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试图努力争取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理论和组织才能的胡风在毛泽东那里只是可资借用的工具，可胡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以为他遇到了为历代圣贤等待已久的明君，甚至从五四的精神出发，他以为他已经生活在一个个性自由的社会里了。但是，自觉有功的胡风却被排斥在欢庆的队伍之外，随即又被明确得到封赏的“功臣”们所怀疑。他只能把他身边的资源竭力利用（让朋友们尽量施展才华以露锋芒），以加大自己的份量（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胡风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他是一支力量，是一个代表（他是功臣，他是一支有才华有个性的队伍的领袖）。在共产党人文化战线上，他是决定文化战线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在新政权建立以前，当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在文化战线上的共产党官员也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统一知识界时，胡风及其同仁们与党的文化官员的分歧公开化了，胡风与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人（文化官员周扬称其为“才子集团”）配合延安整风写文章反对教条主义。但同样反教条，毛泽东与胡风所指的其实都是对方。胡风们反对思想上的重意识轻感性和文艺上的重政治轻艺术倾向，因为胡风们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管辖区内，似乎不是毛泽东指斥的直接对象。但延安整风主要是要整治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挑战者们，即党内的苏联派和上海亭子间的人即左翼一帮人，胡风显然“与有荣焉”。从思想路线看，胡风与延安的丁玲、王实味们是在一边的。延安整风以丁玲检讨、王实味托派案达到高潮，知识分子在这“敌我”问题面前不得不宣告投降。这次整风也是毛泽东“两类不同矛盾”的第一次应用。自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之路一遇上大是大非的“敌我”问题评判便是立即忏悔、认罪。
胡风们的表现与延安没有合拍，因此遭到批判。只是因为身处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批判还在文字论争的范围内，还在讲道理、争是非。年轻的舒芜在当时写作的《论主观》一文，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第一集，舒芜本意是要衔接“五四”的“个性解放”精神，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同“五四”精神联系起来，反对机械教条主义，证明在任何社会里都应该发挥人的主观战斗精神。舒芜的理论阐述历数斯大林、黑格尔、马克思，洋洋洒洒，淋漓尽致。这客观上声援了“才子集团”，不符合共产党人铁的纪律和舆论一律的原则。更重要的是，舒芜论述的主观战斗精神虽然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的实践精神完全吻合，虽然与毛泽东的心物一元的实践主张相吻合，但毛泽东的重点在于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论主观》针锋相对，反对改造。这就为共产党人不能容忍了。文章因其坚硬的质地和现实的锋芒一时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事件，连茅盾这样有声望的作家也在党的大旗之下披挂上阵声讨反击。胡风一方面写信督促舒芜“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另一方面他在周恩来主持的一个会上却说，发表此文是为引起争鸣和供批判用。胡风的这一两面手法几十年后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浮现出来，舒芜当时并不知道全部情况。胡风为什么会采取两面派手法，是纯粹的策略还是一个人固有的两面人格？无论他对周恩来们所说的话是否违心，舒芜已经成为他生存和发展之路上的一颗棋子，即使真的是违心、一种策略，也说明自信心在形势左右下的逐渐丧失，胡风已决定追随主流、权势了。舒芜只是知道胡风对他的教诲和敦促，胡风没有告诉他那一“策略”，被出卖或被抛弃或被当作工具的情形不难为敏感的舒芜察觉，在后来胡风及其同仁疏离舒芜的过程里为舒芜更深刻地体验到了。这已为舒芜的“背叛”埋下了种子。他已处于两面作战之中，孤立无援。舒芜就在当时还是良师益友的胡风的督促下一头走到黑。《论主观》及其捍卫的胡风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战线上惟一引人注目的一大挑战思潮，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众人合唱颂扬声中的不和谐音符。而当舒芜一旦发觉自己的真实处境（与整个民族社会和时代精神相对立）时，他之投向主流也是必然的了；一旦发觉自己过去的同道师友已为主流所震慑，那么投向主流也就惟恐其落后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经受各种考验，长期的国家出路问题和民族危亡问题困扰着他们，但四分五裂的国家和危机四伏的社会也给了他们混乱中的自由，听任他们创作、思考、批评。传媒与世界文明国家同步性的事实使他们获具世界性的知识、技术和思想，他们拥有了思维活动无限可能的空间，他们中间出现了有与同期世界范围并肩的一流的学者、作家、哲人、科学家。这些在民族忧患思维里成长并定型的知识分子，数代的才华集中在共产党政权下的社会，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共产党人思维的洗礼或抚慰。
建国初期已脱离了文化战线参加实际工作的舒芜已迅速地走出了胡风的精神氛围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光环中。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的作为，人民有目共睹。嫖、赌、毒等社会恶习和各种顽症在很短的时间里清除干净。不仅广大人民群众而且知识分子都心向共产党。舒芜在广西参加了实际工作，感触更多。在这种情况下，《论主观》已经成了他的一大包袱。素爱写长信的胡风在建国后给舒芜写的第一封信，给舒芜印象最深的，就是胡风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解决《论主观》一大历史公案问题。再次表现出两面性的胡风大概没有想到是他本人把舒芜推向毛泽东一边。既然胡风都已表示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了，那么舒芜将被置于何地，舒芜的出路何在？也许他真的错了，因为一个取得了史所未见成就的政权的理论怎么会是错的呢？何况他本来以为胡风和他自己在共产党开展文化战线工作中始终被批判是与周扬有关，他们的遭遇是与周扬的私人恩怨造成的，但是，当他知道在延安整风时周扬也受到重点批判，并作了深刻检讨才恢复工作，他对周扬的恶感消除了，他对周扬的怀疑打消了。他开始想到共产党人的整风、共产党人的思想改造真的是出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他决定认真反思自己；而且他的思想家的气度和境界与胡风组织的“小圈子”并不能长期相容，他并不赞成胡风们的“小动作”，因此共产党组织对路翎等人的批判，他是赞同共产党的。他参加了具体工作，在他负责领导的工作中遇到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散漫、脱离群众等现象，已被他等同于《论主观》中提倡的“个性解放”，他年轻时的思想已开始动摇。就这样，思想压抑了常识，环境取代了内心，舒芜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自己的思想，表示要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给从前的朋友们如路翎写公开信，反思自己并真诚希望朋友们和他一起过思想关。在整个文艺界对胡风同志（极权社会惯有现象，开始还是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不小心就由同志式的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舒芜应《人民日报》编辑部之邀写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为谈得具体并遵嘱“言之有据”，他在文章里引用了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上的话。由此，胡风写给他的信件被借阅，被借阅的信最终被毛泽东升级成为打击胡风的可以说得过去的“把柄”。毛泽东以此罗织罪名，由“胡风小集团”改为“胡风反党集团”，最终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起为林贤治称说的二十世纪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中，舒芜竟起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舒芜的结局如何呢？在随后对知识界更大规模的迫害凌辱的凯歌声里，他也被打翻在地。
舒芜为什么要交信？虽然他自己一再说是借阅出去的。也许事实确实是由这么一个借阅信件的偶然事件造成的。因为他只是交了信而没有“交代”胡风们的阴谋活动，或捏造事实以取宠，这一切说明他只是想做到纯客观立场，而不加主观判断。因为他只是把信借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至于编辑部的官员背着他把信件送到中宣部、最终送到毛泽东那里，已不是他所能把握了。人们已难以想象那时文艺界官员和毛泽东的权威，由他们指令舒芜对信件进行分类、摘编，舒芜只能奉命而行；后来“胡风分子”们也都奉命交了信，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毛泽东来说，有没有舒芜，胡风都是逃不掉的。但是，舒芜确实给了毛泽东一个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因此不能说他不是在“出卖”朋友，让朋友自己证明自己，因为他在文章里是这样站在朋友的对立面对待朋友的。他追随了朋友的对立面，那么对他过去的朋友是什么态度，对胡风他是告别还是背叛？在胡风给伙伴们的信中，已经在骂舒芜无耻，胡风甚至叫人跟舒芜虚与周旋，早已把他当敌人看待了。在孤独中，在冷漠和敌意里，舒芜如果还想有所作为，还想走出一条生路，他的路几乎是必然的。
何况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舒芜今天也清楚地理解过去（大多数人仍是今是昨非，守今日的自己而痛骂昨天的自己只是一只迷失的羔羊）：今天一提起“毛泽东思想”，似乎就会联想到“主流意识”、“权力意识”什么的，解放初期可不一样，那时提起“毛泽东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它是从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刚刚还是被禁止被迫害的，有一种道德正义的光辉。那是地上的灵，是此岸的彼岸，是现实的理想。这里就是罗马，这里就是曼陀罗，就在这里跳舞吧。即使经历过的人今天也大多忘记了自己曾有那样圣愚的心地，在毛泽东思想面前不可能还有自己的感觉，更不用说还有任何独立见解。而且共产党人铁一般严明的组织纪律、清教徒般的忘我作风、优秀的控制和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大陆的使命都使得人们为之吸引。建立政权初期的共产党人像一个新生的生命一样健壮、自信、朝气蓬勃。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激起了农民的热情，共产主义的革命信仰宗教般地扫荡网罗了知识分子，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的宠儿。空前的团结，近五万万人的团结，所焕发起的向政权和信仰献身的热情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今天以长久遗憾而伤感的心情记住了这一事实，我们也须以同情的理解记住这一事实：我们的民族正是在这一时期从思维上失去了郭沫若、茅盾，失去了费孝通、冯友兰，失去了年轻的舒芜，失去了最富有创造的一群……
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件事。后来人从中读出了深长的意味。人们痛骂舒芜的变节。的确，在胡风集团里，除了舒芜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外，几乎所有的人基本上是“铮铮铁汉”，胡风、路翎、阿垅、绿原、鲁藜、耿庸、牛汉、化铁、彭柏山、芦甸、欧阳庄、贾植芳、胡征、张中晓、罗飞、刘雪苇、方然、曾卓、彭燕郊……他们被毛泽东打倒，投入大牢，全国株连无数（虽然他们仍颂扬毛泽东，认为自己不过受人所冤。是“臣罪当诛兮，皇上圣明”）。
在中国人的视野里，舒芜一生的意义定格于此。他一生的劳作、思考都比不上在胡风事件中的意义。无论他早年引起轰动的《论主观》，还是他此后直至晚年大量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创作，都比不上此刻的“辉煌”。仇恨是可以想见的。无形的复仇对象难以平息受害人心中比天大比海阔的冤枉，具体的有形的舒芜就是受害人可以报复可以在世索债的。复仇的方式之一即是分析舒芜的人格、阴德和自私，他是如何表现了知识分子最可耻的一面的；复仇的方式之二即在公开的场合羞辱舒芜（事发前胡风就已对投靠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营里——在他看来是投靠到周扬一边——充好人的舒芜羞辱过了），复仇的方式之三即是舒芜必须认罪、道歉、忏悔。
但是，舒芜没有如人所愿。他也在复仇，是鲁迅笔下的给看客们失望的复仇者，他以拒绝的方式复仇，如同海德格尔，这位聪明绝顶的思想家以沉默的方式向历史复仇而不屑于具体的人事纠葛，虽然中国文化传统里的私德有亏观念每时每刻都在噬咬着他的神经（他过早地为病苦老苦也许是隐喻或明证）。人们要求舒芜悔改，悔改什么呢？舒芜不可能像胡风身边的作家诗人们一样长久地追随胡风，这位理论修养极高的青年思想家一旦度过其青春写作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同胡风告别，以成就自己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跨过胡风走自己的路。因此对于舒芜来说，他不需向胡风悔改，他需要的只是告别。真要悔改，交代胡风事件中的个人作为，就需要说明许多问题，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而这又是舒芜所不愿为的，因为那只是今天的明星贤达者流玩的把戏。舒芜的沉默又何尝不是对昔日朋友的宽容呢？“事已过去，各奔前程，不要再提”。共产党人面对自己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也经常说，“历史宜粗不宜细”，“丢掉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舒芜的沉默也许是面对无可挽回之事（尤其是交信前的事）较为明智的态度。人们要舒芜悔改主要是基于两点：胡风对了，舒芜错了。这在舒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胡风冤案的铸成并不是信件的问题，而是对信件的解读出了问题。舒芜批判胡风（向朋友告别）也只是把他当作人生的一站（朋友的宗派色彩和理论影响都让他有必要尽快摆脱），他从没有把胡风当作反革命。这都是非常明白的事实。更为重要的，从事后看，无论胡风和舒芜的对错，毛泽东确实错了，舒芜的沉默也许在他自己有一种对生命历程深深的耻辱和恐惧感，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觉，这里既包含着对朋友的失望，又包含着对自己成为政争工具的无奈。他确实没法发言，一说话就要陷于另一种人事纠葛和难堪，受中国旧学熏陶极深的舒芜不可能不忌讳这一点。要求他忏悔的人是在以一种二分法的方式要求他，但舒芜并不认为在他和胡风之间有对错争辩的必要，他有必要对胡风再大加挞伐吗？舒芜的悲剧命运因此铸定。他一方面欲摆脱命运的阴影，一方面为命运所深罩。这使得他晚年的写作只能是回到他早年写作的起点——五四。他没有能像海德格尔那样成就更丰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