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个体户们没有资源优势，本钱都是借的，做生意优先考虑的是资产周转速度要快，可没闲钱搁仓库里慢慢卖，所以无论卖什么，首先得有人要，要好销才行。于是如特色瓜子、冷饮，如香港武打录像片，还有曾经火得很的墨镜、领带、喇叭裤等；总之是不断从广州等流行趋势先进的地方往内地搬。长途贩运是自古商家的看家利器，值刚刚改革开放政经文化均巨变的历史时期，自然屡试不爽。漫说那个年代，至今全国各地的特色服装、小商品市场里的生意形态，也大都是从广州、义乌等特色产地进货再加价销售的套路。
国营企业既然彻底无视这个市场需求，个体户自然指哪打哪，攻无不克了。但是，这种粗放的充满投机色彩的经营思路，也给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90年代以后，个体户的数量还在继续激增，主要是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国家的政策法规日益明朗地支持私营经济，相当多的地方建设了专门的指导部门促进个人创业；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整体大调整的过程中，富裕劳动力更超过了70年代末的水平，90年代中期的国企大规模转型中至少创造出来超过5000万的下岗工人，而城市化进程更让数千万农村青壮劳力涌入了城市，在早期成功创业者的财富效应下，加入资金门槛低、技术含量低下的个体户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思路。
但是，这个数量的激增却没有带来质量上的飞跃。个体户中的翘楚们纷纷转型开公司建工厂，成为“企业家”，甚至很多人忌讳媒体再提起他们的这段个体户经历。而新加入个体户行列的人们则依旧沿用着过去那种粗放的经营模式。
他们普遍存在缺乏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知识的缺陷，这就造成了创业者抗风险能力很弱的问题。要知道，此时个体户们的竞争对手可不比80年代了，一些转型为承包制的国企也开始努力发掘市场，更厉害的竞争对手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类私营管理方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相比散兵游勇的个体户们，这些对手资金实力雄厚，人才和知识储备丰富，而且他们也同样秉持“船小好掉头”的经营理念，自然大大压缩了个体户们的赢利空间。
在这种内外因交织作用下，个体户经济虽然因为惯性还在持续增长，增速和质量却已经放缓，终于在新世纪到来时积累成了一个拐点。
2000年以后，中国成功加入WTO，开放程度急速增加，同时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经历巨大变革后成为经济的内生动力，这些变化都对个体户模式的经营产生了剧烈影响。很多行业，因为内外资的进入，门槛都提高了数个能级，比如“傻子瓜子”所处的食品零售业，现在都是大工厂生产、大卖场经销，货款周转、物流配送都形成了完整的链条，还有很多资本大鳄随时准备收购产能和品牌，年广九今天来创业，机会显然很渺茫了。李晓华早期经营过的那几个行业也都如是。那种靠抓个市场空白点就发财的例子，今天已经很稀有了。
雪上加霜的是，如今信息技术普及，很多农村都组织网络直销蔬菜瓜果了，换句话说，现在还可能有那种广州买台冷饮机拿到北戴河就风靡了数万人的好事吗？就算有，今天李晓华拿去赚钱了，晚上就有人“谷歌”、“百度”或者“淘宝”一下，三天后，上百台机器就从全国各地登陆北戴河了，管叫他那4万块钱的本都赔进去了。在一个“跟风者”和“套利者”对一切虎视眈眈着的时代，暴富机会绝不会满地都是了。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个体户给中国经济的转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从人数和广度来说也是经济体中最大的部分之一，可是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始终堪忧。
长期以来，个体户的一大生存困境是“没有社会低位”。报纸网络谈起这个群体，多半是与乱设摊、破坏环境和治安，以及假冒伪劣等相联系。对于个体户而言，理想的创业环境从来就不是天赐，在个体户权益与掌控行政权力的部门利益的博弈中，利益的分配意味着双方力量的对峙。
社会低位的低下，决定了这个群体能占据的社会资源极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法和罚款太严厉苛刻。近年来屡屡出现的“城管冲突”新闻，“城管”的执法对象是谁？基本都是个体户，某些地方出现乱执法、重复执法、交叉执法的现象。二是个体户税费负担沉重。在国内很多中小企业主历经坎坷自主创业，但在经营过程中仍要面对的是33%的所得税、17%的增值税、5.5%的营业税和各种附加税，以及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年检费和卫生管理费等等。“1/3的税，2/3的费”，个体创业的成本大大增加，如此之重的税费怎能不让个体工商户望而却步。三是个体户几乎没有任何机会享受开发区、中小企业融资等优惠政策，进入21世纪以后，大城市里房价带着房租一起飞涨，做小生意者又无法或者地方补贴，也没什么可能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生存极难，更谈不上发展壮大。
沙砾可以推开顽固的大门，可以无形地改变世界，但属于沙子的年代终究会过去；当个体户们以没有规则的大潮把中国经济和社会扭了个个儿后，这片舞台开始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新规则。而在新规则下，必然是石头、山丘、森林和湖泊的天下，接下来，就轮到一个硬得象石头一样的群体登场了。
[6]引子
乡镇企业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称号，也是一个现象。
全世界任何主流的企业管理教课书，都不会按照城乡差别来划分企业类型，而且在“乡镇企业”这个大锅里炖着各式各样的肉，轻、重工业，食品加工业，服务业，甚至有医药、IT等高科技行业，按所有制形式划分，也是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它们共同的特征仅仅是生存在农村土壤中。
和个体户一样，乡镇企业也是历史悠久，粗糙而顽强。
1959年，乡镇企业的前身“社办工业”诞生，并且是1959年2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命名的，毛热情洋溢地称赞它“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这个“社队企业”即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就是乡镇企业的前身――此时，它的所有制形式还仅限于集体所有制。
1984年，“乡镇企业”的名字正式出现在国家的大小文件中。当时，乡镇企业名称虽新，其实已经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高潮，全国有160多万家，劳动力超过4000万人。而且，在那个赋予“乡镇企业”名字的1984年中央4号文件中，把乡镇企业的所有制内容扩大为，包括乡镇办、村（村民小组）办、联户（合伙）办、户（个体私营）办四个轮子。
万里副总理当时说，社队都改成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了，还是改名为乡镇企业好，将来农民办企业可能得办到乡镇，这也预示着小城镇的发展。
和个体户最大的不同在于，个体户们苦苦经营却始终是一盘散沙，即使偶尔聚集成沙丘，终究缺乏稳定坚固的底盘；乡镇企业完全不同，它们的创办、发展都是牢牢建筑在本乡本土的资源、土地、人脉上，抓地力极强，这种基础使得乡镇企业更象一块块石头，甚至是聚石为山，坚硬无比。
从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上看，它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空前巨大，贯穿着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但那些“老运动员”们却能历久弥新不断壮大。
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当然非鲁冠球莫属。
[7]常青
1986年，在“乡镇企业”被正式命名的两年后，《人民日报》在3月份刊登了一篇人物通讯：《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一个“泥腿子”被放在政治重要性全国第一的报纸上大肆宣扬，显然有着很强烈的示范意义。
那篇《人民日报》文章前还加了“编者按”，里头这样评价鲁冠球：鲁冠球同志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所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的政策。他讲求实际，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有理想，把创业目标、实现四化同共产主义理想，即走社会主义道路紧密 联系起来，时刻不忘为共产主义忘我劳动。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就在脚下”。
从字里行间看，国际对鲁冠球所代表的乡镇企业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有一丝迷惑的。
在刚过去的1985年，鲁冠球率领的万向节厂的产品产量、质量、品种、全员劳动生产率、资金利润率、资金税利率和万元固定资产产值，这七个重要经济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都 是第一名。而且这已经是“二连冠”了。
《人民日报》记者描述到：“他们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在这个乡镇企业后面追赶的，全是城里的或国营的工厂。”
如果说个体户仅仅是占领了国有企业不屑或不愿做的市场空白点，属于“就业补充”，万向节厂就不一样了，它是扎扎实实地“灭”了一大堆国企同行，能不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层面上的震动吗？
鲁冠球，1945年1月生于浙江省萧山市宁围镇，有天堂之称的杭州仅一江之隔。有意思的是，日后他事业兴旺，杭州多次提出邀请他把企业总部搬过去，鲁总是敬谢不敏，理由是：我们农民企业家，离开了农村不行。
鲁冠球的父亲在上海一家医药工厂工作，工资收入微薄，他和母亲在贫苦的乡村，日子过得很艰难。初中毕业，经人帮忙，鲁冠球被介绍到萧山县铁业社当了个打铁的小学徒。
3年的铁业社学徒生活使鲁冠球对机械农具非常熟悉，也使他对机械设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当时宁围乡的农民要走上七八里地到集镇上磨米面，很不方便。鲁冠球想，如果在本村办一个米面加工厂，一定很受大家欢迎，而且可赚些钱。亲友们得知鲁冠球的这一想法后，都很支持，纷纷回家翻箱倒柜，勒紧裤腰带凑了3000元，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
然而，那样一个年代是禁止私人经营的，鲁冠球的米面加工厂被迫关闭。没过多久，鲁冠球又钻了“停产闹革命”的空子，在铁锹、镰刀都买不到，自行车也没有地方修的年月，收了5个合伙的徒弟，挂了大队农机修配组的牌子，在童家塘小镇上开了个铁匠铺，为附近的村民打铁锹、镰刀，修自行车，生意越做越红火。
1969年，宁围公社的领导找到了鲁冠球，要他带着他的伙伴，去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这个所谓的农机修配厂其实只是一个只有84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子。鲁冠球变卖了全部家当和自己准备盖房的材料，把所有资金投到了厂里，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这个工厂的命运上。
中国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和鲁冠球他们都有共同之处：一位在农村被公认有技术、有胆量和生意头脑的人，被委任掌管村里的支柱（甚至就是唯一）的小工厂。在当时，社会上几乎所有创业者都一无资金、二无人才、三无管理经验的情况下，最初的原始积累必须从一笔政府或社会资源的无偿借贷开始。
个体户们靠的是向亲戚朋友借钱，农村、小城镇则两条腿走路，一些人也靠亲朋借贷或集资，如刘永好兄弟、如温台地区流行的地下金融，另一些人就如鲁冠球一样，靠的是产权不明的村镇＋个人合办企业的模式。相比而言，乡镇企业有一定的融资优势，因为企业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代表，又有村委会等党政机关变相担保，在市场经济初期，具有天然的“个人信用”。
鲁冠球接手的时候，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生产的万向节产品大量积压，没有销路，工厂有半年不能按时给职工发工资了。1971年，鲁冠球带头搞了“计件工资制”，成为全国最早改革分配制度的企业之一。此外，他还组织30多名业务骨干，兵分几路探听汽车万向节的生产销售情况，周旋于各地汽车零配件公司之间，为产品找销路。生存压力逼人奋进！
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在山东胶南县召开！得到这个消息，鲁冠球租了两辆汽车，带了销售科长，满载“钱潮牌”万向节产品直奔胶南。因为是乡镇企业，根本进不了场洽谈业务。鲁冠球决定：就在场外摆地摊。
我是农民我怕谁？
他与供销科长就把带去的万向节，用塑料布摊开，摆满一地，一连3天。那些进进出出的财大气粗的汽车客商，连眼也不斜一下。鲁冠球想着如何吸引顾客就派出几人到里面订货会上探个究竟。一打听，原来买方与卖方正在价格上“咬”着，谁也不肯让步。这时鲁冠球就测算着：“假若自己的产品降价20%，也还有薄利。好！那我们降价。”说着就马上要供销员贴出降价广告。这一下摊前顾客就蜂拥而至了。晚上，他们回旅社一统计，订出210万元。
1979年，就在年广九们因为“雇工人数”问题被纠缠追问的同时，身在农村的乡镇企业们也有自己的烦恼，那就是，如何杀进国营企业垄断经营的领域？
当年正是全国企业整顿时期，钢材价格连攀新高，而且宁围厂不是计划内的国营企业，拿不到便宜的平价钢材，生产成本比国营厂高得多。
更艰难的挑战是，机械工业部要在全国50多 个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中选择三个最好的，作为国家定点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乡镇企业不归中央有关部门管，鲁冠球所在的工厂连整顿企业的文件也拿不到。拿不到定点，就意味着宁围万向节厂只能一直靠“摆摊叫卖”为生，连跟国营工厂竞争的资格都不具备。
鲁冠球简直“无所不用其极”。由于他们没有考试资格，连考题都拿不到，他就悄悄“搞定”一家国营工厂，把那个整顿企业用的条例弄到了手，来了个“考场”外面答考题。