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报纸报道的主题就是战争，就是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直到社会生活，也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所作的采访报道也都是围绕着战争这个主题。她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刚从英国回国的王礼锡讲各国援助中国的情况和抗战必胜的前途。郭沫若分析了敌情，说日本财阀反战，军阀骑虎难下，必将发生政治大地震。她还报道了慰劳伤兵的活动，报道了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从她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这一场艰苦而又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怎样打的。有一些，可以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从刊登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报纸上的防空哨慰劳记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就原有的哨堡布置成瞭望台，一队九人驻守着，哨长，班长，六个哨兵，一个伙夫。也许有人以为防空哨将使用着一套复杂的测量器，但这里除了一架电话，哨长有个望远镜外，他们全体都凭着肉眼看，耳朵听，训练得机灵非凡。中国人虽然物质条件贫乏，但他的聪慧克服了一切。‘定向仪’原是监视哨少不了的东西，这里土制的代用品是就地为图，用碎石子铺成号码，好像大大的日规，一目了然，就用这来‘定向’。从电话里报告出去，毫无错讹。外国人来看过，惊叹中国的伟大，他们在这样简陋的设备下是无从指挥的。”后世读者从这里可以知道：中国是在怎样的条件之下战胜强敌的。
正像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说的：“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当时的中国，当时的重庆，岂不也正是这样吗?浦熙修的一支笔，把这两个方面都写到了。她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荒淫无耻的高官。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是腐败势力的代表人物。浦熙修写了好几篇揭露他的稿件。这里只说一件飞机载洋狗的事。王芸生、曹谷冰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中说到了这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胡政之陷于香港，在形势紧张时，王芸生去找陈布雷，请设法救胡出来。陈布雷旋告知王芸生，说‘蒋委员长已电知香港，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云云。《大公报》即派人到珊瑚坝飞机场守候迎接。十二月九日（引者按：当为十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子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
那一天，浦熙修也正在机场，目睹了这一幕。她在《采访十年》一文中回忆说：“当太平洋战事起来，香港紧急疏散，那时我就非常留心着飞机场必然要载来些要人，清早去等在飞机场，果然看见孙夫人、孔夫人都联袂而来，王云五先生也在仰望他将要沦陷的家属。想不到几进几出，人没有到，忽然飞机上下来了几条洋狗。这当然是一条好消息。可是当时在严厉的检查制度之下，这类消息如何刊发出来，真是大成问题，《大公报》的子冈先生写了一篇很好的特写被扣了。我在当天的晚报上写了一条新闻也被扣了。可是心中觉得这样的新闻如何可以舍弃，于是想尽方式，想在日报上发表，于是采用点滴的方式，一条一条的写。先写孙、孔夫人来渝的消息，又写王云五先生接眷未接成的情形，接着写重庆忽然多了几条吃牛奶的洋狗的消息。分着送去检查，检查后拼起来发表，再加上编辑先生一个巧妙的标题，于是耸动全国的新闻居然出来了。”刊登在十二月十一日《新民报》日刊上的题目和副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的“点滴”共有八条，前面三条是：
△昨日政治部举行“太平洋战争之展望”座谈会，正当战争热潮中，社会服务大礼堂户限为穿，后至者立无隙地。
△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就这样煞费苦心地隐晦曲折地把这事透露出去了。在那种高压之下，浦熙修想要说得更多，更明白，也是没有可能的了。
使这件事终于激起反对孔祥熙的学潮的，是《大公报》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社评。这篇题作《拥护政治修明案》的社评中，作为举例，说：“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此文发表，激起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为了平息学潮，《大公报》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发表社评《青年与政治》，据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更正函，说飞机载洋狗之事，“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劝诫青年学生不要“凭一时的感情冲动，辄尔荒废学业，干扰秩序，甚且无意中为敌奸所利用”。前后两篇社评，出尔反尔。蒋介石侍从室的唐纵这天看了报纸，在日记中说：“《大公报》去年做了一篇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论及飞机载洋狗一事，致昆明学生罢课示威，打倒孔祥熙，事情无法收拾，《大公报》又为文声明，洋狗系飞机师所为，希图平泄学生愤怒。解铃系铃，《大公报》甚感立言之苦。”
激起学潮的是《大公报》的社评。当天《新民报》上的“点滴”，起了和后来《大公报》社评相印证的作用。浦熙修在这一报道中，显示了一个正直的记者嫉恶如仇的风骨，显示了一个能干的记者善于捕捉新闻线索，善于在文禁森严之时巧妙地把信息透露出去的本领。她给《新民报》晚刊写的那篇足以耸动全国的报道没有能够发表出来，是那时的检查制度给她造成的损害。
浦熙修不但自己当记者，跑新闻，她还是采访主任。她是怎样当这主任的，在旁边看着的彭子冈有过一段记述：“浦熙修在《新民报》的职务是采访主任，既是主任，担子就重一点。当年重庆是战时‘陪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她麾下，有各式各样记者，背景颇不简单。且《新民报》的版面只有当时各大报的一半，记者们的稿子不可能都排上。缺了谁的，也不会对主任满意。于是，浦熙修也只好每晚鼓起勇气，为编排稿件乃至权衡人事而‘战斗’一番。不是她好斗，换了谁处在那么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如果想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大方向，那都是不能不拼足全身力气去搏斗一番的。经过这一番搏斗，熙修从《新民报》编辑部所在地的七星岗回到犹庄，时间多过午夜。为了迅速摆脱方才一番搏斗对心境的纷扰，吃安眠药入睡便成了习惯。”
这里说的犹庄，在观音岩下的学田湾，是史良的住宅。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敌机轰炸重庆，《新民报》的职工宿舍被炸毁，浦熙修就借住到史良家了。《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正好借住在沈钧儒的住处良庄，这两个院子相距很近，跑几步叫也叫得应。她们几乎每天都是结伴采访新闻，同出同归，朝夕相处，谈得很相投。浦熙修知道，彭子冈是中共地下党员。
这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在重庆，公开的机构有《新华日报》社和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这既是浦熙修经常的重要的采访对象，更是她经常的重要的信息和见解的来源。她是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就见过邓颖超的了，周恩来她以前没见过，可是也一见如故。妹妹安修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同彭德怀结了婚，邓颖超亲切地称浦熙修做“我们的亲戚”，叫她“浦二姐”。浦熙修感觉到，共产党没有把她当做外人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自己好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心想可以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后来，梅益、徐迈进、石西民三人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说到：“皖南事变时，我们要疏散一些同志秘密离开重庆，浦熙修帮我们介绍掩护关系，乃至购买车票，寻找交通工具。”她在做这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力帮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提出：如能允许裕仁天皇保持皇位，即愿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山城狂欢了。八月十一日的《新民报》上，刊出了浦熙修的特写，写出了狂欢的气氛：
“日本投降的标语贴满了大小巡行的车辆，美军的吉普被沿街的民众截住致庆，以致一时无法通行。无论大人、小孩都愿意爬上吉普，共享胜利的光荣，共庆敌人的投降。盟军挥帽致谢，霎时把吉普装成门屏，缓缓前进。惟有宪兵仍需执行职务，一批批地拉下了狂欢的群众。”
“几个美国兵拿着酒瓶，醉醺醺和群儿闹着一团，大卡车上国旗高悬，任谁挤上车，仰天高呼，因‘我们要回家了’。洋车装满着炮仗沿街卖，随时放。黑夜中蔚成奇观。”
三 能干的记者（下）——为了新中国
抗日战争结束，政局一大变。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飞抵重庆谈判。浦熙修报道了机场上热烈欢迎的场景：
“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昨日下午三时半抵渝。全中国人民的心里都在欢呼，欢呼着团结有望，和平前途有了保证。
“毛先生是昨日上午十二时一刻自延安起飞，延渝之间仅三小时的飞行距离。当记者一时许赶到九龙坡飞机场的时候，周至柔将军代表蒋委员长，参政会邵力子秘书长，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外国记者等早在等候。接着民主同盟以张澜为首，沈钧儒、黄炎培、冷御秋、章伯钧、左舜生、谭平山等几位须发都白的老先生，也自成队伍，从后赶到。休息室里更坐着郭沫若夫妇等。大家时时从室内跑到室外，欢欣地、焦急地等候着。那怕秋老虎再吓人，没有人感觉疲劳。
“欢迎者听见了喇叭的信声，群趋机场仰望天际，果然西北角上一架两架翱翔而来，不管警卫人员的拦阻，铁鸟刚刚着地，人们都已抵达机门。周恩来先生最初和欢迎者招手，但他还是让毛泽东先生先下来。蓝灰布的制服，红红的脸庞，浓重的湖南口音，农民本色，健康得看不出已经是五十二高龄。他戴着一个灰派力司的盔。卡片不断地递到他手里，他一一和来迎者握手，并连口道谢。周先生更是熟识地介绍着。赫尔利大使、张治中将军紧跟着下来。王若飞好像更胖。
“中国的民族性虽忘了借鲜花欢迎远客，但真正的热情更赛过了鲜花。开麦拉（引者注：英语照像机camera的音译）阻止了去路，索性站定了让大家大拍一阵。赫尔利不断地说：‘这活像好莱坞。’十几分钟后才让开了一条路。迎接的两辆汽车已经开向前来，一是蒋主席特派的，一是美大使馆的。但赫尔利坚持着要同坐他的汽车，于是毛、周两先生及赫、张两将军同在一辆车里开赴张治中部长公馆。”
国共谈判，以及由这一谈判而产生的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出新闻的地方。浦熙修和《大公报》的彭子冈，《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常常一起前去采访。也就正好是在这段日子里，妹妹安修也从延安来重庆了。姐妹重逢，自然分外高兴。她们不只是叙天伦之乐事，两人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接近的。她们就像分别在不同战场上作战的两名士兵，见面了，真有说不完的话题。全国解放之后她们又重逢了，安修告诉姐姐，那一次是奉党的委派到重庆去接她到延安去的。她责怪妹妹说：“那时为什么不和我说明白呢？”妹妹说：“我觉得你反正不会去，所以没有明说。你不想想我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到重庆来干什么呢？”浦熙修想，也是，即使妹妹说明来意，她大约也未必会去。在重庆，她有太多的牵挂，在这里，有她的事业，也有她不易割舍的友情。她晚年在自传中提及此事，说：“我那时还留恋着记者职业，我觉得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这样熟悉，我不愿离他们而去。”
在她说的“新华日报的同志们”中，首先是常常同她一道跑新闻的采访部主任石西民。朱嘉树在悼文《浦二姐琐忆》中提到：“她也倾慕党内才俊之士石西民，经常一起采访，有许多共同语言。”这样，我们对于她自传中说的“我不愿离他们而去”当有更具体的理解了吧。
不久之后，浦熙修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这事，她在自传里是这样说的：“我加入民盟是因为当时住在史大姐家，由她一再劝说而加入的。我觉得反正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团体，加入了也无所谓。我后来把加入民盟的事告诉了《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同志。他说：‘你对政治还这样感觉兴趣，我介绍你入党不好吗？’我想我早就和你们在一起了，入党当然好。如果他当时就介绍我入党，我也一定加入了。”
浦熙修参加的是民主同盟而不是共产党。这事在她有一点偶然性。在她当时看来，这同样是参加了一个革命组织，却没有想到这事对于她后半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不过也不必事后来追悔。她后来的命运，从最根本上说，有它气质上的原因。
在浦熙修的记者生涯中，有一次值得大书一笔的采访活动，就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一九四六年一月举行的政协会议是国共两党谈判的产物，商定由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集会协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怎样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实行宪政。对于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浦熙修设计了一个很有新意也很有规模的报道方案。她在会议开幕以前一个多月，就开始逐一采访这来自各方面的三十八位政协代表，每人一篇访问记（有两篇是合写两人的），逐日发表。她在每一篇不太长的访问记中，不但客观地反映了各被访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也在记下自己印象的时候含蓄地表示了对各人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