略的适时调整。由于孙中山力主的在华南地区首先举事的计划屡遭挫折，１９１１年７月，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主张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中国的中部发动革命，而反对继续在边疆搞武装起义”〔３〕。在此之前于１９０８年受命自日本回国经营沪上的陈其美出任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庶务。武昌首义，袁世凯的北洋劲旅兵临武汉三镇，陈其美等人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救武汉之危”。他联络光复会上海支部、商团、会党及部分防军，在上海树起独立大旗，并一举荣登沪军都督的宝座，成为民初政坛上雄据一方、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陈其美通向沪军都督的路途中，有两件事值得一叙。一是陈氏率兵攻打清政府最顽固的堡垒江南制造局时，在两度失利的情况下，他竟只身进局劝说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归顺，结果被拘，险被杀害。这件事已经昭示了陈其美所特具的“不怕死”、“以冒险为天职”的特色。二是在沪军都督之位的争夺中，陈其美的一些做法颇让人诟病，后人记载于此虽多歧异，但大致是说对打下制造局并救了他本人的商团首领李平书和光复会领袖李燮和采用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如让会党分子在都督推选会场上威胁要扔手榴弹同归于尽，迫参加推选的李平书知难而退；而据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的说法，光复会领袖李燮和之所以被陈氏挤掉，乃因李燮和攻下制造局后，“日常抚慰降人，疲极。英士趁其倦卧，集部党举己为上海都督”。但不管怎样，为什么回国经营沪上的偏偏是过去迄未被人看重的陈其美？在沪上活动仅仅两载便能一战功成而手握都督权柄，这难道全属上帝的手误？其实陈氏自有其非常人所及处，这就须提到他的多种身份：商人，他早年曾经商十二年，素以四捷——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著称；会党大头领，他归沪后即参加了青帮，在上海帮会中势力很大，一齐“杀雄鸡、喝血酒、歃血为盟，立下字据永为兄弟”的拥趸者不少，当时“上海的戏院里，茶馆、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哪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南社成员，并与邵力子等人关系深厚，说起来陈其美并非纯粹赳赳武夫，仅从他留下的遗墨和书信看，厕身文采风流之南社实不愧然；报人，陈氏注重舆论宣传，在上海先后参与或创办过《中国公报》、《民声丛报》、《民立报》，足领一时风尚。湖州向有经商的传统，湖州商人在上海滩颇具影响力，而其中不少巨贾又和陈其美沾亲带故……试问，在同盟会中，像陈其美这样头脑活、胆子大、手段辣、关系广的又有几人？在上海滩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里，若非陈其美，又岂是宋教仁这样的书生、黄兴这样的单纯质朴之士能够打开局面的？清末民初，世事纷扰，完全可以套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一段名言，“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既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陈其美这样的人是天生骄子，几乎可以断言，他对满清政府革命能革得惊天动地，如果取另外的人生走向，也肯定不会“没世而名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