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发展到底是“指路明灯”还是“现代化陷阱”，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现代性难题。但不管怎样，发展的利益不能高于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人权自由，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的，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的。消除战争，拒绝污染，远离恐怖主义，关注弱势群体，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等等，都不比发展次要。
三、技术享受与消费民主
消费主义是当今世界的另一重要意识形态，刺激内需、提倡消费，目前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策略。从生态政治的角度来看，根本就不存在消费的过剩，而是消费的不平等。因此，生态危机正在挑战现代性的自由、民主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对生态的破坏应该由那些享受技术的人来承担。
商品和消费主义制造了现代人无尽的生活欲望与冲动，百货商店、世界博览会、游乐园、广场……汇集陈列着各种近在咫尺的狂欢要素与欲望对象，在商品世界的包装下，日常生活处处充满了惊喜和渴求。在商业主义的追逐下，消费主义不断地宣扬新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享受幻觉，从各种护肤品到保健药，从家庭装饰到豪华轿车，从节能冰箱到智能洗衣机，从高清晰电视到数码摄像机，还有不断升级的电脑……技术创新就能满足一切。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新时代技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不断增长地使用和消费任何种类的存在者，这个时代以消耗自然与人的身体作为前进的动力。经济的飞速发展依赖于迅速的消耗，依赖于不断替代的新产品，并因此而拒绝使产品长寿，因为获益的欲望只有在不断的替代中得到暂时的满足。事物是为了消耗而被生产出来的。它们越快地被耗尽，它们就越快地越轻易地被替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部彩电可以看十年，那么，有多少个彩电生产商要破产呢？如果微软五年一次技术升级，那么比尔·盖茨就会利润锐减。如果说传媒的功能就是制造遗忘，不断用新的资讯洗刷人们的记忆结构，那么，技术的功能就是不断地改变人们的想象，技术使人相信“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而实际上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早就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当贝尔发明电话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其邮政总长断然宣称：“美国人有电话需求，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有许多邮差。”而美国某市长听到发明电话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说：“我可以预见，终有一天，每个城市都会有一部电话。”从今天来看，他们的想象力贫乏得让人可笑，然而，从未来来看，我们的想象力也许同样可笑，技术之所以取代了神话，就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想象了，现实已经超过了想象，有了技术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有了技术还有什么是不可以供人消费的呢？不是已经有人花巨资随宇航员到太空去旅游过了吗？
然而，消费主义的一大悖论是：一方面是人造物质的丰富乃至过剩，另一方面却是自然权利的匮乏，工业化、都市化和技术化创造了新的“稀有之物”：“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成了惟有特权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当穷人们尚在为温饱和生存而挣扎时，现代都市人却在大谈健康权、健美权、空间权、假期权、知识权和文化权等等，那么，是谁剥夺了人类的自然权利？谁又在重新分配这些权利呢？法国后现代理论家波德里亚指出，这些作为消费口号和民主符号的新的社会权利的出现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的再分配。消费主义把所有具体的自然价值逐渐转变成为生产形式，转变成为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20〕。因此，消费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体现在消费行为中的社会关系，消费成为权利分配和社会地位、社会身份想象的方式。
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消费的差异明显地展示出破坏自然能力的差异以及承担自然风险的差异。以日本为例，其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环境保护得相当好，但是，日本人将自己对自然的依赖与索取转嫁给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从它们那里进口木材和能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恰恰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基础之上，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又把这种剥削转嫁到对自然的掠夺上。按照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表的《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世界军备开支每年为七千八百亿美元，毒品开支为四百亿美元，欧洲酒精开支为一千零五十亿美元，欧洲香烟支出为五百亿美元，日本商人的生活费支出为三百五十亿美元，欧洲和美国狗食消费支出为一百七十亿美元，欧洲冰淇淋支出为一百一十亿美元，美国化妆品每年支出八十亿美元。而与之相对的是，第三世界许多基础性设施的开支面临严重不足：基础教育支出每年六十亿美元，供水和卫生设施每年九十亿美元，健康与粮食保障支出每年一百三十亿美元。也就是说，仅仅欧洲每年用于冰淇淋的消费（一百一十亿美元）就足以满足那些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人们建立基本的卫生设施和饮水设施〔21〕。从用电量来看，非洲人均商用电力资源为零点五千瓦时(即一度电)，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为两到三千瓦时，而美国人、欧洲人、澳洲人和日本人则为八千瓦时。单是人口占全球百分之四点一的美国人就消耗全球能源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五。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烧掉五吨石化燃料，而中国人只有零点八吨。以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为例，如果他活到八十岁，那么他一生将消耗八十万千瓦时电能，二百五十万公升水，二万一千吨汽油，二十二万斤钢材、一千棵树木，产出六十万吨垃圾。按照这样的数据，美国儿童的环境负荷率平均为瑞典儿童的两倍、意大利的三倍、巴西的十三倍、印度的三十五倍、海地的二百八十倍。可见，世界贫富差距既是消费的差距，也意味着制造垃圾和环境污染的差距。发达国家不仅享受高度完备的现代化技术物质，并因此构成对自然的严重破坏，同时，他们也有能力获得足够的自然权力，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而落后国家的人们往往是双重匮乏，成为生态危险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始终是发展中国家人民想象和追赶的目标，全世界的人都希望生活在北美和西欧或者东京，消费主义也必将成为全球性意识形态。而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消费存在着严重的浪费问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景象。
但是这里存在着另一个问题，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air）发出的疑问，当许多理论宣称一个国家与区域在剥削另一个国家和区域时，“难道这意味着即使那些生活在北美的穷人也在剥削生活在南美的富人吗”〔22〕?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不管是在民族国家之间还是在民族国家之内，这个世界依然可以分成两大对立的阶层，一方是消费阶层，另一方是穷困的非消费阶层。真正对环境造成伤害的是消费阶层，那些享受轿车、空调和豪宅的人所制造的垃圾、对臭氧层的破坏、对大气的污染远远超过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群。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所得是最贫穷的百分之二十的九十倍，能源消费高出十一倍，肉类消费是十一倍，汽车数量是一百四十五倍，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则是二十倍。表面上看，世界上的穷人，如非洲、南亚、南美等地的许多地区的人们，在疯狂地砍伐原始森林、破坏山地、开垦农田，使土地裸露在阳光和暴风雨中，带来大量水土流失甚至土地沙化。这些靠掠夺自然以求得生存与发展的行为正遭到发达地区和富人们的指责，但是，正如布莱希特所发出的追问一样，“和那些开银行的人相比，抢劫银行又算什么罪呢”?富人们恐惧穷人享受同样的高消费生活，因为那样地球将不堪重负。如果地球上的人们都能享受一般美国居民的生活，那么，我们需要的就远不是一个地球，而是几十乃至几百个地球〔23〕!然而，如果仅从“环保”的要求上来限制消费，恰恰使社会陷入更大的不公正，因为这实质上不过是维护现有的利益分配状态而已，以环保作为压制非消费阶层的合法性理由，从而巩固了现有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因此，以下现象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非发达国家与地区每年因环境恶化而死去的人数远远超过全球因恐怖主义而死去的人数，但在这方面布什和布莱尔等人却并无维护“人权”和“人道主义”的热情。
“消费的民主化”和消费伦理，正是由此而提出的，没有人有剥夺穷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也没有人有压制一个落后的民族国家发展的权利。全球约有十三亿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开支相当于每天一美元或以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靠破坏环境来维持生活，而他们的梦想就是成为消费阶层。同时，消费的不公也是社会潜在的一个危机，拿中国刺激内需以求高速经济增长来说，我们在不断地鼓吹“贵族”、“白领”的生活方式，塑造人们的消费欲望，甚至提倡一些“超前的”和“虚假的”消费,如打着美容、保健、养生的招牌，让人服用一些不必要的保健药品等等。种种不切实际的消费既带来了对自然资源不必要的浪费与破坏（比如过度开发旅游业，不合理的土地征用，提倡私人购车等等），同时也激发了因社会差距、贫富差距而带来的攀比心理和怨恨情绪，催生了假冒伪劣的泛滥。由于购买力的不同，事实上真正获利的依然是“先富起来”的消费阶层，那些无论你怎么刺激都无力提高消费的人群实际上始终是一无所有。所以有经济学家曾经发出过警告，一旦社会失序，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群“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首先遭到冲击的不是那些真正的富人（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措施），而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因此，让所有的人群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好处，合理地分配利益（当然，不是要回到平均主义），强化消费民主，是解决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结语：技术意志与现代性悖论
从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生态学的观念，到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与人文科学世界观的结合，随之生态哲学、生态神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应运而生，形成了当代的“深绿色”理论与批评。这些理论都企图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机械论世界观，提出系统整体性世界观；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与责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自然－社会”协调统一；批判自然无价值的理论，提出自然具有独立价值的观点，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将人的权利凌驾于万物之上；同时，提出环境权问题和可持续生存道德原则，强调科技的人文化。可以说，生态批评的兴起正在不断冲击着现代性观念，从理性、主体性到自由、民主、发展……现代性方案再次面临全面的修葺。我们不得不重新设置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
技术本应是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力量，但它扮演了双重角色，造成恶果的一面只能由人类自己来负责。我们因此而否定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技术带来的生态危机应该引发我们重新反思我们使用科技的行为方式和目的，反思科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人类受信念伦理的控制，将手段当作目的，这样，就变成了西美尔所批判的现代人把金钱当作目的一样。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但是，却沉醉在追求这些目的的手段中，“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同样，技术也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人最终无法栖居在这一纯粹手段上。陷身于手段迷宫的现代人，只不过是在手段上建筑新的手段，而幸福和目的始终遥不可及。西美尔指出：“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是所有较高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24〕
技术控制的两难在于，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摆脱技术意志的纠缠。一方面我们抱怨技术破坏了地球，另一方面我们又寄希望于新技术来改变这种现状。我们今天每一种新的发明与技术诞生，同时就需要有更多的技术与发明来解决这种新发明带来的负面问题，技术正在处于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技术增长的宿命。这种本质被称为“座架”的技术，使得“人被坐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25〕。技术就是人的命运，人存在的天命，因此人也无法操纵技术，当人类恐惧技术的时候，除了寻找新的技术外，没有什么是可以暂时对抗技术统治的。“新时代技术的行星运动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规定历史的伟大作用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而且是什么的一个——政治制度来。我为这个问题提不出答案”〔26〕。因此，海德格尔发出了绝望的叹息：“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注释：
〔1〕2001年，就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罗马俱乐部成员、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系统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欧文·拉兹洛出版了新著《巨变》（中文为杜默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部影响颇大的著作中，拉兹洛以大量的数据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指出，全球生态问题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其观点迅速产生了积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