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经验和观察，使我们扩充了“常青藤教育”的概念。记得在美国曾有位企业领袖说：“你就是让那些哈佛的新生不上学、随便干点什么，等20年后他们还会比别人成功。关键不在于哈佛教了他们什么，更在于哈佛选了什么样的人。”可见，常青藤的教育并不仅仅在于狭隘的学校教育本身。那些刚刚进常青藤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具有了一些“常青藤素质”。这种素质不必也不能等到进了常青藤盟校后才开始培养，那已经太晚了。常青藤教育要从小开始。这也是本书的标题“一岁就上常青藤”的来历。我们综合了许多常青藤圈子中的经验。这包括常青藤出身的父母、常青藤学生的家长以及我们自己的育子经验。
如果说天下的教育方式都大同小异的话，本书就没有写的必要了。作为被中国的家长调教长大、在北大复旦读了大学，又到耶鲁读书并成为一位美国孩子的父母的人，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常青藤的教育和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多么不同。比如说，中国传统的教育大多从背书开始，现在更有提倡读经的。即使不走这种极端的家长，让孩子背诵“锄禾日当午”“白日依山尽”等等也是家常便饭。与此相关，中国的孩子识字特别早。但在常青藤的教育中则找不到这一套。要知道，“常青藤”最初是上面提到的美国8所名校的体育联盟的名字，这些学校通过这个联盟彼此之间有固定的体育(特别是球类)联赛。也就是说，如果按字面意思讲，“常青藤”讲的是体育。
为什么美国人用一个大学体育联盟的名字来称谓最精英的教育呢？除了偶然形成的习惯外，就是因为体育在西方自古以来就是精英教育的核心，是培养领袖的必修课。体育教给孩子遵守规则的法律意识、和队友合作的“团队精神”、激励和团结全队的领袖才能、必胜的决心和竞争的勇气、正确地面对失败、尊重对手的公正精神等等。这些正是市场经济社会中基本的游戏规则。渗透到儿童教育层面，信奉这种教育原则的托儿所、幼儿园，也是通过游戏来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技能。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在中国一般是让孩子背下来，不管是否理解都能脱口而出。但我女儿在幼儿园里则不是这么训练的：老师鼓励孩子们分享自己的玩具。如果一个男孩子把女儿的玩具抢走，闹得女儿大哭起来，老师就停下来开导那男孩儿：“如果一个更大的孩子抢走你的玩具怎么办？你是不是也会像她这样哭呢？”直到孩子们都懂了这个道理。这样小的孩子，当然不会像常青藤盟校的运动员那样去打橄榄球。但是，在通过游戏来传授社会上的“游戏规则”这一点上，幼儿园的游戏和常青藤的球场还是一样的。这种教育反对的就是死记硬背。西方甚至有的研究把孩子识字早的日本和7岁以前不识字的一个欧洲国家进行对比，发现后者人口中人均诺贝尔奖得主比前者多得多。我在书中还会提及另外一系列研究：过早的死记硬背的教育，虽然使孩子头几年学业上领先于人，但日后则容易厌学，学习成绩一般会落后于那些晚开始的孩子。
女儿的教母还对我们讲起她自己的女儿从小在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受教育的情况：上地理课时，老师不要求孩子们记住各国的地理位置、人口、首都等等信息，而是让孩子们先自己想象一个国家，包括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人口、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外交政策等等，看看这个想象中的国家应该怎么管理，如何在世界上自立。然后老师和同学会据此提出各种问题让这个孩子来回答。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在我们传统的地理考试中肯定考不过中国学生。我虽然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女儿抛开地图完全靠想象力来学地理，但是我更愿意她接受这种激发想象力和思考力的教育。
最近媒体上经常讲美国的新总统奥巴马儿童时期的故事，也颇能说明问题。奥巴马小时候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据说是经常要归根结底地问一个问题：这样是不是公平？如果说他那时有什么“总统相”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总统相”。政治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不就是个公平吗？是他的思考决定了他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他背会了什么书。想想看，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孩子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记住大人告诉自己的事情，很少有讨论，更不用说提问了。我小时候就因为爱提问，被大人视为是调皮捣蛋、缺乏调教。常青藤的教育则正好相反，总要从孩子的问题开始、让孩子自己启动自己的大脑。孩子只有学会挑战大人，长大才可能超过自己的上一辈、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因此，我们在教育女儿时，并非仅仅“传道、授业、解惑”，更要时时告诉她我们都从她身上学到了什么。每次大家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看法，都要细致讨论。如果女儿对了，我们就及时向她致谢，帮助她看到自己这么小小的年纪是如何教育了父母。这样，她从小面对世界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心，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观点并且勇于表达)，相信自己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就是常青藤的教育。这种教育绝不仅仅限于课堂，而是渗透到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从孩子啼哭时是否要抱，到出去购物怎么花钱，几乎无所不包。本书细致地描述了这样的教育原则，希望给中国的父母们在望子成龙时打开新的一扇窗户。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初为人父、护士把刚刚出生的女儿包裹好递到我手里那瞬间说的话：“接好了，这是你未来20年生活的中心！”我把孩子接过来，那柔软的小生命立即热乎乎地偎依在我胸前，让我感到自己开始了第二个人生。应该说，护士的那句话，是我们夫妇接下来这么多年生活的精确写照。我们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慌慌张张、战战兢兢，热切地学习身边一切能够学习的东西，把教育孩子当成是教育自己的过程。希望这本书，能够作为这样的生活的一个证词；希望其他家长能从这些证词中分享到对自己的孩子有益的东西。最后，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庄玮。是她承担了教育女儿的主要使命，并且展示了罕见的教育天才。有许多研究指出，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最大的就是母亲。我虽然写了这本书，但就像写了《孙子兵法》的人未必是个优秀将军一样，我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绝对是个配角，所总结的许多经验，其实也是做母亲的经验。女儿主要还是妈妈抚育的。所以我常对小女说：“你有一位天下最好的母亲！”当然，我更相信，如果这位“天下最好的母亲”日后能亲自为孩子和家长们写一些东西，其贡献肯定要比这本书大得多。
什么是常青藤的教育
一岁就上常青藤
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从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无不希望他或她长大能进常青藤。其实，常青藤教育从自己家里开始，从孩子一岁前后就可以起步。孩子能不能上常青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或她是否接受了常青藤的家教。
什么是常青藤的教育
所谓“常青藤的家教”，就是把常青藤的基本教育原则，落实到父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中。而要弄清楚什么是常青藤的教育，我们需要对美国的常青藤盟校从硬件到软件进行一番简单的分析。以耶鲁为例，目前有5275位学生，分属于12个寄宿学院 ；未来计划扩招600名学生，为此要建两所新的寄宿学院。统合起来计算，一所寄宿学院，大概400人左右。这种寄宿学院，主要功能就是学生宿舍。但这是一种自足的宿舍体系：其建筑是自我封闭式的，出入需要证件；里面除了宿舍外，还有饭厅、图书馆、计算机房、教室、自习室、健身房、演艺厅、教授办公室等等设施。另外，学院的院长和一些教授及其家庭，也在学院里居住。特别是院长的家非常大，必要时能容纳几百人，同时附加院长客房，供访问者使用。其他常青藤盟校，大多采取这种学院制度，只是名称略有出入。比如哈佛就叫“宿舍”。
这一硬件的功能，是为常青藤独特的教育服务的。常青藤视大学为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把一个大学切割成几百人左右的一个个小学院，学院内的师生就能基本做到互相认识、叫得出名字，有利于共同体中的成员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建立个人层面的网络。一个学院，就像一个家庭。最近要求常青藤扩招的呼声很高，但大部分学校都非常谨慎。因为一旦学校人数增加到近万人，就和规模庞大的州立大学很难有所区别。一个学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就会消失在陌生的人海中，常青藤也就失去了精英教育的特征。
常青藤之所以坚持把一个大学几千名本科生分割成寄宿学院这种几百人的“小环境”，主要是因为其教育是面对面对话式的、互动式的，而不是满堂灌式的。要保持这样的教育风格，就必须有家庭式的“小环境”，或者说一个学院就像一个人人都互相认识的小村子，上课则有大量的讨论班。在讨论班中，学生不仅要听讲，还要不停地提问、质疑、辩论。下课回到宿舍，走进饭厅，到处都能碰到熟悉的师友，大家坐而论道，课内课外的界限消失了，学习成了全天候的活动。其实，这样的教育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苏格拉底被称为是人类的导师，甚至有人说自古至今的西方哲学家，都不过是为他的思想作注脚。他的教育方法，就是在雅典街头和行人对话，生活和“课堂”是融为一体的。他常常从提问开始，聆听别人讲述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事务。然后他根据别人的讲解进一步提问，最后让对方答不出来，明白他们对自己所讲的事务其实并无真正的了解。他的名言是：“我一无所知。我唯一比别人多知道的东西，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知识也正是从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诘问中产生的。以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一般比较有独立思想、创造性和分析能力，也比较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常青藤教育的优越性，也正体现在此。
我在本书中所讲的，不过把这样的教育方式推前到童年。这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向孩子问苏格拉底向成人问的问题。但是，你的孩子一出世，你对他或她的教育，就应该体现诱导式、对话式的“常青藤原则”。
不平等的童年
家庭教育是这种常青藤式的，还是满堂灌式的，对孩子的未来影响巨大。最近十几年，美国高等教育日益普及。许多劳动阶层的子弟也纷纷进大学读书，成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但是，他们进大学后，许多人无法适应大学的生活，表现明显不如父母是大学生的中高产阶层子弟，日后的事业也不甚成功。其实，劳动阶层子弟学业表现不佳的现象几十年前就被注意到了。对此，美国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证据，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劳动阶层的家教偏向于权威式，更多地使用体罚和命令，中产阶层的家教则更接近我所谓的“常青藤原则”：讲究说理，在具体环境中善于运用抽象的原则来指导具体的行为。
早在1936年，Melvin Kohn的研究就总结出这两个阶层在教育孩子时不同的价值取向：劳动阶层更注重孩子态度上的恭敬，中产阶层则注意培养孩子内化的行为准则。1983年人类学家Shirley Brice Heath则有更为精细的描述：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一样爱自己的孩子，也同样花时间给孩子读书。但在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中产阶层父母在给孩子读故事时，鼓励孩子问问题，并通过问题帮助孩子探究故事的内在含义。这是典型的讨论班式的常青藤教育。劳动阶层的父母，对孩子则很少提问和解释，而更多地用直接的指令，比如：“别碰那把刀子！”在小学头三年级，劳动阶层的孩子表现还相当不错：他们能完成阅读训练，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很长时间。但是，一旦老师问他们：“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如果你是故事中的孩子，你会怎么做？”这些孩子经常就会耸耸肩，说不知道。中产阶级的孩子面对同样的问题，不仅轻松自如，而且显示了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美国的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几年前深入这两个阶层的家庭进行了实地观察，出版了《不平等的童年》一书，进一步证实了前辈的结论。她发现，劳动阶层的家长对孩子指令比较多：干这个，不能干那个。简单明了，规矩严格。他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般很懂礼貌，行为有一定之规，但习惯于服从，不善争辩。到了中高产阶层的家庭，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家长对孩子要宠得多，对孩子绝不轻易说“不”。孩子如果要干一件家长所不容许的事情，家长会耐心地启发、商量，说服他或她放弃，有时甚至不得不“谈判”从而达成协议。这样，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就非常平等。有时家长为了孩子，不得不自我约束。比如，你不让孩子吃甜食，自己也不能吃，以身作则。否则，孩子会说“为什么你吃不让我吃”，你讲不出理来，就没有理由阻止孩子干他或她想干的事情。也就是说，大人更注重让孩子理解行为背后的准则；而这种准则对任何人都应该适用。
这种平等的关系，使孩子从小就有一种讨论的习惯，培养了他们把具体的事务归纳成抽象原则，或者将抽象原则运用于具体事务的能力，构成了常青藤教育的基础。从三四岁开始，孩子和父母有分歧，大家就开始磋商甚至讨价还价。从表面上看，在这种家庭中父母毫无权威，甚至连买哪个玩具都要和孩子商量后才决定。不过，这样养大的孩子，一般比较自信，敢于为自己的利益去据理力争，习惯于提问题、独立思考、辩论。当然，由于从小不唯父母是听，他们更有所谓“批判性思维”。他们日后上了学，在课堂上也比较出众。毕业就职，更会和各种社会组织打交道。我在耶鲁读书时当助教，主持过一些讨论班。那些学生多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常常不等你讲完就打断你的话，然后又是提问，又是讨论，甚至直接对你进行反驳，主意比谁都大。这样一堂课下来，大家对一个问题从各种角度都进行了讨论，不仅对所学内容消化充分，而且发现了许多新见和老师或者课本疏忽的问题。后来到萨福克大学教书，学生主要是劳动阶层子弟。简直就是换了个天地。这些学生总是你讲什么听什么，很少有人提问。有的人一说话人就慌，连个简单的句子都讲不完整。有一次学生考试一塌糊涂，我在课堂上问他们：“你们都懂了吗？”底下一片沉默。于是我又说：“你们如果都懂了，就不应该在考试中出那么多错误。如果不懂，就应该提问。”底下还是一片沉默。后来我干脆问一个学生问题。他答不上来。我问他懂了吗，他只好说不懂。我再追问：“既然不懂，为什么不问？”他傻傻地看着我，满脸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