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帝国”、“征服世界”，自古以来这种英雄主义的理想澎湃于无数青年人的心中。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善是先在的，是天性——上天赋予的本性，所以他们生来不喜欢流血、野蛮、杀戮。可是当恺撒大帝的身影召唤起内心的激情时，拿破仑和他的将领们就会一往无前，不怕流血牺牲、马革裹尸了，他们希望重复恺撒在泽拉会战告捷文书上的话：“我来了，我在了，我胜了（Veni，Vidi，Vici）。”〔11〕不过这种英雄主义对于铁蹄下的埃及平民来说肯定是“恶”，对于当时法国以外的许多欧洲人，尤其对俄国人来说，对战争的发动者的人性他们大概更相信荀子的“性恶论”。像黑格尔那样以德国人的身份却能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指着法国统帅拿破仑的背影说——“世界精神在马背上”，那是拿破仑称帝以前的事。不过毕竟不同于匈奴、鞑靼铁骑对于欧亚的屠戮，拿破仑的战争使“贵族”们不再高贵，世袭的荣誉威风扫地，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显示“民”对于“君”的蔑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在埋葬士兵尸骨的欧洲土地上生长起来。例如，传说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是拿破仑的士兵用炮轰掉的，不过拿破仑对于伟大的埃及古老文明是心怀敬意的，他运回的“罗赛塔石碑”〔12〕被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使失传了千年的埃及象形文字重新被解读，被埃及人早已遗忘的埃及古文明史因此重见天日。因此，对于战争中的善恶事件之于历史的作用恐怕还是应该用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来思考——美妙之花生于粪土，血光之恶亦植善因。
通常，在战火突起的某个激烈的历史情节中，眼见民族遭受涂炭，人性会超越对琐碎的功利主义算计，从平庸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土气的农夫转眼间羽化为立马横刀的英雄。战争对于人性的升华与猛兽对于食物的贪婪是有区别的，所以即使将来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对于使用汉语的人来说，“精忠报国”的岳飞也将与荷马史诗所歌颂的英雄一样不朽。黑格尔认为，战争能激发起民族高尚的精神，这种观点却遭到理性主义者波普尔的严厉批判。如果贯彻“彻底的人道主义”的话，那么的确人不应该以任何名义杀人，我们应该以法律对待犯罪，所以波普尔是对的；可是当法律已经被战争淹没的时候，“伐无道”的杀戮就并不违反理性，黑格尔似乎也没有错。其实，黑格尔与波普尔都可能是正确的，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对应不同的历史状况。
罗马早期，萨宾的妇女终止了一场战争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有趣的现象。罗马人用计谋抢劫了萨宾的妇女后又与她们结婚并生了许多孩子，此时萨宾男子聚集起力量试图通过战争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妻子们。在罗马人与萨宾人即将展开战斗的时刻，被罗马人劫掠的萨宾妇女却奔来了，她们不愿意发生战斗，因为战争双方都是她们的丈夫或父兄——对萨宾人来说。她们怀抱着孩子把就要开战的双方推开，这样，罗马人和萨宾人即将燃烧起来的战火也就被萨宾妇女们的泪水扑灭了，战争没有爆发。这个事件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即战争的受害者是妇女儿童，以耶稣基督的思想——凡信我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姐妹，因此战争中杀戮的“异邦”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人类应该尽力避免战争，即使发生战争也应该表现出尽可能多的人道精神。战争如果有明确的军事目的，能够达到目的时就应尽量避免太多的伤亡，因为军队双方的两个陌生士兵相遇了，把一个自己并不仇恨的人变成尸体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这种认识的产生是人性的力量使然。
战争是否也可以“文明”起来呢？古代战争是惨烈的，战争与杀人曾是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可是到罗马的恺撒时代却已经发生某种转机。恺撒对庞培战争以前，罗马第二次奴隶战争曾有六千名战俘被钉十字架的记录，其惨烈程度难以想象。普鲁塔克叙述恺撒在高卢作战的情景是这样的——像旋风和闪电攻下八百城池，三千部族土崩瓦解，三百万人激战天昏地暗，百万尸体横陈荒野（可能有些夸张）。但恺撒胜利后却解散了投降的军队，赦免被攻陷的城市居民，取消了“公敌宣告名单”。“恺撒的宽恕是西方人道主义的根源，也无形中影响了基督教的教义——博爱精神。”〔13〕
当鹰鹫吞食战场上的尸体，呐喊厮杀声被阵阵阴风取代，不久，雨水冲刷出裸露的白骨像狰狞的花朵一样在夕阳的余辉中竞相开放，所有胜利的凯歌都因此黯淡幽冷，因此拿破仑感慨万千地说：“胜利是除失败而外的最大悲剧。”人类的战争毕竟不是虎豹的狩猎，理应表现得更文明些。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反复思考，鲜血和白骨给悲伤的后辈以启示，人类终于在1949年8月12日制定了《关于保护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公约共四个，分别对战地武装部队的伤者、病者、被俘者等实行保护。当然其中部分条款可追溯到1907年的《海牙公约》。如果把地球人作统一观，那么战争好像没有胜利者，但《日内瓦公约》可看作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人类用两次世界大战收获的果实。比农夫在秋天的收获显得可怜，文明成果的点滴，需要在大地上种植千万颗人头才能获得，以致意象派诗人T·S·艾略特在他的长诗《荒原》里发问：“花园里种植的尸体发芽了吗？”——发芽了，并已经开花了。
（四）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并不仅仅是收获了日内瓦公约，最主要的是收获了深入人心的历史性真理——平等、和平与发展的观念。在哲学家的书籍中这些观念本来早就有了，可是如果没有战争的洗礼，理性的哲学在民众中总是枯燥、冗长、乏味的。民族—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观念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可是如果你有幸“逆旅”到十八十九世纪和一个英国海军军官讲说这种观念时多半会遭到嘲笑。工业革命使英帝国迅速崛起，它的殖民主义在海外的“成功”造成了这样一种简单的达尔文主义逻辑：谁拥有强大的炮舰谁就可以拥有世界，而且贸易必须以强大的军事来维持。其实这种简单化的野蛮逻辑与工业革命后欧洲人的人文精神——平等理念是极不协调的。但是人文学者书籍里的理论是一回事，大众的一般“常识”性思维是另一回事。何止一般大众，要知道英国当年发动对华的“鸦片战争”也是经过两院辩论通过的，下院人士也都不是一般平民，上院人士更认为自己是比“贩毒集团”高尚得多的“贵族”。
施洗者约翰曾预言在他之后有人将不会用水给人施洗。用什么施洗呢？耶稣既然被超人哲学家尼采所代表的“你我”〔14〕又钉了一次十字架，人类就只好自己为自己施洗了。约翰的预言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五十年里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应验了——人类用自己的鲜血进行洗礼。发生在同一个世纪的两次“洗礼”，就其规模之大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巨超过了以往任何世纪。黑格尔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的必然过程。真的“必然”“进步”吗？科学进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弗兰西斯·培根早在十七世纪就发表了《论科学的尊严与进步》〔15〕，而且之后科学的确是迅猛地进步了。那么社会历史是否“必然”“进步”了呢？——许多哲学家对所谓历史进步说持否定态度。因为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世界大战中死的人实在太多了，似乎不是进步的迹象，原子弹的发明只说明我们人类用于屠杀同类的工具“进步”了，战争成了一架高效率运转的巨型杀人机器。就此而言，社会运动尽管不是完全决定论的，然而我们必须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悲剧有所反思，反思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果说战争在未来依然不可避免，然而人类是否应该推迟它来临的时间、减少来临的次数呢？人类显然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战争既然内在于人类，那么人类的意志对于战争必然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问题是“人类的意志”如何体现出来，是否还有比国家、民族利益更高级的利益呢？显然，整个人类的安全应该超越于任何具体的国家主权。可是问题又接踵而至，原则上，即一旦某个国家危害整个人类的安全，如果用和平手段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应该用战争手段解除其武装。那么，用什么标准衡量某个国家的确危害了人类安全呢？如何防止“超越国家主权”观念确能起到维护世界安全的作用而不被滥用呢？人类脱离动物界越远其自由意志受自然律的约束越少，战争“教育”我们的结果是，人类的自由意志理应当尽力减少战争对文明的破坏。即使过去的战争的确“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也不能成为肆意发动战争的理由，除非是“纣王无道”，威胁了人类安全，不得已而为之。对于衡量“有道”与“无道”的标准，世界似乎需要一部超越任何国家宪法的《世界宪法》。当然，这可以在目前的《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制订。其实爱因斯坦曾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甚至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16〕以代替可能是国际官僚主义和低效率的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政治问题也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会被提出来，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奉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的世界只能是动物世界，而不应该属于人类世界。在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大英帝国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炮舰政策是如何在历史舞台上谢幕的。
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是人，不是牲畜。但是，一个英国绅士的文雅举止与他签署对殖民地的强制性命令的潇洒动作是不协调的。然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似乎也认同了强权逻辑——谁让我们落后呢，落后了就要被奴役，有朝一日我们也要建成强大帝国，到时候看我们怎么对待你们。由此看来，“你们”与“我们”二者间尽管一个是殖民地统治者，一个是殖民地被统治者，其实都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铁律，这显然有悖于人类文明的“大道”，于是危险不可避免了。对英帝国的挑战首先来自欧洲世界自身，德国人强化了弱肉强食这种英国人视为常识化了的政治逻辑。既然英国认为炮舰等于正义，谁拥有强大的军事谁就拥有世界，那么英国人拥有的军事力量德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拥有，英国超越了葡萄牙、西班牙，德国为什么不可以超越英国、法国、俄国呢，请来较量一番吧，古罗马的斗兽场看台上已坐满了全世界的看客。英、法、俄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要么退让，要么用战争解决。这样，殖民地国家的幸灾乐祸、中立国家的坐山观虎斗，种种心态反映在外交上是各自怀揣着小算盘的算计，交织出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以英、德为首的两个集团国家夺取世界霸权的矛盾已经日益被激化起来，一种很小的因素都可能成为导火索。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因萨拉热窝事件爆发了，在战争的四年中有三十三个国家、十五亿人卷入，死伤三千余万人。
遗憾的是一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没有解决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矛盾。英国人并不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有什么问题，英国依然是永远的日不落帝国，挑战有什么了不起，同盟国（德、奥匈、意）还不是被协约国（英、法、俄）战胜了吗?然而英国人的得意似乎显得过早了；法国人想得更天真——只要以战胜者的姿态压制、勒索德国人，天下就会太平。英、法或许还重温了英法联军火烧大清国圆明园的旧梦，什么天朝帝国，什么“万园之园”，烧了就烧了，如之奈何。然而德国可不是老态龙钟的满清帝国，它的工业基础没有被一战破坏，德国人认为自己接受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德军从法国和比利时安全地撤回到德国本土时甚至受到民众凯旋般的欢迎。尽管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名著《和平条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认为，赔款的数额并不过分，但是要求德国一百三十二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17〕却是一个问题，即如果要求德国按期赔款，那么就必须让德国经济运转起来，如此，欧洲将面临一个强大的德国，威胁欧洲和平的德国；如果限制其发展，不仅赔款落空，德国人会因为经济萧条而迁怒协约国。德国的经济萧条果然在战后出现了，于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德国人民怨愤满腔，连哲学家海德格尔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期待着“那双令人赞叹的手”〔18〕，德国人正等待着魔王的上台，一个能用讲演把千万人的心变成一条心的希特勒即将横空出世。必须洗刷战败的耻辱，让法国人在同一辆列车上签字投降，让英国的妇女在伦敦桥上哭泣丈夫的阵亡，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德国，惟有德国，欧洲将统一为德国！看来，弱者之肉强者之食的逻辑只有被演绎到如此极端的程度——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才能让世界清清楚楚地看见它的危害。二战爆发了，首鼠两端的庸俗哲学必须抛弃，小算盘必须砸烂，是死亡还是生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人道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还是人类和平，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以其反动的方式让全人类在自己的前途面前必须做出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
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甘地的挑战才是最富建设性的。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抵制和抗议英国人的统治，这是向英帝国国民人性的挑战——一个印度人可以比一个英国人更高尚、更人性；甘地的挑战同时是向国际强权政治的挑战——军事强大不应该是奴役他人的理由。这种挑战是直接地用理性的逻辑来反驳非理性的、违反人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动物性逻辑。可是伟大的道德律并不会被英国人轻而易举地领悟。英国人哪会愿意主动地失去海外殖民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历史的“工具”——英帝国把它工业革命的遗产散落在海外，而他自己的强权政治所能得到的惟一财产只能是——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